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追宋明 艺趣发新枝——清人乐钧《耳食录》艺术谈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创作,清代的笔记小说是清代文学大厦的重要支柱,决不可忽视。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详述了《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两种,旁及二十多种,其中就有乐钧的《耳食录》。鲁迅先生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把清代的笔记小说列为“拟古派”,而且说“所谓拟古者,是指拟六朝之志怪,或拟唐朝之传奇者而言”。这当然是大略而言。其实,清代笔记小说在明代文人创作小说的影响下,有着自己的面目。笼统地说,它们都追求艺术形象的立体效果,使读者获得多侧面、多角度的审     

拟古:一种非个人化的抒情策略——以陶渊明《拟古》九首、鲍照《拟古》八首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类不标明确切摹拟对象的拟古诗,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和鲍照《拟古》八首是这类拟古诗的重要代表.陶渊明《拟古》九首在题材、主题、抒写模式上对先行作品多有继承,并且通过时空的推远、角色的虚构、语言和意象上的承袭营造了“似古”的氛围,其浑言“拟古”并非政治上的掩饰,而是体现了将个人经验融入普遍人生境况的努力.鲍照《拟古》八首在“似古”氛围的营造上更为精细、复杂,在语言风格和意象使用上更重“改写”而非承袭,这与南朝诗风巧构形似的变化有关,也与鲍照本人对诗歌“戏剧性”的追求有关.两组《拟古》八首所言之“志”虽有差别,对“往古”的想像也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诗人超越平庸卑琐现实的渴望,并通过这种“非个人化”的抒情策略完成了某种自我形塑.     

《说诗菅蒯》论

1 清代中叶,诗壇上最为活跃富有影响的主要流派是袁枚为代表的一派。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袁枚之“性灵说”,正与负有盛名的沈德潜之“格调说”、翁方纲之“肌理说”相抗衡,因之构成了清代文学批评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袁枝诗歌理论及其流派的形成,如果象有人指出的,吴乔、黄子云等人具有一定奠基作用;则吴雷发更是一个有着促进作用不宜忽视的重要前导。     

陶渊明《拟古》诗论略

(一) 《拟古》诗共九首,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诗人此时心情低沉,感慨极多,因此作者对东晋灭亡的感叹和由此而引起的感伤,便成了《拟古》诗的主要内容。尤以第九首表现得最为明显。诗中的“种树长江边,三年当复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四句,黄文焕曾作过评论:“刘裕以戊午年十二月弑晋主于东堂,立琅琊德文,是为恭帝。己未为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禅矣。帝之年号,虽止二年,而初立则在戊午,是已三年也。”上面一段话可看作陶诗中“三年当复采”、“忽值山河改”的有力注释;它告诉我们《拟古》诗写于晋亡之后,写的是诗人因晋亡而表示的感慨。清人陈沆也说这首诗是作者“慨晋室之所以亡也”。     

束皙《补亡诗》考论

《诗经》六首“有义无辞”之作实为“有声无辞”之作,束皙为其所作的《补亡诗》在句式和语言上都更趋近《诗经.小雅》的特色。束皙将自己真切的生活感受融入到诗中,诗作看似拟古,实为写今,从而深化了诗的主旨。诗作中蕴涵的贴近百姓的深切感情与其赋作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体现出作者浓厚的民本思想。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反着讲：鲁迅“诗撄人心说”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文论研究不仅限于“照着讲”与“接着讲”,还可以“反着讲”,鲁迅《摩罗诗力说》所揭举的“诗撄人心说”正是“反着讲”而值得重视的范例。鲁迅“诗撄人心说”针对中国传统主流意识之“撄宁”、“主静”、“慎动”,反其道而言之,乃批判“主静”说的“主动”论。抛开这篇论文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不论,仅就中国文论研究而言,其“反着讲”之方法论价值亦不可限量。     

谈《大学语文》中诗词的“兴”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人的情感总是由一定的客观事物引起的。中国儒家早就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情感是人心“感于物”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与外物无关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叶燮《原诗》)“感于物”而产生审美情感并将之物化为诗辞,这就是中国古代诗论所说的“兴”。 “兴”的本义是“起”的意思。《说文》:“兴,起也。从舁同,”舁是共举,同是同力。“兴”字甲骨文作“(?)”,“象四只手抬一抬盘之形。”(《甲骨文简明辞典》)先秦始以“兴”论诗。孔子说“兴于诗”、“诗可以兴”,意思是《诗经》能感发人们的某种情意。孔子所谓“兴”,是兴本义“起”的引申,指“由……感发(某种情思)”之意;含“起发”、“感发”之义。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他说“兴”是“起情”,即《诠赋》中所说的“睹物兴情”。从此“兴”以感物兴情或者说感物起兴的涵义被许多诗论家认同,如唐代署名贾岛的《二南密旨》说:“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宋代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中引李仲蒙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谜语与古咏物诗

关于咏物诗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原因,学术界说法不一。胡应麟认为咏物诗“起自六朝”(《诗薮》)。王夫之说咏物诗“齐梁始有之”(《(?)斋诗话》)。当今也有人认为,咏物诗“萌芽于《诗经》,成熟于屈赋”。说《风》、《雅》、《颂》中的咏物篇章,“开创了我国咏物诗的先河”。(陆坚《中国古代咏物诗三论》,《语文导报))1986年3期)金志仁先生则认为“《桔颂》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物诗”。说它“首开咏物之风”并说“撰写咏物诗的风气,不仅在文人中流行,而且也影响到民歌的创作”。(《名作欣赏》1980年1期)说到中国古代咏物诗发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论陶渊明《拟古》组诗神韵美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由于时代的原因,诗人隐蔽起创作意图,使组诗“情思回曲,辞旨缠绵”,造成了“意更难测”,众说纷纭的局面.然而,如果对《拟古》中的“情景交融,盛唐人所自出”神韵美进行解剖,那么是能够知晓《拟古》真意的.陶渊明《拟古》组诗作于宋武帝永初元年或二年(公元400—421),诗人此时五十     

谢胱与永明体诗新论

谢脁是我国五世纪南朝时代优秀的诗人。他最先受到同时代名人的赏识,沈约说他:“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脁传》)。粱武帝说:“三日不读,便觉口臭。”简文帝也说谢脁的诗是“文章之冠冕”。这至少说明了他的诗有相当大的艺术魅力,不然绝不会受到当代名人如此的推崇。我在《略论谢脁诗的艺术特点》一文中(刊于《盐城师专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对他的永明体诗的艺术特点作了探讨。本文则拟对他的永明体诗的产     

围绕《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争论的反思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本是历代传诵的著名诗篇,然而对于此诗的思想意义,从七十年代初起,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的争论。一种是传统的称颂赞赏的观点,说此诗表现了杜甫仁心贤,襟抱阔。如清仇兆鳌谓“末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宋黄彻《(巩万)溪诗话》云: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白乐天《新制布裘》《新制绫袄成》,“皆伊尹自任一夫不获之辜也。”“同合而论,则老杜之仁心差贤矣。”清郭曾炘说:“余谓杜公于流离困顿中忽然发此异想,乃《北     

论阮籍《咏怀》诗中的忧患意识

中世纪,在古老中国的诗坛上留下了一个痛苦灵魂的呻吟,这就是阮辂的《咏怀》诗.它以其深重的忧患意识感动了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心灵;又以其“遥深”、含蓄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无数人对它的探究。颜延年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发兹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咏怀诗》李善注引)钟蝾说它“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诗品》)沈德潜也说:“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令读者莫求归趣。”(《说诗晬语》)虽然他们对《咏怀》诗的“归趣”表现出理解上的无能为力,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不无启发.他们看到了阮籍《咏怀》诗“忧生”“哀怨”的忧患意识和这种忧患意识所产生的原     

杜诗管窥(卷九)

发同谷县 回首虎崖石 《杜臆》云:“虎崖石,按:《志》有虎穴在成县之西。岂《寄赞上人》诗之“徘徊虎穴上”者耶?”按:《寄赞上人》子美在秦州时作。秦州去成州二百六、七十里,彼时子美安能徘徊于成州虎穴之上?此事已在七卷驳《卢注》时辩明,不拟重复。     

“匏有苦叶”臆断

古今研究《诗经》者,公认为《匏有苦叶》与婚姻爱情有关。例如《诗序》云:“《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毛传》、《郑笺》、《孔疏》认为这是讽刺卫宣公和宣姜(或夷姜)的诗。朱熹《诗集传》说“此刺淫乱之诗”,只是改“刺宣公”为泛指。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匏有苦叶》是“刺世礼义撕灭也”,也是从婚姻方面解说的。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虽然说这是“邶人刺管权之诗”,但又说     

梁朝宫体赋试论

一、宫体之文与宫体之赋 “宫体”之名最早出现在《梁书·徐摛传》中,《徐摛传》说:“摛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以后的学者在论述宫体诗时,都习惯引用这段话来作为宫体诗兴起的原始依据。其实这段话并没有说“摛文”仅仅是指诗。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中,诗和文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可以包括诗在内,但并不就等于诗。“宫体”最早是对徐摛之文的称谓,但徐摛的作品大多散佚了,无法从他的作品中来考察其“宫体之文”的范围。因此,我们只好从文的概念入手来考察其范围了。     

宫体诗评价问题

在我国文学史研究中,宫体诗几乎是被否定的。今天看来,这种评价或许还可商榷。(一) 究竟何谓宫体诗?“宫体”之称,起于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宫”即“东宫”(太子所居)之意。《梁书·简文帝纪》云,萧纲为诗“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同书《徐攡传》则说,徐攡作诗“好为新变”;他任萧纲的太子家令时,其“文体既别,春坊(即东宫)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里只说到宫体诗是一种“新变”的文体,具有“轻艳”的风格,未说出其具体内容是什么。《隋书·经籍志》则说萧纲之诗,“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也就是说,宫体诗是艳诗,其内容是描绘女性和男女情事。刘肃《大     

对宋元人关于《二十四诗品》记载的诠证

苏轼说“唐末司空图……盖息列其诗之有得于字之表二十四韵。”元好问说“《诗评》《诗品》《诗说》《诗式》亦不可胜读。”据此可证,苏氏、元氏读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揭斯“唐末司空图教人学诗”云云,亦多侧面表明揭氏读过《二十四诗品》。     

谢榛的诗歌继承与创新观散点透视

拙文所要透视的是谢榛提倡的“又添一家”、“点化之妙”、“临字之法”等等。这些散点,实质上都关涉到文艺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囿于谢榛曾是明“后七子”重要成员之一的成见,而其《诗家直说》偏偏又有不少条目大谈“点化之妙”,甚至提倡“临字之法”等等,因而后人时而轻率地目之为“复古”、“拟古”。这是有失于公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