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出版实践与思考——以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系列图书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而将中国当代文学推介给世界读者则是出版社的重要使命。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的出版实践，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典型案例。“重述神话”系列图书最初出版是成功的，然而，它最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尤其是在市场反应与读者阅读体验方面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通过探究重庆出版集团的出版过程和梳理所出版文本的学理性，发现神话叙事手法错位、媚俗式书写与民族性眼光匮乏既影响了“重述神话”文本的质量，更直接影响了作品的市场接受与出版收益。虽然“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的“走出去”实践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在学术机制引入、品牌塑造及文学的产业化转向等方面仍然能给人们以诸多启示。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论当代河洛文学的性爱叙事伦理

当代河洛文学的性爱叙事伦理缺乏现代性的个体自由伦理诉求。其性爱叙事不仅直接表现为男人对女人的生理欲望,而且总是被身体的社会学、政治学所覆盖,以福柯所言的“性征”出场,各种意识形态话语嫁接、叠加在性之上,以致最后掩盖其属己存在。当代河洛文学里的性爱没有单独的本体的价值领地,常常沦为生育、金钱、权力、暴力之下“沉重的肉身”。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

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冲击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看法上。这一论断影响较大，受到的争议也较大，这既与王德威新的理论视角有关，也与其理论本身及论述的芜杂有关。王德威在晚清文学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论述策略之间游移不定，建构和解构的话语纠缠在一起，造成了话语本身的自我驳难、自我否定。这是其无法恰当处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所致，也是其获致非议的关键。     

知识·权力·文学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再思考

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知识谱系或关键词必然牵涉文学叙事的"权力"和它的实施步骤。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文学史并不是由中性材料堆垛成的一长串文学事实,而是文学叙事权力全面渗透、控制着的场域。权力诉诸文学有多种表现方式:文学社团和办刊、翻译、文学批评和论争、作家创作对读者的影响等。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1990年代文学中"性而上"现象反思

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性爱主题几乎变成了叙事的根本动力.文学抛弃旧有的宏大叙事,对感性肉身和刺激进行自然主义的渲染,本能化、欲望化的叙事则构成90年代以来文学的突出特征.然而,对性本能的过分张扬必将导致文本艺术张力缺失,失掉历史的厚重,危及作品的艺术生命.     

论七月派小说的癫狂叙事

七月派小说是一组生命的狂歌。孤独狂躁、神经质的疯子形象,混乱破离、隐喻性的生存场景及支离破碎、痉挛性的暴力语言构成了七月派小说癫狂叙事的主要元素,七月派小说的癫狂叙事不仅展现了个体生命的痛苦体验,还附带着社会的、文化的、美学的含义。     

论网络小说的叙事情境

在叙事学中,叙事情境主要用来阐明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网络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文学,它的叙事情境有三个特点:舍弃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而主要采用第一人称;抛开现代小说叙事偏好的内聚焦和外聚焦模式而采用零聚焦;运用讲述的叙事方式。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