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传播中"国家安全理念"的缺失与重塑

网络文化传播对国家文化、信息和社会的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网络文化传播本身具有无序化、难控制、"自由化"等特征,加上对其在国家安全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缺乏认识,我们的网络文化传播正面临着国家安全理念缺失的严重问题。有效维护网络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安全,当务之急是应积极重塑网络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安全理念。     

国家文化安全传播预警与控制机制探索——基于文化认同的视角

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在促进各国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国家文化形态和文化组织受到侵蚀和破坏，社会公众出现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的“认同困难”，构成了集体的价值危机。本文从“文化认同”的视角分析这一问题，并对国家文化安全传播预警机制与控制机制进行探索。     

手机文化传播机制形成路径及其形式

手机被称为“带着体温的媒体”。从朋友、同事、家人之间的人际传播,到单位、地区、国家的群体传播及全球传播,以手机为主的移动互联网正式进入了主流媒体序列,重构了各种文化、社会、政治体系内外媒介传播的权力关系。手机媒体技术与传播形态主要体现在媒介形态创新和使用形式创新两个方面,手机文化传播方式的不断创新与普及,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社交方式和消费方式,带来了文化传播的丰富和繁荣。充分的用户基础、快速的技术创新、网络的安全治理、全媒体的深度融合将使手机发展成为最具竞争力、最有传播效果的主流文化媒体。     

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

电视作为覆盖面最广、渗透力最强、传播效率最高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 ,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已经成为“软环境” ,正在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作用。在跨国传播中 ,对受众的“现实观”真正起到“培养”作用 ,形成“社会倾向”并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 ,是那些与强势经济、强势政治紧密相连的强势文化。因此 ,建立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全球传播视野和国家安全高度的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理论 ,不仅为电视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方法 ,而且为国际关系研究、国家安全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论文化传播、冲突、适应与文化发展

文化传播、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是三种重要的动态文化现象,它们对文化发展会产生极为复杂的影响。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国际背景下,文化传播日益广泛和迅速,文化冲突日益直接和激烈,文化适应日益迫切和严峻,它们对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繁荣发展与文化安全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要化解由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使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适应,促进文化的融合性发展、协调性发展,除应进行自我调整、自我转换外,还要注重文化整合、文化一元与多元有机结合以及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一个新的时代背景.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有助于夯实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增强了民众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扩大了国家的意识形态魅力.而外来文化产品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多元思想及其所依托的大众文化等,则构成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通过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健全和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扶植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系统等措施,可有效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安多地区藏文化传播及其载体

文化的生产、消费与发展都离不开传播。传播是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是促进文化变革与创新的活性机制,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然而,文化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文化载体作为支撑,没有文化传播的载体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传播,就不会形成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真正的文化传播就不能得以实现。本文结合安多地区藏文化传播的实际,对安多地区藏文化传播的主要传播媒介和文化载体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论郑和下西洋中宗教文化的规范性传播

在下西洋中,郑和使团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的使者,在海外进行了多种文化传播活动。无论在郑和使团内部还是在郑和使团与海外人民之间,都进行了宗教文化传播,且大多通过宗教活动进行传播,从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及传播效果上,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     

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面临的社会风险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新帝国主义"的渗透性侵略和极端事件的破坏性冲击,给我国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全带来了挑战;跨越国界的生态恶化和疾病传播带来的风险;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文化安全问题凸显。     

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文化安全体系的构建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稳定和民族生存发展的血脉保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面对来自国际敌对势力强势文化渗透的挑战和来自自身存在的文化安全问题的压力,在全球化语境下,唯有树立以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的新文化安全观,构建全方位高控制的文化安全体系,健全文化传播体系,完善文化安全管理体系,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我国文化的安全地位.     

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文化认同

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艺术符号和文化传播形式,在跨文化广告的传播过程中,文化认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金六福＂＂轩尼诗＂等广告为例,从文化认同与跨文化广告传播、文化认同与广告策划和文化认同与广告传播方式等视角分析了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文化认同。     

全球化传播与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

在不同的语境中的文化一词具有不同的意义,与安全问题相关的文化则具有作为“财产”、“精神养分”和“创造及交往活动”等三个不同层面的含义。作为社会系统的文化,其安全呈现为“超稳态”、“稳态”和“动态”三种状况,而安全的利益主体亦可划分为人类、民族国家与个体三个层次。本文在对文化安全的上述层面、状况和利益主体视角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当代全球化传播环境中,必须确立某种动态的民族国家文化安全观。     

风险文化研究与国家信息安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下的传媒文化责任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知识的增长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特别是网络与卫星通讯技术的普遍使用,推动了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利益重组和权力格局的演变过程,使得心理意义上的社会不安全和各种损失的不确定性日益突出。随着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人们对现代各种制度控制确保社会安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人们的风险意识在增加,对风险社会的研究也在深入,从而形成了一种风险文化现象。风险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风险社会研究。处于社会双重转型期的中国,因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迁与体制转型,使当代中国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就地缘政治而言,包括国家信息传播在内的信息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凸现在国人面前,成为风险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安全隐患。大众传媒在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信息文化安全方面,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和更深层的内在文化理性去观察与思考,以营造有利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潜质和价值判断的舆论环境,推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认同和行为取向的最终实现。     

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基于网络信息化的视角

信息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使互联网成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新阵地,而网络空间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在网络信息化视阈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出了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和大众化、传播内容的交互性和复杂性、传播方式的碎片化和隐蔽性等特征。同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错误思潮涌入、国内信息管控难度增大、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矛盾增加所带来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网络信息技术、主动应对社会热点敏感问题、营造健康理性的网络文化、推行自媒体终端实名制是应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困境的重要策略。     

美国电影的中国想象:全球文化、动画形式与文化政治

西方文化在跨越文化区域向全球传播时,消解他文化的同时又缺乏自身监督,在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文化疆域上,张扬了肉身欲望、感官刺激与漂浮不定的情感消费,在充满文化异质的同时,更多呈现出负面价值.美国电影以动画看似纯粹娱乐的艺术形式,讲述缺乏理性、道德监督下发现自我的故事,个人主义被推崇到至高的地位,但实质上仍然是在简单、夸张等形式要求的遮蔽下的文化竞争,将他种文化施以改变、重写,进而在根本上偷换了文化概念.西方文化递升为全球文化时需要自我标记,囊括共同人性的同时,更需要"异类"文化的比照,这决定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美国电影中的变形、陌生与扭曲,带有较强的政治意味.因此,对于后发现代性国家来说,不仅存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尤其值得重视.     

城市营销:以现代激活传统——论闽都文化及其传播

地域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在现代城市营锖理念的指导和实践下,拥有了焕发生机的新契机.福州地城的历史传统文化--闽都文化与福州城市的形象塑造和城市品牌营销无疑是息息相关的.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新的历史机遇中,闽都文化的继承、弘扬与传播.应当以城市营销理念为指导,进行现代研究、发掘与传播,与福州城市形象与城市品牌的打造有机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以期获得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社会认同与影响.具体而言,闽都文化需要进一步明确儒、福、根三大文化内涵.保护历史文化现存的实体,按照现代传播学的要求,确定传播的主体与传播的对象,根据不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采取不同的营销与传播的手段与路径等,实现细分时象、广泛受益的目标,在为城市形象与品牌打造服务的同时,实现自我传播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传播学视阈下的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回顾与思考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对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进行了梳理,在回顾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运用音乐传播学理论,对中国流行音乐文化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过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化的探索与思考.     

青少年传统节日文化熏陶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

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众多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空间,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是维系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主权的重要内涵。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与技术的优势,极力实施文化扩张策略,表现之一就是使情人节、圣诞节、愚人节等西方节日迅速进入我国青少年的生活,并借此传播着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导致不少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了严重错位,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因此,把青少年的传统节日教育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引导青少年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意识,自觉承担起传承传统节日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任,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数字化视野中的符号与文化传播

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符号呈现出两种角色,一是对应于物质的符号,一是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就数字化的文化传播而言,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弱化了物质性,使传统的物质与符号关系让位于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物质与精神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整合于意义之中。但数字化的符号对文化传播也有其无法完全精细化的局限,纯粹的技术手段无法解决问题,认识到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真实与虚拟的双重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数字化符号对文化传播的局限。     

西部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安全思想探析

西部民族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安全思想,具体表现在生态思想观念、生态技能经验、生态组织管理中。通过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言传身教,生态化的生活生产方式,理性的世俗实践方式,口口相传的生态习惯法和风俗来约束行为,使生态安全思想得以传播和承袭。发掘西部传统文化中生态安全的文化资源,在现代生态文明语境下,推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传承与创新并举,是民族地区合理发展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