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华,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套完整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思想。韩非的法治思想重法治,弃德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则强调德法相济。当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研究韩非法治思想的局限性,主要是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规律和法治道路。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先秦法家到近代新法家：国家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从先秦法家到近代新法家,国家主义构成了两个时期法家思想的重要主题。先秦法家并没有创建专门的国家主义学说,但通过对先秦法家具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思想予以萃取、整合,可以概括出法家的国家主义观;而通过对近代新法家尤其其代表人物的国家主义观点予以梳理、拣选,则能够总结出新法家以 “国家主义”命名的系统理论。在对新旧法家国家主义思想予以反思批判的基础上,提炼出可以明显助益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要素。     

西宪理论与法家学说基本论点之辨析

西方宪政理论将法治、分权与制衡以及人权保障等原则奉为圭臬，并以法治、权力分制为治道，以人权保障为政治之目的。而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法”、“术”、“势”，并以“法”、“术”为手段，以加强君主之“势”为目的。二者分别把民主宪政理论和君主专制理论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并且在历史上都曾以其理论创新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论韩非的法治思想与伦理观

论韩非的法治思想与伦理观余光贵韩非在继承和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韩非同时又是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因此在他的法治思想中，是否也继承有儒家思想？他的法治思想，是否与传统的...     

简论法家伦理对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此,法家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反对儒家的"礼治"。虽然法家伦理与现代法治精神有本质的区别,但其强调法律的平等性、公开性等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借鉴意义,是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     

著作·体式·风格——漫论先秦法家之文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坚持历史进化观、力主改革的进步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云:“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理官,就是法官。法家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春秋初期的齐相管仲主张“以法治国”,嗣后,郑之子产、晋之范宣子均立法以治,魏李悝大倡法治,韩申不害“明法”重“术”,慎到“尚法”而讲“势”,秦商鞅变法而国大治。管、李、申、商诸人史称前期法家。战国末期之韩非子,“观往者得失之度”,集先秦法家之大成,史称后期法家。反映上述法家人物思想及其斗争风采的法家著作,是我国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研究先秦法家著作的现状及其体式、风格,对我们了解这朵开放在先秦诸子散文苑囿里的奇葩,无疑是有益的。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论孟子民本思想的内涵与仁政学说的本质

论孟子民本思想的内涵与仁政学说的本质杜建民，胡炳林仁政王道学说是孟子政治理论体系的核心，而这一学说的思想基础，则是先秦儒家代相承传和弘扬的民本思想．对于国家、君主和人民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对地位，法家宣扬君主至上的君本位主义，鼓吹“权者君之所独制”...     

从商鞅之“法”到韩非之“术”

先秦法家从商鞅到韩非经历了从重"法"到重"术"的转变。这个转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体现了先秦法家思想发展的思想史脉络,并对以后法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论韩非的人治思想

从韩非关于法的产生(君主个人立法)、运行过程(君主逍遥法外)和法治的目的(巩固君主个人权力)来看,他的“法治”论就是君主个人独裁专制论,是地道的人治思想;势,作为权力,在推行政令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势本身并不是法,不化成法令条文、且又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正好是法治的对立物;韩非的“势”就是法治的这种对立物;韩非以权谋诡诈为中心的“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没有任何规矩尺度可以范围,所以它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牴牾。因此,从整体看,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其重心仍是一种人治思想。加之以孔孟为首的儒家学派也是以人治思想为主(与法家人治思想有所不同),达就是中国缺乏法治传统的思想根源。     

试论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

在西方,最早对法治作出较系统理论阐述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法治最早是由先秦法家提出,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法治作为一种“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既与人治相对立,也不同于法制。法治思想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律的主导性思想是精髓;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是保障;普及法制教育思想是基础。     

法家法治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后果与启示

法家的法治主义既体现出变法革新的有为主义一面,同时也倡导法治下的无为而治。然而,法家之法并不包含对君主国家的限制性内容,法家之无为也仅仅是出于君主专制便利的考虑。如此一来,在实践上法家法治下的无为而治就注定会成为君主专制的刑罚工具。法家法治主义的失败警示我们,将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使其在有为与无为之间保持相对平衡,是当前“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加以注意的一项内容。     

对《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的几点质疑

韩非是中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创立的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准备。对后世影响深远。借鉴吸收韩非法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一种新解读：论法家学说的政治视角与法治视角

法家学说是一种古典形态的政治思想体系,法治思想是其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与法治分属不同场域,并非以任何一端覆盖另外一端的关系。法治不及以及法治脆弱之处,便是政治活跃的地方;法治主常,政治主变。法家学说明确区分了以"君"的"术""势"为核心的政治与以"法"为核心的法治,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关系。法家并不寻求以法治完全约束君权,但始终强调君权不得干预法治之公正落实。政治之隐蔽与诡诈,同时伴随着法治之公正与光明,构成人类政治的黑白两面,缺一不可。这不是某种伦理立场或道德倾向所能改变的,这是人类政治的宿命。法家企图通过新君主来缔造法治理想国的理论设想,无法实现。他们的悲剧命运带有历史必然性。     

“无为”与“有为”的平衡——法家法治思想之当代启示

法家主张锐意革新、厉行变法的"有为"而治。其实,在治国方略上,法家也有其"无为"的一面。但是,法家所制定的法律并没有对君主有任何约束性的内容,法家的"无为"也只是服务于君主专制和独裁的需要。因此,在实践中法家所倡导的"无为"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君主专制和独裁的工具。法家法治思想及其实践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应将国家权力置于法律之下并受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应在立法上明确国家无为与有为的界限,在"无为"与"有为"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     

论韩非的思想成就及其局限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的思想学说,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其思想主要渊源是对前期法家的继承,是战国末期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也适当采择各家学说而加以引申或改造,为自己阐述法治理论所用。韩非的思想也确曾服务过他所处的时代,为秦的统一做出贡献,但他的思想学说,即使是那些属于精华的部分,也都烙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记。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