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附魅、返魅与仿魅：影像化湘西的文化逻辑

对于湘西形象塑造,从来都是通过影像化的。影像化湘西塑造了人们脑中的湘西,经历了“印象湘西”“影像湘西”和“影响湘西”。而影像化湘西的文化逻辑是附魅,返魅与仿魅的三部曲。在传播学中解读的影像化湘西存在着危险的陷阱：商业和政治的封建化,这危害着湘西的文艺创新。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当代大学生个性写作“绿化”体系的立体构建

构建以生活需要、情感需要、审美需要为主导的写作动机层次,以“绿化”个性写作动机系统;开展心理问题辅教和培养个性元认知素能,促进个性写作心理自我“绿化”效能;运用“五步推进”教学模式,优化个性写作教学“绿化”进程。以当代大学生为本,以上三者立体地构架了个性写作“绿化”体系：前者是基础和前提,次者是根本和难点,后者则是关键和重点。     

教育法庭在中国——我国首例教育法庭的钩沉、反思与启示

我国首例教育法庭实际上是“特别专审非独立型”教育审判机构模式的一种尝试。作为特殊历史阶段的改革伴生物,这一模式与我国当下的“兼审非独立型”教育司法审查模式相比较,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形式上的“独立性”和实质上的“半司法半行政”特点。随着我国现阶段涉诉教育案件日趋复杂化和专门化,教育审判组织和从业人员亦需要走向独立化和专职化。因此,反思我国首例教育法庭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各国教育司法实践,中国特色的“普通专审相对独立型”教育法庭当为我国未来教育司法审判模式改革的理性选择。     

“原生态”文化的制造：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

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依借原有山神信仰等文化资源,逐步成为独特的文化表相,阳坡人早已将其视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精心维护着仪式过程和祭拜诉求。从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历程可以看到时下被视为“原生态”的文化是如何被前人制造的,也进而可知：一些“原生态”文化或“传统”只不过是前人在特定场域下制造并用来借以宣示自己在区域社会中的阶序而已,隐匿其后的社会本相是人群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     

自然辩证法“消解”与本体论边界意识——对当前哲学界辩证法“对立论”话语的反思

当前哲学界在辩证法问题上存在着“对立论”的流行话语,他们的观点是：恩格斯的自然证法是从脱离人的自然界出发,因而是无视人的;马克思自然观的出发点是被人的目的性活动中介过的“人化的自然界”;马克思从不赞成“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立的。对此,重返文本与勘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清楚地认定,在承认自在自然的辩证法基础上,恩格斯理解辩证法绝非“无人的视野”,马克思一直支持与赞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将此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作为思考的背景,树立本体论的边界意识。     

功能翻译理论对译者创造性叛逆的阐释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译本的功能,提倡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为了取得特定的翻译目的而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原文做出的叛逆。因此,功能翻译理论可以比较好地阐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本文以功能翻译理论的三大法则为切入口,结合翻译实例对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产生作了一个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阐释。     

科学的伦理学：一座道德探索的丰碑——王海明《新伦理学》思想述评

《新伦理学》坚守“社会创造道德”和“社会需要优良道德”的朴实信念,从“人类行为事实如何”出发,提炼出“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道德目的和终极道德标准,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整合中外伦理史上的思想成果,围绕“人类行为应该如何”,建立起了以伦理行为类型学说为核心的优良道德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完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伦理学的创建,第一次实现了西方伦理思想家花了近四百年时间探索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论阿兰.巴迪欧的主体观

巴迪欧认为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传统的主体范式,唯物范式将主体简化为身体,唯心范式则将主体与身体分开。前者执著于生命中的死亡体验,是世俗性的“享受”;后者注重死亡中的生命体验,呈现为宗教般的“牺牲”,但二者最终走向死亡。因此,巴迪欧提出了第三种主体范式,它处于真理生成的轨道中,居于事件与真理之间,并忠诚于事件。在新的主体范式中,主体与身体具有同一性,既不可分也不可约,两者结合在一起,却又保持着彼此的特殊性。巴迪欧给出的是主体化的身体,这一新的身体作为两者的结合体而出现。     

保安处分与劳动教养制度的比较研究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它既有创新之处,又与世界上已经存在并且通行的保安处分有相似之处,本文对二者进行分析对比,以期对完善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有所裨益.     

教育中的惩罚及运用刍议

作为纠正错误的手段、措施,惩罚具有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惩罚的本真是否定,惩罚之所以会具有严重负面效应是忽视内在惩罚存在的结果。纠正学生错误,如何实施惩罚应该成为首要思考问题。     

论收容教育的行政处罚属性

1993年确立的收容教育制度,立法者是把它当做一种行政强制措施看待的。从这种制度对收容教育人员的负面影响来讲,带有明显的惩戒性和行政处罚性。收容教育与被普遍认为是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与强制戒毒等行政强制措施又有明显的区别。收容教育的行政处罚属性显而易见,不能掩饰和抹煞。     

关于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认定

强制猥亵、侮辱罪历经从流氓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到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演变过程,罪名的演变引发犯罪构成要件的变化,正确理解使用暴力、胁迫手段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这一客观要件的内容,对于本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修正案九”调整本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顺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且是发挥刑法保障功能的需要。厘清本罪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侮辱罪的界限,其一看双方的关系,其二看是否带有公然性,其三看侮辱行为是否带有淫秽内容。     

关于中小学体罚现象的比较研究

从官方有关法律、规章之中可看出,我国对体罚学生的态度是古褒今贬,而外国的态度自古至今一直是褒贬不一的;目前,我国明文规定,禁止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但实际上这一现象还是相当严重;部分中小学教师赞成体罚,极少数学生也赞成体罚。     

非监禁刑的理论根基与中国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的必要性

从中国刑事法的语境来看,非监禁刑是指在监狱外对罪犯适用的较为轻缓的刑罚方法、措施和刑罚制度的总称。非监禁刑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源于刑罚目的观的发展、刑罚谦抑性思想、标定理论以及行刑社会化理论的产生。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顺应世界刑罚的非监禁化趋势的需要,有必要扩大我国的非监禁刑的适用。     

中国、美国和印度三国大学创业教育比较

创业教育是今天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各国的教育机构及教育学家都在围绕这个主题研究创业教育的理念、机制和方法。通过对中国、美国和印度三国创业人才培养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三国创业教育的特点、模式和结果,在此基础上,从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入手,采取打造社会环境、结合学校实际开展创业教育、组织精干高效的师资队伍、建设覆盖创业全程的资助体系等措施,有助于我国借鉴国外经验发展创业教育,解决创业教育中面临的问题。     

论教育惩戒的风险及规避——从教师“不敢惩”现象说起

惩戒是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当下教师"不敢惩"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成为了学校教育中的一种怪象。惩戒的教育价值在于让学生适应社会化生活,获得品德发展的自主能力,最终获得身心全面协调发展。随着风险在社会领域的拓殖,教育惩戒行为也带有了强烈的"风险"特征,表现为:教育惩戒行为的复杂性伴生风险,惩戒后果难以预料,惩戒责任主体缺失,惩戒后果的个体承受。从治理角度来看,应提高教育惩戒行为的风险感知阀限,促进多元主体的理解与共识,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建立制度化治理体系。     

赔偿与刑罚关系研究

赔偿与刑罚关系在实践中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样态以及总体上赔偿对定罪量刑影响作用的提高,彰显出对赔偿与刑罚关系应然模式研究和设计的必要性.赔偿的作用不能过于夸大,也不能切断赔偿与刑罚的关系.赔偿与刑罚关系的安排,要兼顾多方价值追求,同时要具备可行性.     

惩罚研究探析

惩罚是一种常用的教育方法与不良行为的矫正程序，但由于近年来社会思潮朝着重视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以及惩罚本身存在的误用与滥用的问题，惩罚的研究与使用受到冷落与忽视。教育中的惩罚是必要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正确认识与运用惩罚，加强对惩罚的作用机制、效果与有效的惩罚方式的研究，促进惩罚应用的科学化，有效地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