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信史”的文学——重读《范爱农》

重读《范爱农》是为了重新认识有计划的个人史写作,如何处理作为背景或事件的社会政治史。“信史”这一晚清至民国重要的学术思想问题深深扭结在鲁迅文学作品中,《范爱农》所呈现的记忆与遗忘、纪实与虚构是鲁迅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回应。《范爱农》内容涉及范爱农的个人史、辛亥革命史实以及晚清革命会党光复会的历史。其中,对历史背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中如何择取和改写,体现了鲁迅对历史的价值提炼和认识历史的方法。重读《范爱农》不仅为了呈现文本的丰富性,而且是对深嵌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自身包含着复杂张力的鲁迅文学的一次回溯与再认。     

鲁迅的命运自审与抗命运观照——自传视野下的《范爱农》

自传主题表达的是与人格相关的个人历史,《范爱农》的悼亡主题下就隐藏着自传主题。从《哀范君三章》(1912)到《范爱农》(1926)的诗学转换暗示了鲁迅以自我表达为重心的写作动机,《范爱农》与《狗·猫·鼠》《尼采自传》的结构呼应则显示了鲁迅以自我命运与性格的自传性写作动机,厦门的写作语境则显示了以“坟”为核心意象的包含着死亡与新生的吊诡心理机制,而《范爱农》在“真实与诗”之间的互动显明了“性格即命运”的自传主题。围绕《范爱农》文本及其周边的考察,揭示了鲁迅将它作为《朝花夕拾》终篇的核心意图——思考性格、命运、抗命运等自传性问题。     

鲁迅悼范爱农诗考释

鲁迅悼范爱农诗考释李绍华，魏正书１９２６年１１月，鲁迅为追怀故友范爱农曾写过一篇回忆性散文《范爱农》。文中写道：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     

关于鲁迅邀请范爱农一事考辨

范莲子在《同忆鲁迅与范爱农》(载《许昌师专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一文中说:“由于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还兼着生理卫生学教员,工作相当繁忙。不久,他便邀请范爱农到府中帮忙。”范爱农是否应邀了呢?文章紧接着写道:“宋崇厚先生在八十二岁时曾经回忆说:‘我在绍兴府中学读书时,鲁迅先生任教务主任,给人敬而爱之的感觉。范爱农先生给我是另一种印象。他一年到头穿着学生装,老是穿一双布底鞋,养着一个平顶头,衣着非     

关于范爱农生平的一件新史料——汪梅峰《吊范爱农诔文》的发现

(一) 最近,我在整理父亲的书籍时,发现了鲁迅挚友范爱农的舅舅汪梅峰先生《吊范爱农诔文》。《吊范爱农诔文》全文如下: 吊范爱农诔文舅氏梅峰哭会邑皇甫庄,有范爱农者,余甥也。五龄失父,旋即丧母。门衰祚薄,孤苦零丁。幸有祖父在堂,赖     

范爱农致鲁迅第一封信日期质疑

范爱农生前曾多次致信鲁迅,周作人保存了其中三封,为时较早的一信(姑且称第一封信)是范爱农第一次失业后去杭州时写的,未署月份,仅署有“二十七号”数字,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哀范君》及《知堂回想录·九四、辛亥革命(三)》等文章中多处指实为“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寄给在绍兴的鲁迅的”。此说多年来相袭援引,无人质疑,实际上周作人有误。     

论鲁迅的《朝花夕拾》

(一) 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专门为《莽原》半月刊撰写的一组文章,第一篇写于1926年2月21日,最后一篇写于同年11月18日,前后九个月,和作者别的创作集子比起来,写作时间是比较集中的。其内容也很集中,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作者原来给这一组文章起了一个总的题目——《旧事重提》,每发表一篇就注明这是《旧事重提》第几篇,显然要对自己过去生活道路作比较系统的回顾。从这一组文章的构思来看,其先后安排基本上是以作者的童年和青年的生活轨迹为依据的。从1887年他初读《鉴略》到1912年范爱农之死,即从他的童年到辛亥革命之后,历时达二十多年。第一篇到第六篇主要写童心世界,第七篇和第八篇写青年时代面临的人生道路的抉择,第九篇和第十篇怀念师友,回顾了自己     

《朝花夕拾》分组研究

在《朝花夕拾》的《小引》里,鲁迅自己说这部回忆散文集“文体大概很杂乱”。这话很引人注目。人们知道,鲁迅历来很讲究艺术形式,很重视文体之美;曾经有人据其小说称他为Stylist(体裁家、文体家),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不无高兴地提到过这一点——为什么在文体显得更加重要的散文中反而会出现“杂乱”的现象呢?这话是不是只应理解为谦词呢? 看来不能。鲁迅不仅指出了这种杂乱,还介绍了“杂乱”的原因:“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这话很值得玩味。环境和文章的确是大有关系的;而且根据这段话,《朝花夕拾》十篇可以分为三组来研究。据我看,后五篇之末的《范爱农》一文,情形又有些特别,所以不如干脆分作四组。     

鲁迅与光复会

鲁迅早年参加光复会的问题,是寻绎、辨识伟大革命家鲁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思想发展线索的重大问题。鲁迅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到与光复会人物的来往很多。如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中,就写到他与陈子英同去横滨迎接徐锡麟、王振汉(徐妻)、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一行十余人的事,这是光复会中人称之为“捐官握兵权闹‘中央革命’”的活动,又写到王金发在光复杭州后,带兵进绍兴当了都督之事,这又     

书田拾穗

<正> 偶然翻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的《一曲凄婉动人的悼歌——读<范爱农>》,其中引录鲁迅哀悼范爱农三首五律。我读着,觉得和自己记忆中的诗句次序大相龃龉,横读竖读,读不下去,不知道哪一句应连接哪一句,莫明其妙。北师大是名牌大学,他们的学报是名牌学报,因此我怀疑自己脑筋出了毛病,便拿出《鲁迅日记》来查对。原来,他们编排诗句次序的格式非常奇特,从未见过。为了让读者见识见识这种忽横忽竖的诗句排列法,现把该文中这三首诗按原有排列格式照录于下,并据《鲁迅日记》所录这三首诗句读次序,加注“①②③……”于每句之后:     

民元记忆及伦理再造:《范爱农》与鲁迅的政治时刻

民元记忆是鲁迅确证民国认同与再造伦理图景的重要凭借。在《范爱农》的书写时刻,即将奔赴"革命策源地"的鲁迅再次召唤青年时期的革命记忆,试图从中汲取教训,改造民国,以作为见证者的"我"与范爱农相遇的六个时刻为支点,建立起"我"与秋瑾、徐锡麟、范爱农等牺牲者/受害者的关联,用带有体温的个人记忆,改写了贫血的官方历史书写,丰富了革命的集体记忆,赋予了牺牲者以神圣性,从伦理的角度反思了真正的革命人的资格问题。在给受难赋予意义的过程中,受害者的生命价值得以尊重,他人优先的伦理图景便被召唤出来了。     

读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第二篇杂文——《伸冤》

《伸冤》是鲁迅和瞿秋白继《王道诗话》之后,合作的第二篇杂文。这篇杂文也是先由翟秋白执笔写成,然后由鲁迅作文字上的修改,请许广平誊抄后,署上鲁迅的笔名——“干”,寄给《申报·自由谈》发表的。翟秋白写作的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发表的日期为三月九日。翟秋白原来的题目是《苦闷的答复》,鲁迅改题为《伸冤》。《苦闷的管复》今收入《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伸冤》当对即由鲁迅编入自己的杂文集《伪自由书》。《苦闷的答复》是什么意思?原来,一九三三年二月,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在巴     

自序

本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了《关于范爱农生平研究的新史料——汪梅峰〈吊范爱农诔文〉》一文,引起了鲁迅研究界和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不少读者来信要求进一步提供有关材料。现征得原件收藏者汪国泰同志同意,将范爱农舅舅汪梅峰《自序》公布于下。同时,刊登王德林同志《范爱农死因探索》一文,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介绍鲁迅五四时期的四篇佚文——关于《美术杂志第一期》和《随感录》三则

近日,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第二号《每周评论》上,发现了一篇署名庚言的短文,题为《美术杂志第一期》。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接着,又在该刊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第十五号上,查到同一署名的《随感录》三则。根据文章的署名、鲁迅与《每周评论》的关系和文章的内容风格,我断定这四篇短文是出于鲁迅的手笔。     

漫谈《秋夜》

鲁迅的《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散文诗集,而《秋夜》则是《野草》的第一篇。 《秋夜》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个五日,当时,鲁迅住在北京阜城门外西三条胡同二十一     

《狂人日记》:引人深思的启示录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现代启蒙小说。它既是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与人类主义思潮的回应，也是对鲁迅自身早期思想的一种创造性承续与发展。《狂人日记》更是一篇寓言性很强的小说，它对现代中日启蒙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作了清醒预言，并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健全人格的塑造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思考，因而它又是一篇引人深思的启示录。     

有关鲁迅研究资料三种

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很多,涉及的面也很广,诸如家世生平、思想发展、作品研究、事迹考证等等,但仍有些未尽之处。本文特拈出三则资料,供同志们研究时参考。一、鲁迅迎接徐锡麟的时间鲁迅和徐锡麟虽然同为绍兴人,但两人初不相识,直到日本,才得相见。那是1905年,徐锡麟率陈伯平、马宗汉等人东渡日本,鲁迅曾受友人陈子英之邀,赴横滨车站迎接。此事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曾有较详细的记载。但徐锡麟此次东渡,具体时间是在哪月哪日,一般记载均未得其详。查阅几种《鲁迅年谱》,歧异之处更多,有云1905年10月,或11月,或12月;有云1905年     

论《孔乙己》——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作品。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回忆道:“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那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当有日文杂志的编者向鲁迅索稿时,鲁迅自己曾将这篇小说译成日文;一九三二年,他还将《孔乙己》编入他的《自选集》里。这些,也都能说明鲁迅对《孔乙己》这篇作品的态度。的确,这是一篇具有惊人的艺术概括力的作品。鲁迅以简洁凝炼的线条,从容不迫的文字,勾勒出现实生活的生动画面,刻划     

一条成语的考释

鲁迅的《范爱农》,记述作者和范爱农的交往云:“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句中的“愚不可及”,课本无注。有些练习设计的书,也只涉及“及”(“及”,比得上,赶得上)。“愚不可及”语出《论语·公冶长》: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姓宁,名俞,春秋时候卫国的大夫。“武”,是他死后的谥号(“刚强直理曰武”)。据《左传·文公四年》载:“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     

鲁迅小说中的讽刺

讽刺,是鲁迅小说的特色.本文打算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一鲁迅运用讽刺手法的显著特点,是密切配合现实斗争.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划时代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鲁迅积极参加了这场决定祖国命运的战斗.他在《孔乙己》、《药》、《头发的故事》、《风波》等小说里,把讽刺作为武器,向腐朽、没落的旧世界进击.《孔乙己》是篇脍灸人口的小说.这篇小说塑造了清末下层知识分子孔乙己这个令人难忘的形象.孔乙己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