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路径探析

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其实质在于将自由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间。鉴于自由不仅是对一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也是一种不受干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作为终极价值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必然产生冲突,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自由。     

伯林的自由概念与人性

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批判性反思在道德和政治哲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激发了热烈的争议和讨论。很多批评者认为,他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消极自由的同时也诋毁和拒斥了所谓的积极自由。然而,不论是伯林对积极自由的理解,还是他对待这种自由的态度,实际上都比很多批评者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解读积极自由的观念在现代政治实践中所遭到的滥用的同时,伯林实际上也让我们看到了积极自由同样是人的一种深层渴望。因此,可以通过考察人性的双重本质来探究自由与人性的关系,进而在理论上澄清伯林的自由学说及其与自由主义的本质联系,最终会发现伯林对消极自由的捍卫不仅是可靠的,而且也为他所设想和倡导的那种自由主义提供了理性辩护。     

消极自由与社会自由之辩——以赛亚·伯林与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之比较

以赛亚·伯林和黑格尔是不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他们对作为政治哲学核心概念之一的"自由"都有着自己重要的阐释。以赛亚·伯林对自由做了著名的两种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种区分和阐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并被普遍接受;黑格尔则认为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并从形而上的角度区分和阐释了三种自由: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和社会自由。两者在出发点和阐释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分歧。     

争论中的消极自由观

在消极自由观念看来,自由没有任何积极的内容,只是意味着诸多互不相同的主体对自由的运用,消极自由观念将免于国家的任意强制、免于国家的任意干涉视为个人之自由的核心;在消极自由观念的批评者看来,消极自由观念对自由的界定既缺少积极的因素,也过于忽视平等的价值,所以,其对自由的界定既是不合理的,也是无效的。事实上,无论就合理性层面还是就有效性层面而言,任何有关社会和政治理论的观念都很难得到充分的、成功的辩护。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弗洛姆自由思想及其对伯林的回应

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由发展。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仰。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度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个人自由还是社群自由——兼论马克思的自由观

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神圣不可侵犯,个人自由高于社会（社群）自由,且强调消极自由;社群主义基于一种抽象的整体主义指出,个体的自由建立在社群自由之上,个人的权利内在于公共善,针对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他们主张积极自由;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真正内涵和本质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实现。     

两种自由及其在中国命运的思考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相互依存:消极自由要靠积极自由去争取,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为界限。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得两种自由在中国近代遭到各自不同的命运。积极自由争得民族国家的独立,并最终争得了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在和平时期,积极自由中的某些过激和集权的因素应被人们抛弃,但其中的负责和参与因素在政治私人化中需要肯定。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史尤其对自由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之中。他把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认为：消极自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人的自由也就越大;而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体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人自身应当拥有自主性就是积极自由的主要含义。积极...     

超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从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说起

伯林划分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概念不足以涵盖人类对自由的理解与感受。根据历史上思想家们对自由含义的不同界定,自由从概念上应分为内省型自由和外缘型自由两大类,而后者又可以分为守卫型自由、发展型自由和依附型自由三种。伯林所界定的消极自由可以归于守卫型自由中,而积极自由可以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属于内省型自由以及三种不同的外缘型自由中。     

简论早期梁启超的自由观

早期的梁启超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创造性诠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之一个侧面,又结合中国晚清社会实际情况而作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他把自由看作是近代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高度关注,将两力相抗,势均力敌看作是自由之保证,呼吁增强国力,发挥个性,外以抵抗帝国主义,内以反对封建势力;又对自由与任意、自由之俗与自由之德进行了区分,强调了“文明自由”之价值。凡此种种论述皆富于极强的启发意义。当然,他过分强调以力抗衡的“积极自由”之作用,相对忽视宽容的“消极自由”之作用,在理论上容易产生不良的后果。他对心灵自由、精神自由的过分关注,亦流露出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教师自由的困境与出路

自由是人的天性,教师作为具有理性和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在一定范围内,同样也应该拥有免于外界强制的消极自由和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积极自由。在现实中,教师经常面临着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缺失的困境。究其原因是教育制度束缚、社会观念偏差、管理制度滞后和教师内在动力不足。为了保障教师自由,教师需要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全社会范围内则应当形成对教师的正确认识,同时政策制度也要为教师自由的获得保驾护航。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当代中国治理与现代自由理念

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社会层面的首要价值,也构成国家治理的价值涵项。在国家治理的不同背景中,由伯林区分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形态,往往被塑造成具有特定政治诉求的价值取向,由此决定了自由价值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差异。在当代中国,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自由价值的重要形式,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中,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实现自由价值,应当避免意识形态的对峙思维,致力于寻求两种自由的内在一致性、动态平衡性,为国家与公民的良好互动、善政良治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     

审美功利:从积极自由实现到消极自由维护

经由审美达至自由是审美功利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取向。在精英文化时代如此,在大众文化语境下,这种期待仍然具有现实性,只是实现自由的取向不同。在精英文化时代,人们寄望于审美实现的是一种积极自由;在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寄望于审美实现的是一种消极自由,后者显然比前者在当下更具现实感。审美积极自由取向靠感性生命的无限张扬来实现自由;审美消极自由取向依靠一种有限理性来透视美的表象以实现一种有限的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取向是一种昂扬的战斗姿态,消极自由取向则是无奈之下的逃避姿态。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是理论姿态,而后者则是一种大众实践状态;前者寻求无根基的超越,后者寻求超越无望之后的批判。     

消极自由与民主

消极自由和民主具有一致性:追求消极自由本身包含民主化种子,民主以消极自由为内在价值。消极自由与民主又相互冲突:消极自由会削弱民主的存在基础,民主会妨碍消极自由的实现。在实际操作中要保持二者的张力,使消极自由拥有优先性,民主拥有自主性。     

现代自由之消极与积极:论贡斯当的自由思想

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因为受到伯林的影响而把贡斯当视为消极自由的提倡者,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产生了重大误解.贡斯当固然论证了个体独立的权利是现代自由的主要特征,但同时对现代个体自由的弊病如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予以了深刻剖析.他认为在面对现代自由的问题时,首先要从现代平等和自由的道德正当性对其进行审慎的辩护,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开掘现代自由如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的积极意义,为个体权利提供有效保障的同时努力克服现代个体自由的弊病和现代性的危机,进而实现个体的完善.对贡斯当自由思想的思想史研究有助于澄清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在自由问题上的理论和历史误读.     

英国古典自由观念论析

英国古典自由观念①是英国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产物。这种自由有着别具一格的观念内涵,即自由主体的个体性、自由内容的权利性和自由存在形式的保守性。个人主义、自然法思想、普通法精神是这种自由观念产生的价值预设。对英国古典自由观念内涵和价值预设的梳理与分析,是我们站在时代高度深刻理解和把握英国古典自由观念与现代化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     

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少数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两种概念作了区分。虽然他们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含义上与伯林的阐释基本相同,但对二者的态度与对二者关系的处理则截然有别。张申府与吴恩裕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更为偏爱积极自由。张佛泉把自由分为两个指称,他虽然极力抨击积极自由,但也认为第一指称下的自由与第二指称下的自由并不冲突,二者毋宁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论”的分析与批评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自由概念进行了区分.他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区域;"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异己的因素所决定.与此同时,在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伯林激烈地反对积极自由理论.本文拟在辨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就伯林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予以力所能及的评析.     

伯林多元价值导向下的两种自由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伯林把自由概念分为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与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伯林的自由理念实质是以多元价值论对抗一元价值论的架构,以避免一元价值论下以积极自由的名义摧毁消极自由,使得人们在信仰自由的同时因为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强制别人失去消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