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裁厘述论

厘金是清朝统治者为镇压农民起义而抽征的工商附加捐费。厘金为害之烈成为近代最大的祸患之一。1931年南京政府成功地裁撤了厘金,使中国税制走上了正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没有达到真正振兴中国民族经济的目的。     

晚清浙江茶叶市场与厘金征收

太平天国战后,浙江茶叶市场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张的过程。与此同时,对于茶叶厘金的征收也有了一系列特殊安排,使厘卡的设置和征收职责尽可能与其产地和流通路线相一致。虽然征收效率差强人意,但这种细化的制度安排仍然为我们再现近代地方商品市场的结构和扩张提供了清晰素材。不仅如此,厘金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已通过商人的利害选择而间接影响到了商路的变迁和区域贸易的兴衰,从而内化为地方商品市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清上海的厘金制度与地方社会——以咸丰朝为背景

上海厘金为江苏厘金中的大宗收数。咸丰年间,上海的厘金制度经历了从创办到规模扩张,从而奠定了其重要地位。厘金制度在上海得以起源与扩张,又与地方社会的各方利益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官府、华商与洋商各方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与上海厘金制度的演变往往交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上海早期厘金史的丰富画卷。     

地方分权制在近代中国的植入与重构

通过对近代中国地方制度从西方植入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传统“大一统”文化的作用下,这项制度的本土化过程背后,发生了价值内涵和制度内容的“中国化”重构.在对这种重构的文化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这段历史:虽然近代中国有过地方均权等中国式地方分权制的探索,但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仍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权力体制,地方分权只成为具文.反思历史是为了指导当下和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方制度建设,剖析“大一统”文化传统对地方分权制度进行重构的机制和过程,是揭示当代中国地方制度改革中关键突破点的前提.     

法国“二等贵族”概念的提出及其学术意义

20世纪7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康斯坦（Jean—MarieConstant）提出了“二等贵族”的新概念,指出在法国社会除王侯、公爵等大贵族外,还有许多处于省区乡村的中下层贵族,他们才是地方的真正领导者,对近代法国国家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二等贵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支持和赞同。“二等贵族”概念为法国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使以往被忽视的中下层贵族成为关注的热点,也为探讨中央王权与地方势力之间复杂的权力斗争理出了一条重要线索;同时,在贵族区域性研究的基础上,为学术界关于近代法国贵族的研究提供了分层探讨的模式,使之更为细化深入。     

试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几个财税政策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中,1936年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建设搞得最好的一年。追溯 其原因,当与二三十年代该政府采取的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实行统税,保护国货,实行法币改革 等革旧布新的财税金融政策,有着重要的联系。     

适应市场经济 改革财税体制

财税体制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关系到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能否确立。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现行财税体制,建立什么样的新型财税体制呢?本文从现行财税体制状况出发,通过分析财税改革应把握的三个关键:建立合理的税制、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得     

传记背后的历史——《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读后

摆在眼前的是一部厚重的关于中国近代化学发展史的力作——《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张培富著,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以下简称《史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学术研究逐步深入,但从学科发展史视角进行的“中观层面”的系统性研究仍显薄弱。《史考》从“近代留学生”角度开展“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研究就更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对丰富和推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派的"裁厘加税"思想

厘金是晚清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特定背景下抽征的工商附加捐费 ,直到 1931年才最终裁撤 ,在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早期改良派认为厘金的创设固然有其“合理性” ,但同时对厘金的各种严重弊端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驳 ,主张废除厘金。为清廷的财政考虑 ,早期改良派也论述了废厘后的财政转换和补偿的方式与途径 ,其中将裁撤厘金与加增关税相关联的思想最为科学 ,但清廷并未完成“裁厘加税”的历史任务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欧洲近代民主

本文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视角,阐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对欧洲近代民主的影响。尽管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但其中“重民”、“德治”、“吏制”以及“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对于17—18世纪欧洲一大批启蒙学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们开创近代民主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贡献。     

晚清山西厘金起源及发展探析

厘金肇始于咸丰三年(1853年),原本是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筹措军费而加征的一项临时性税收,因颇具成效,咨义推广行于全国。到同治元年(1862年),厘金已由最初一种地方劝商捐助“经费”的临时筹款方式,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具有商税性质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直到1931年才被南京国民政府裁撤。本文选取山西厘金作为考察对象,并对其创制背景、原因以及推广过程进行初探,以期弥补区域厘金史研究的不足。     

治国理政、财税改革与法治图景——中国语境下财税法律制度之建构

执政党报告提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的重要命题。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着眼点,被认为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最重要的试金石。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财税法律制度得以基本建构,财政民主理念、税收法定主义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概念谱系得以确立并渐进完善,但在岁入课税、预算支出与财政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控权理念、财税均衡主义和精细化绩效预算原则等规范图景会日渐清晰,并将成为新时期财税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引领中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治国理政、财税改革与法治图景———中国语境下财税法律制度之建构简

执政党报告提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的重要命题。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着眼点,被认为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最重要的试金石。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财税法律制度得以基本建构,财政民主理念、税收法定主义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概念谱系得以确立并渐进完善,但在岁入课税、预算支出与财政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控权理念、财税均衡主义和精细化绩效预算原则等规范图景会日渐清晰,并将成为新时期财税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引领中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黎庶昌“使外文学”作品的新因素及其对中国近代散文发展的意义

黎庶昌是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作家,也是晚清最早常驻欧洲的外交官之一。黎庶昌以东西方异质文化为主要文学书写对象的“使外文学”作品,为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其散文鲜明的学者化写作风格,成为20世纪“文化散文”的近代滥觞。因此,黎庶昌的“使外文学”对于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19世纪西方地理学译著与中国地理学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

空间知识的拓展在传统思想近代转换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世纪西方地理学译著给近代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地理学知识,形成了新思想的“地理大发现”。地理学译著活动对于地理学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督教与科学

科学传教与学术辅教,是基督教在近代社会进步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的传教布道方式。这不仅已是欧美各国基督教所努力发展的途径,而且也是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所积极推行的方法。十九世纪在基督教史上被赞为“伟太世纪”和“新教世纪”;而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它又被誉为“科学世纪”。正是这个宗教与科学均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时代,给近代入华传教士(主要是新教)提供了文化思想土壤与社会活动背景,使其在西学东渐文化传播过程中独占鳖头,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起到刺激与推动的重要历     

薛仙舟与《中国合作化方案》

薛仙舟起草的《中国合作化方案》是中国近代合作运动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他企图借助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合作共和国”,以实现三民主义。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没有按照该方案开展合作运动,但它对20世纪中国合作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它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是近代中国乌托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     

我国“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政府层级精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对当前我国＂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的对策。     

中原经济区财税体制法治化探究

在中原经济区框架内,财税体制的不完善还很明显。从财政和税收的实有权限、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多变和“财税特区”的缺失来看,完善财税体制十分必要。同时,地方立法的特性又保证了财税体制法治化的可行性。从财税体制的宏观立法到财政转移支付的微观立法,再到某些“财税法律特区”的构建,中原经济区财税体制的法治化会逐步走向完备。     

简论近代“新民思潮”的逻辑发展

近代新民思潮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前后“改造国民性运动”必然组成部分。它是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随着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亡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深入发展的。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这一思潮兴起并不断深入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但救亡的迫切任务又反过来阻碍这一思潮的深入发展，救亡的要求成为制约着近代新民思潮发展的逻辑线索。因此，其艰难的历程既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留下了必须完成的课题，又为我们今天的国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