浅论“澶渊之盟”的决策人物之一毕士安

“澶渊之盟”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当前史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不必强求一致。在这次事件中寇准的历史作用,已多有评述,而对毕士安的作用却鲜为人知。从订盟前后的实际步骤与最后结局上看,毕士安的意见竟占主导地位。不弄清这一点,澶渊之盟的许多历史真相难以揭示,具体人物的是非功过也难以正确评价。为使这一问题得以深入研究,故不揣冒昧,把初学心得写出,以求教于方家。 毕士安(938—1054)本名士元,字舜举,乾德中进士,历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景德元年(1004年)为参知政事。当时,宰相李沆卒,真宗正在选择新相,意属毕士安,并     

关于“澶渊之盟”的几个问题

公元1004年9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率大兵自幽州(北京)大举南下,进攻宋朝,兵锋直抵澶州(河南濮阳)城下。11月,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襄助下,亲临澶州抵御。12月,辽、宋两国停战议和,辽奉宋为兄,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如何评价这次战争,史学界尚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澶渊之盟”对宋来说,是一次     

宋朝信武殿所在地辨——兼与陈子彬、齐敬之先生商榷

《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苏颂《前使辽诗》的一首。陈子彬注文说,潭州是今日之长沙,汉朝功臣靳歙庙是信武殿。但是辽国是宋朝北部邻邦,北宋使臣赴辽不可能经过潭州,更不可能去朝拜那里的靳歙庙。这与常理有违。并且,按照习惯,靳歙庙应该建在江陵,即今日之荆州,潭州就没有靳歙庙,更不会有信武殿。另从《宋朝事实》《宋会要辑稿》《开州志》等历史文献及原诗内容分析,《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一首对"澶渊之盟"的颂歌,而"澶渊之盟"就签订于澶州。信武殿是宋仁宗于皇祐五年(1053年),为纪念其父真宗在景德元年(1004年)御驾亲征到澶州,战胜契丹,与之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功绩,下诏建立于澶州的。因此,原诗题名中潭州实为澶州之误。     

谈“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的订立,迄今已近1000年,以往不少学者论及这一历史性事件,①笔者就这一历史事件,谈点个人的看法。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辽檀渊订盟后,“二方既定,中外略安”,②真宗因寇准有社稷功,“待准甚厚”,就连寇准退朝,真宗也“月送之”。③可见,真宗为澶渊订盟而心满意足。初战之时,大敌当前,北宋朝野惊慌失措,京都开封危在旦夕,王钦若密奏真宗迁都,遭到寇准的痛斥,对寇准怀恨在心。战后王钦若便向真宗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何耻如之！”“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④显然,这是王钦若为报复与深嫉寇准的谗佞之言,后代的史学家多数接受了这种“屈辱说”。进步的史学家则从订盟后出现的“南北弭     

“溜须”和“拍马”的由来

宋真宗赵恒信道教。当时有个大臣叫丁渭,为讨得真宗的欢心,大建道观,进献道观,进献奇贵物品,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被升任为副宰相。有一次,宰相寇准与丁渭一起在朝房用饭,丁渭看到寇准胡须上粘了一些饭粒,便亲自上去     

宋真宗和辽国策平议

近千年前宋辽“澶渊之盟”,是有积极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宋真宗赵恒利用“澶渊之役”,抓住了由“战辽”倒“和辽”的转折点,实现了“和辽”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宋辽双方形成共存双和的局面达百年之久,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汉蕃和好”的佳话。宋辽双方都为此作出了妥协和让步,都是“屈而不辱”。赵恒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其各项举措大致不错,尚不失为有识有谋有为的君主。     

涤耻封禅与北宋道教的兴盛

涤耻封禅与北宋道教的兴盛汤其领宋代是我国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早在北宋初年，赵匡胤、赵光义就十分推宠道教，与道士陈搏过往甚密。宋真宗即位后，为了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采纳道士王铁若的建议，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在全国掀起拜神、造神运动，时道观大兴，道众剧增...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职权大增 ,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 ,三省制初步形成 ,经隋朝的发展 ,在唐初走向了成熟。经五代十国至北宋 ,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明初废丞相 ,不久设内阁辅政。明清内阁有名无实。宰相制度演变具有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不断压抑相权以加强皇权、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分权后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的特点。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在于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 ;客观环境的变化     

十世纪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

辽代武装力量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军事史领域中一块需要大力开拓的园地.公元一00四年,辽宋两王朝在延续多年的武装对峙和冲突之后,订立了著名的“澶渊之盟”,促成这个和约的主要因素是辽宋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从此,辽王朝停止了对关内汉族区域的军事进攻,与宋王朝和平相处愈百年.“澶渊之盟”前的百年中,契丹族统治集团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采取以进攻为主的军事行动,进行民族征服与领土扩张,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本文谨对这一百年间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一些探讨.     

孙吴君权与相权关系研究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从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政体起,一直贯穿于整个君主社会。本文从探讨孙吴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入手,揭示孙吴统治结构的演变过程,从而更深入地认识封建专制政治中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 孙吴政治舞台上必须有丞相一职(参见拙文《论孙吴丞相制度》,《重庆师院学报》1990年第二期)。在整个孙吴历史中,相权和君权之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并呈现     

北宋中书检正官考论

中书检正官一职仅见于宋代,在北宋神宗朝变法期间活跃于政治舞台。其设立初衷是任用士人为宰相僚属,以朝官兼任。中书检正官之职由于初创,其事务和权限范围模糊,所涉广泛,在变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书检正官人员选用权控制在宰相手中,中书检正官权力的行使是相权的延伸,符合变革期间权力集中,制度灵活的需要。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宰相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机构和名称因朝代的不同而不同。古代宰相制度演变有以下特征:宰相职位的非世袭性;宰相之权的非独占性;宰相机构和名称的非固定性;宰相参与决策,以辅佐天子为己任;宰辅制度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皇权进行等。我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一是由于皇权与相权之争;二是由于在新形势下,为了提高统治效益及质量,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得不对宰相制度做出一些改革。     

对《重评“澶渊之盟”》有关史实的两点意见

公元1005年的“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统治集团在激烈争夺之后达成的停战和议。这一和议是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民族研究》1981年第二期发表了金石同志的文章,题目是《重评“澶渊之盟”》,对这一和议进行了新的评价,读后获益良多,颇受启发,但文中史实的引用颇有商榷之处。现略陈就教。     

“澶渊之盟”对北宋经济增量的影响

澶渊之盟是宋辽在大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所达成的盟约。盟约的签订使双方都达成了各自的战略目的,是一份宋辽都比较满意的协定。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得宋朝节约了大量用于北方边患的军费。由于盟约,在双方边境贸易的过程中,宋朝居于主动地位,又可以大量获利。合约签订带来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局面,这一和平环境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增量,更是不可估量。     

论真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代科举制度之最为重大的变革,就是彻底贯彻科场公平公正原则.这些重大变革,肇始于太宗朝,完成于真宗朝.首先,真宗朝省试年份依然变化不定,承继了太宗朝无规律的做法,大致向三年一科考制度过渡.真宗朝每次科举取士数虽然起伏不定,大致保持与太宗朝相当的水准.保障科场公平公正的重大举措,都是在真宗朝定型,一共有三项:弥封,誊录,编排.此外,还推出多项防止科举作弊的措施,与上述重大举措相辅相成.同时,宋人科举制度之变革,真宗朝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了,朝廷前后颁布了《考试进士程式》《礼部贡院条制》等规章制度.真宗朝大体上清除了科场盛行的舞弊作风,科举制度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意义至此才真正得以彰显.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契丹辽朝汉臣行述与政事变迁

契丹辽朝汉臣和契丹统治者在不断互动中逐渐磨合,共同构筑契丹辽朝的政治格局.太祖、太宗两朝,契丹统治者对汉臣实用主义的使用策略,使汉臣不能有效影响契丹辽朝的政治走向.但以韩德让出籍立帐为标志,汉臣通过文治武功的卓越表现,在与契丹贵族的合作中,以儒家化的政治原则为澶渊之盟后国家的内敛整合定下基调.汉臣群体坚持儒家化方向,无论在理论阐释上,还是具体行政作为上,都为契丹辽朝政治作出积极贡献.     

“澶渊之盟”与“绍兴和议”比较研究

＂澶渊之盟＂与＂绍兴和议＂分别是北宋与辽朝、南宋与金朝签订的和约。笔者主要通过两个和约的签订背景、内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阐述一下自己对两个和约的评价问题。我们可以得出,＂澶渊之盟＂是宋辽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其＂屈己讲和＂的思想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宜完全肯定。＂绍兴和议＂也是有积极作用的,不宜完全否定。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王旦公心報能简

王旦（公元957-1017）字子明，今山东莘县人，宋真宗时宰相。他“遵法守度，慎所变更，善于论奏，言简意顺”，朝廷研讨军国决策意见不一致时，王旦“一言以定”。曾拒绝契丹、西夏钱粮之请，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因此深受宋真宗的敬重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