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之“是”与“应该”

由于受"休谟法则"的影响,在技术哲学研究传统里把技术本质分裂为"事实本质"和"价值本质",并存在着"技术中性论"和"技术价值论"的对立.本文认为技术本质是事实本质与价值本质的统一,坚持这一点也就消解了"技术中性论"和"技术价值论"的对立.     

实践理性与"是-应该"问题--兼论一种可能的伦理形上学的建立

实践理性应用于三个层面的“应该”问题。实用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在目标给定中对手段进行合理选择;价值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对人生终极目的的抉择;道德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在调节主体间利益冲突时所依据的道德原则。道德原则的实现以价值性“应该”问题的解决为前提。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休谟伦理难题?——兼评孙伟平博士的新著《事实与价值》

休谟伦理难题的主旨 ,是证明理性不是道德的根源 ,而不是一概否认事实判断必须承担价值判断 ;尽管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 ,但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 ;所以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后者代替前者。由此出发 ,本文对孙伟平博士的新著《事实与价值》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见     

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上)——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质疑

本文上下两篇分别对休谟法则即“不可能从‘是’推出‘应该’”的哲学根据和逻辑根据提出质疑。上篇主要检讨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事实与价值二元论。这种理论在20世纪引起重大争议,它得到韦伯和摩尔的支持,被卡尔纳普、艾耶尔和黑尔等人发展为非认识主义伦理学,但受到石里克、普特南、罗蒂和麦金太尔的反对。本文认为,二元论者把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的区分加以绝对化是错误的,症结在于忽视社会事实的特殊性。与自然事实不同,社会事实具有内在价值,描述社会事实的命题本身就含有价值意义,所以,从事实命题推出价值命题,即从“是”推出“应该”,不是不可能的。     

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下)——休谟法则的逻辑根据质疑

下篇主要检讨休谟法则的逻辑根据 ,指出休谟法则与道义逻辑语义学是不相容的 ,其有效性在任何逻辑系统中都无法证明 ,它不是逻辑规则 ,而只是逻辑假说。本文证明存在着休谟法则的反例 ,即从事实命题推出规范命题或评价命题的有效推理 ,从而证伪了休谟法则。本文认为 ,从“是”推出“应该”之所以可能 ,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反映社会事实与价值的逻辑关系的分析命题或语义公理     

“应该”与“是”的通约之桥

休谟提出的“应该”与“是”能否相通实质是价值领域与事实领域是否通约的问题。康德依理性思辨设计了从“应该”到“是”的思路。功利主义者以苦乐计算为基础弥补两者间的断裂。斯金纳借助于行为主义理论实现两个世界的通约。马斯洛则以人性及需要为价值与事实相通之桥。马克思从对社会现实特别是生产关系 (是 )的科学批判入手 ,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 ,展望“应该”之前景 ,开辟了“应该”与“是”通约的崭新途径。而中国传统伦理则是一条由“应该”到“是”的独特心路。只有以西方伦理学为参照 ,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为支援背景 ,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主导 ,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实践 ,才能真正建立“应该”与“是”的通约之桥 ,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学。     

再谈“是”与“真”——从现象学家的视角看

事物情况具有客观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具有主观性,二者相互是不是符合,人们的认识是不是一致,都会引发争论,会涉及与真相关的争论。有人会说事物是这样的,有人会说事物不是这样的,而是那样的。人们会认为,事物情况如其所是才是真的;而且人们会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真的,他人的不同认识不是真的。所以,一方面认识与世界相关,与人相关;另一方面认识涉及语言,涉及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涉及真假。简单来说,认识涉及语言和逻辑。“是”与“真”则是相关研究的集中体现。关于“是”与“真”的研究,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所以,这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     

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堂教授商榷

尽管事实与价值并非绝对对立,但它们仍是有区别的.从"是"到"应该"没有直接的(演绎的)逻辑通道.在演绎逻辑的范围内,"自然主义谬误"是不可反驳的.逻辑经验主义否认道德判断的合理性的错误在于坚持狭隘的合理性观念.如果不固守演绎的"推出",就可以用"是"说明"应该"的合理性.     

“在”与“在者”的分别——从中国哲学语境看西方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

我们对于西方哲学关于“存在”问题之“如何”的叙述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从中国哲学语境所观察的西方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西方哲学是以分别之法将“存在”分立为“在”与“在者”,“存在”作为“问题”乃是因“在”与“在者”的分别所致,这种分别的所缘是“在者”与“在者”之间的不统一性(同一性),从而衍生出我们的所见所感如何可以是可信的实在的问题.因此,由“在者”之可信之疑而走向“在”本身.如何在“在”与“在者”之间建立一个可以为“信”的桥梁,成为西方哲学努力的目标.但是,在这种分别中所形成的对“存在”本身(是)的“是什么”的把握,却不得不陷入对“存在”问题知识论的解释性悖论.     

Being,是,存有,存在?——对“一‘是’到底”的诠释、翻译策略的批评

"being"是由"Sis"(如Godis)这样的句式衍变而来,是系词"tobe"的现在分词形式或动名词形式,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涵义就是"有"、"存有"(there-is)或"存在"(existence),由此派生出西方哲学史上关于"being"或"existence"是不是一个命题的逻辑谓词的长期论战。如果让"existence"(存在)不带时空含义、不具"现实性"意涵,则"存有"就是"存在","being"即"existence"。相反,如果让"existence"(存在)带上时空含义、具有"现实性"意涵,则"存有"不等于"存在","being"不等于"existence"。此外,"being"还与"实体"(sub-stance)、"本质"(essence)和"真理"(truth)有密切关联。"存有"、"实体"和"本质"都是把一个事物的一切具体特性P、Q、R、T等等抽象掉之后所留存下来的载体或基质,是决定一个事物之所是(what it is)或自身同一性的东西,是作为"存有物之存有"(beings qua being)。因此,国内哲学界先前把"being"译为"存在"或"存有"是有根据的,并无大错。"从古至今,一‘是’到底"的理解、诠释、翻译西方哲学的路径或策略,在理论上没有充分的根据,在汉语哲学实践中也行不通,因为它会造成许多完全无法理解的汉语句子,如把"是是是,不是不是"作为对"Being is being,not non-being"的汉译。     

从比较哲学角度考察on(Being,有/在/是)(中)——0n(Being)在中文与梵文中如何体现的

用中文回应西方哲学的on(Being)包括三个方面:在词义上,"是"包含了on(Being)的内涵.但未能成为哲学概念;在句式上."是"演变成了系词句式,但未能成为定义句式;在哲学上,"是"不能成为哲学概念,这是由中国哲学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梵语中,与on(Being)对应的词根有二:as和bhu.前者关系于性(质)的肯定,主要用于抽象的、静的、永恒的、绝对的方面;后者关系于情(况)的肯定.主要用于具体的、动的、暂时的、相对的方面.一词二分,透出了印度哲学的特点.     

从比较哲学角度考察on(Being,有/在/是)问题(上)——从中文理解的角度看英文与希腊文中的0n(Being,有/在/是)

中文学术界对西方哲学核心概念on(Being)的理解是从英文而进入希腊文,而二者各有自己的语言结构和思想框架,英文的to be系统以及由之而来的思想结构,希腊文的eimi以及由之展开的思想结构,都复杂于中文.中文学术界对on(Being)的理解和中译,从清末的严复到民国时期的陈康,再到共和国前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及改革开放后众多学人对如何解释on(Being)的争论,展开了一个比较哲学的视域.     

从"存在"的视域看"道德应该"的悖论

"道德应该"是当下道德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思想史上对于"道德应该"为"信"的哲学论证都不免陷入某种理论困境,因此,"道德应该"作为问题要从"存在"说起.在"存在"作为"无"而具有的"可能"视域中,"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其悖论意义是指从"道德应该"的规劝出发,沿着人们为"信"的逻辑轨道,必然地推出与其正相反对的"道德不应该"的规劝也是道德的,正相反对的"应该"与"不应该"在道德评价上是等价的."道德应该"的悖论特质来自于"存在"."存在"作为"无"体现为"可能".由存在的这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正相反对,就使得在"存在"作为"可能"之"好"、"善"的区别里,已经包裹了"道德应该"的悖论意义."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的论断,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对"道德应该"普遍必然之绝对意义的理性依恋,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从追求以普遍必然的"道德应该"作为道德践行评价标准的理论迷雾中警醒.     

本体论视角:性伦理中的“应该”与“合理”

在性伦理中,"应该"与"合理"的矛盾冲突引起了人们对性行为的正当性与性规范的合理性问题的普遍关注。"应该"是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一种行为是否正当或应该,取决于选择的价值主体。"合理"是合客观规律之理,某种行为是否"合理",取决于它是否与社会发展的规律一致。对于所有的性禁忌、性规范说来,若其内容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人类进步,则具备合理性的依据;反之,就不具备合理性的依据。     

法学中的“是”与“应当”问题

"是"与"应当"是一对重要范畴,法学中表达"是"与"应当"的诸概念容易混淆,而且法学中"是"与"应当"问题具有特殊性,因为法律同时是"是"与"应当";法学中"是"与"应当"的内涵需要专门研究.     

休谟与启蒙运动——基于《人性论》引言的思想史考察

当前对休谟的研究常把他和启蒙运动相隔裂.通过对休谟代表性著作《人性论》引言的分析,可以发现他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共享认识世界的“力学模式”和实验方法,都试图将当时在英格兰兴起的“自然哲学”应用于人类境况,都致力于用对人类生活有用的经验研究所产生的新理论代替传统形而上学.同时,休谟对经验主义方法自身的局限有着更为健全的认识,主张在经验和可观察现象范围内的实验方法.这一认识在我们反思启蒙时极富价值.     

“蕴涵怪论”有科学的标准吗?

所谓“蕴涵怪论”,笼统地说,是指某些合乎逻辑而不合乎直觉的蕴涵式。它们都是经典命题逻辑系统的定理或公理,也都是永真式即逻辑规律。自从这些永真的蕴涵式被扣上“怪论”的帽子之后,几十年来几乎成为众矢之的。对“蕴涵怪论”的漫画式的批评,SO年代在我国引起过戏剧性的反应,导致了现代逻辑的“信任危机”。时至今日,蕴涵阐释虽层出不穷,“怪论”情结则未完未了。但是,“蕴涵怪论”的概念应如何界定？根据什么把永真蕴涵式区分为“怪论”与“非怪论”？批评“蕴涵怪论”的人们也提不出任何足以成立的科学标准。深究下去就不难…     

何谓应用伦理学?——中西文化视域中的考察

近年来,应用伦理学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高频词。应用伦理学的产生被广泛认为推动并代表了伦理学的“繁荣”。倘若倡导应用伦理学旨在强化伦理学的实践功能和问题意识,强化伦理学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干预,那倒是无可厚非并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当今学术界缺少对应用伦理学概念的认真思考,伦理学在追逐应用的过程中下降为解决某个道德问题的具体手段,结果是应用伦理学成为伦理学应用,并且往往是对伦理学极其庸俗和粗陋的应用,那就是简单地把伦理学当成工具来使用,遗忘了伦理学特殊的价值引导功能,丢失了伦理学高贵的学术理论品格。正因为如此,随着伦理学被越来越多地应用,道德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着花样在增加。只有对这一现象的文化源流给出深层反思,才能规范伦理学的合理应用,应用伦理学也才能得到恰当的解读。其实,应用伦理学与理论伦理学不可以截然两分,应用伦理学一定是理论的;伦理学与应用不可以截然两分,伦理学一定是应用的。     

从形式蕴涵看“实质蕴涵怪论”——怪论定理之“反例”化解路径新探

由蕴涵怪论引发的实质蕴涵合理性辩护问题,既是当代逻辑哲学的重要课题,也是逻辑基础教学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化解怪论定理之"反例",是实质蕴涵合理性辩护的重要途径。以往的化解路径可以较好地应对"第一类怪论定理"问题,但难以化解关于"第二类怪论定理"的"严峻反例"。运用"形式蕴涵"理论重新审视实质蕴涵问题,可以为怪论定理之"反例"提供一条新的化解路径,使"严峻反例"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从而使经典逻辑真理的普适性得以维护。     

什么是“从诠释学的观点看”?

西方诠释学是一个统称,它己分化为旨趣不同的诸诠释学流派,因而也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从诠释学的观点看"。我们所看到的是各种"主义"——如存在论的、唯物主义的、解构主义的、现象学的、神学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诠释学。就思维进路而言,在西方诠释学中可以划分成本体论的与方法论的诠释学。它们的诠释理念每每大异其趣,不可一概而论。若以一种简洁的方式回答什么是"从诠释学的观点看",答案有三:立足于方法论诠释学,"从诠释学的观点看"意指必须客观地理解被诠释对象的原义或原意;自本体论诠释学视之,乃是对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那个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重新辨认与反思;从神学诠释学的角度来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道",诠释《圣经》的本身意味着宣示某种不可违背的真理。近年来有学者倡言建构中国诠释学,若能成功,"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又将增添一种乃至多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