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以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为主线,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出发点,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逻辑关系。文章首先结合国家样本和国际经验,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经济转型路径,包括平衡需求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政府治理能力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要素短缺还是制度束缚?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攸关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挑战。已有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理论视角:新古典视角与制度分析视角。新古典视角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生产要素,"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在于支撑增长的核心要素不足。这一解释略显褊狭与静态,无助于理解当前面临的困局和启发改革的思路。制度分析视角则主张,经济绩效与要素供给最终都受制度安排驱动。因此,"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是"制度陷阱",支撑前期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在之后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从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解读现阶段增长趋缓的问题,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进一步进行制度改革。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与问题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逃脱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遮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真相的理论陷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真伪,洞察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缺陷,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有助于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危害。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发展战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福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甚至停滞、财政和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金融潜在风险增加、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推行自主创新战略,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深化改革战略。其中,深化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存在吗?——人口红利与技术进步的视角

进入新常态后,很多学者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现象与"中等收入陷阱"联系起来,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仍备受争议。从概念严谨性的争议和统计研究结论的分歧两条线索梳理不同观点,可将统计研究的意见分歧来源归纳为统计维度、观测时距、收入区间的界定模糊。具体而言,仅从截面和时序的统计维度考察或者将观测时距定义在较短时期内,研究结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反之亦然;"中等"是泛指的收入区间,用来引导经济学概念容易致使判别差异。中等收入陷阱一般的学理依据是人口和技术红利枯竭,从这两个视角论述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是否成立,可以发现:将工资上涨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缺乏实践证据,是对刘易斯二元模型的过度解读;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技术红利枯竭并不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     

"十二五"经济转型的必然性和动力机制

"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失衡性挑战,明确了未来"民富优先、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开放转型"的发展方向,提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二次转型的对策思路.     

“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式化解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一般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描述为落入了这一陷阱,这种界定本身尚不严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用人均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没有抓住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要害。"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的破解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制度特色,通过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以积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遇到的新挑战。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风险积聚和高发期,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富差距关系密切.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降低收入分配引发的阻力风险.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融政策研究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亦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鉴于金融与经济的强相关性,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否对一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分析金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金融体系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从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四个方面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认知。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理性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践行“中国梦”与中等收入阶层的现实境遇

从"大同理想"到"中国梦",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断追求伟大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民族振兴之梦、人民幸福之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整个社会的"中产梦"。"中国梦"为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中等收入阶层在"中国梦"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他们是经济建设推手,是大众消费的主体人群,是维系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是正面价值观的践行者。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成熟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阶层基础。"中国梦"的实现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同步共进,处于同一历史进程当中。     

中等收入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是随时间、空间等条件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它不是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数值,而是一个变化的区间。通过恩格尔系数,可以判断何时出现中等收入群体;通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可以计算出中等收入的上下限。上海在持续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已产生中等收入群体,并在逐年扩大,运用统计部门的资料,就可以对上海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中等收入群体情况进行估算。     

“扩权强县”改革的地方试验与路径选择

我国六省市"扩权强县"改革坚持了"分批扩权、协调扩权、依法扩权、规范扩权"等原则。我国"扩权强县"改革实践,存在如下问题:部分试点省市县改革思路不清晰、路径不明确;部分省市政府实质性权力下放不够;部分县级政府制定的考核指标不科学、不全面;部分县级政府业务管理水平低。推进我国"扩权强县"改革,应做好"扩权强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妥善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推进实质性扩权,加强考核和监督,设计科学化的指标体系,强化对县级专业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我国城镇居民畜产品消费问题分析——基于收入差距与粮食安全视角

通过收入差距和粮食安全的视角,对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畜产品消费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的畜产品消费总量、消费结构、消费形态和消费质量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整体上看,畜产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所提高,消费的社会化程度也不断增强。不过在消费结构、畜产品质量安全上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调整畜产品消费和生产结构、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将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湘鄂赣苏区肃反扩大化原因探析

湘鄂赣苏区肃反扩大化,从根本上看是由“左”倾错误造成的,贯彻“国际路线”的需要,加上“左”倾中央的错误领导,是造成肃反扩大化的组织因素;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高,党内主观唯心主义盛行,是造成扩大化的思想因素;法规制度缺失,在办案中大肆采用“逼、供、信”手段,是造成肃反扩大化的体制因素;战争环境险恶、苏区白色恐怖严重,是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客观因素。     

论中部地区在新一轮崛起中的战略定位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使中部地区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中部地区在新一轮崛起中的战略定位是：打造“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培育充满活力的城市群、形成“两纵两横”经济带、繁荣社会公共事业,以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实现区域价值,在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大有作为。     

文化全球化与孔子学院的发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世界将出现全球化浪潮,而在当今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全球化、一体化的语境下,孔子学院的全世界发展是中国软实力发展的象征,但是要防止将孔子学院建成萨义德认为的东方学视角下的西方"孔子学院",不是西方的"圣诞树"而是东方的"常青树",不是"文化的特洛伊木马"而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需要中国文化在人的维度上呼唤人的全面发展;孔子学院维度上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国家维度上保持全球化的自信张力。     

区域消费文化观念的差异性：粤甘两省例证

相对稳定的消费文化观念会对消费行为产生特定作用。消费文化观念有个体差异性,更体现为一定的区域性群体特征。以具有东西部典型代表的广东省和甘肃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消费文化观念各维度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两地区的消费者在“物质和精神”、“开放与保守”两个维度上表现明显差异,而在其他维度上差异不显著。从差异性的消费文化观念出发,企业应制定差异化的营销策略。     

中国传统经济与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的辩证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可以称为"前市场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近现代的大工业商品市场经济是第二个阶段;"现代化以后"的金融市场经济是第三阶段。中国真正建立起工业化体系是在1949年以后,因此经济转型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转型是20世纪初,从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经济转向现代工业经济,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工业体系,而90年代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已经开始了"后现代化"——"新经济"。因此,当我国从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第二个转型也已开始了,要从还没有完成的工业经济向新经济转型,这是两个转型的重叠,也是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这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特殊性。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思维方式也要改变,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