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史地位

中国思想史的启蒙时代应定位于宋明理学。启蒙是个外来概念,评判中国社会的启蒙须确立本土标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确定启蒙是以西方思想为判据;以本位立场看,中国思想的启蒙在于确立"凡事都须讲道理",因而宋儒树立天理概念当确认为启蒙标志。陆九渊心学是启蒙思潮重要一支。宋明理学释天命之性为天理,把先儒认定的天命之性贬低为气质之性,在理论上是有毛病的;然而其思想史意义很重要。其一,这个说法确认人与生俱来具备高贵性,从而为论证人的尊严奠定理论基础;其二,这个说法主张仁义礼智是人的存在组成部分,可解读为确认人之存在中有文化存在一维,这一发现在思想史上领先于西方思想。同为启蒙思想的理学、心学,心学独特贡献为良知返照。心体返照相当于西方哲学自身意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对《中庸》"未发之中"之主宰义的证成。参照德国古典哲学遂知,主宰,即道德主体,相当于抽象人格。陆九渊心学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自身意识觉醒之路。     

学界荐书

许纪霖著:《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作者许纪霖教授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专家,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和思潮的研究方面有独到建树。本书从思想史的视角梳理     

新学:中国的启蒙观念之内涵

启蒙思潮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启蒙观念本身学界却无定论.以社会史、思想史考察启蒙观念,都带有一定局限性.通过历史语境整合中国自明清之际以来的四次启蒙思潮,可突破这一局限,并彰显以新学为内涵的中国的启蒙观念.     

寂寞的先声:开端与回响--论严复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

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背景下,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特色和意义.本文认为,严复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点燃自由圣火的启蒙思想家,而且,他关于自由问题的思考与论述,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化的思想构架.这一思想遗产在当代文化思想语境中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启蒙与人权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热点,而“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更是风行海内外。另外,既然谈到启蒙,就不免关系到启蒙思想运动中重要的内容——人权问题,所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权问题,它们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关系,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作出科学的回答。     

王充"命"论思想中蕴涵的启蒙意识

王充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是最关心个人命运的思想家。在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潮泛滥成灾的社会环境中,王充的"命"论敢于否定"天",倡导"命",挑战正统思想,蔑视权贵。因此,王充"命"论思想客观上蕴涵着反对专制统治、重视人生自我的启蒙思想。通过王充的"命"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史上的又一线曙光。     

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本文在回顾学术界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缘由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西方侵略引起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有关,并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划分为戊戌维新前、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阶段,进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启蒙实质。     

如何理解戴震启蒙思想的近代意义

戴震思想是否对近代具有启蒙意义?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研究思想史的老一辈学者杜国庠、侯外庐等人,认为戴著《孟子字义疏证》是披着“经言”外衣的哲学。侯老还将戴氏收入《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认为他“复活了十七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统绪,启导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近年姜广辉、方利山等人的文章基本接受了这种提法。针对上面的观点近来引起了争论,如舒凡认为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主张个性的自由发展,     

从先秦到清末: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四次启蒙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人类思想史上的每一次启蒙、每一次真理的发现都是对蒙昧思想的批判与否定。于是,蒙昧与反蒙昧,就构成了思想史上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行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史正是由四次反蒙昧的启蒙思潮汇成的思想长河。第一次启蒙出现在周代,其特征是对"人"自身地位、属性及其意义的自觉,以对抗和取代夏、商的神本主义蒙昧观念。第二次启蒙出现在六朝,其标志是自然适性、钟情任欲,以纠正与清剿汉代"阳善阴恶"、"性善情恶"、"圣人无情"的蒙昧思想。第三次启蒙出现在明清,其标帜是在理欲相兼、义利合一、公私互渗、凡圣平等等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原常识,破除的蒙昧对象是隋、唐、宋、元儒家道学—理学构成的似是而非的唯理性主义。第四次启蒙在近代,特点是借鉴西方人文主义价值理念,综合中国古代启蒙思想资源,抨击中国古代维护皇权专制的整个荒谬无理的纲常理念体系。     

论启蒙：18世纪德国启蒙的定义、情景及其反思

启蒙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追本溯源,当时德国围绕“何谓启蒙”以及“如何促进启蒙”即启蒙的情景（包括启蒙的目标、方式、对象和条件）两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通过对当时德国四位哲学家思想的系统考察,最终的结论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尽管答案表面上各不相同,但是背后隐藏了两方面共同诉求：一是在现实的感召下对理性历史回归与觉醒的诉求,二是对思维与语言表达明晰性的诉求。     

“启蒙”概念及其张力

启蒙运动是一个始于观念更新而及于自由实践的漫长过程,它唯一可以允诺的东西就是理性的自由。但它只是为现代人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而无法决定他们如何作出选择。启蒙并非自绝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而是这种传统中的异质因素的全面展开。"启蒙"的概念史表明,理性缺位的启蒙不叫启蒙。启蒙史乃是理性自我理解、自我裂变的历史。然而,理性本身只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也造成了启蒙自身的张力。正是理性的误用造成了启蒙的偏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启蒙,而在于怎样进行启蒙。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为了重续这一崇高的事业,我们需要汲取法国启蒙运动的成功经验,更要汲取它的失败教训。我们需要合理地对待传统,合理地对待信仰,合理地对待科学技术,合理地对待自然;同时,我们也需要合理地对待理性自身。     

启蒙五题

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启蒙”及其是非功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论争中 ,“启蒙”问题又成为文化冲突和思想交锋的一个焦点。鉴于人们对“启蒙”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不同理解 ,有必要对“启蒙”内涵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澄清 :一、何谓“启蒙” ;二、西方学人对启蒙的反省 ;三、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浮沉 ;四、启蒙的障碍与难题 ;五、当下中国是否需要启蒙。只有对以上“启蒙”问题作出准确的界定 ,才能对中国现代化“启蒙”的历史与现状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     

理性启蒙文化对传统群体文化的乌托邦式的跨越——“劳工神圣”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变调的意义断想

“劳工神圣”自1918年在启蒙救国的语境下被提出后,就渐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潜在的话语体系．只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调,而在这变调的历程中潜隐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文化传统流变的复杂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理性启蒙文化对传统群体文化的鸟托邦式的跨越呈现出了这种“流变的复杂性”。     

近百年来美国学术刊物孔子影响西渐研究

近百年来,美国学术刊物就孔子影响的西渐问题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以孔子思想在西欧启蒙时期的传播和接受为重点,兼顾孔子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和西欧之外的西行足迹。国内孔子研究界既可了解美国学界的相关动态,亦可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兴、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学的纲领,它建立在周代传统诗教基础上,并植根于孔子思想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功能。而《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继承或内在地把握着"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解读二者的关系及其内涵有利于理解孔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特征。     

大转型时代美术性质和功能的诠释——刘海粟美育革命思想述论

尽管刘海粟的美学思想有其不足,但其始终围绕人这个中心而站在美术的超越性立场来伸张自由个性和创造性,这是五四运动和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维度。在中国现代美术革命中,这也是一种深入与持久的历史趋势。在救亡压倒启蒙这个总体革命势态中,他发挥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站在启蒙立场上,形成了以纯粹美术为美术革命的方向、以生命表现为美术的本质、以美术为社会进步的杠杆以及中国美术革命具有文艺复兴的启蒙性质的美育革命思想。     

马克思的公民观及其现实意义

青年马克思早期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认同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公民观,但随着其唯物史观的形成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剖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公民观进行了深刻批判,乃至彻底决裂,最终立足于全人类的解放,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公民观的历史超越。深入挖掘马克思公民观中蕴含的思想资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民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论伏尔泰宗教思想的形成及中国文化的影响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他在中法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如宗教是实现社会控制诸多手段中的一种、宗教狂热并不具有世界性意义、神权政治并非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经阶段等等。由于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伏尔泰在形成这些观念的时候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些认识不仅有助于推动当时的启蒙运动,而且预示着西方未必即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为确立比较研究法中的“去中心主义”原则作出了贡献,很好地推动了历史学、宗教学与社会学的发展。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非化约”论及其当下意义

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学研究领域,本杰明·史华慈素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思考的前瞻性而深受学术界称道。他对中国思想“非化约”特性的研究,不仅凸显了其思想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价值及其转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