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希腊文化的相遇——论《那先比丘经》的问答方法

《那先比丘经》是一部记述希腊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关系的重要佛经。那先比丘和弥兰王之间的问答反映出当时佛教和希腊文化各自的思维特点。那先从经验角度的论证方式和佛教的逻辑紧密相关;而弥兰王从逻辑角度的诘问则与希腊哲学的思辨特色遥相呼应。同时,二者又呈现出各自的内在矛盾:那先的经验论证其实质是以无需辩驳的预设作为演绎的基础,而弥兰王的逻辑追问最终臣服于经验性的比喻。这些内在的矛盾,隐约地显现出二者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的痕迹。     

"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从分众电视的发展看媒体经济学之新进展

大众传媒之下,分众传媒迅速发展,分众电视的发展更是书写了电视之于受众的"经济"奇现.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传媒结合之媒体政治经济学在今天的传媒视域,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的层面,都体现出更加融合的局面.本文试从分众电视发展的视角,考量媒体经济学之新的嬗变和进展.媒体经济学在一种新的书写样式下,重点是对"经济空间"的深层次利用和展现,某种意义上宣告了一个新的媒体经济时代的来临.     

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素质之六要

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六要,即政治要强,做意识形态阵地的守护者,让思政课坚守政治性;情怀要深,拥有深厚的家国情怀,让思政课更有亲和力;思维要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让思政课更有思想性;视野要广,用广博的知识让思政课更有理论性;自律要严,坚持四个统一,让思政课更有感染力;人格要正,用闪光的人格魅力让思政课更有吸引力.     

谢赫“六法论”之“气韵生动”探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艺术呈现出空前繁荣活跃的局面,谢赫《古画品录》所提出的品画艺术标准“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像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以谢赫的观点来看,画作不仅需要表现外在的形和色,更需要注意表现内在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只有这样,画面才会有生动感人的艺术魅力。所以,“气韵生动”实为六法之首。     

试析《周礼》中的“六廉”思想及其后世影响

《周礼·小宰》首定廉吏的标准为“六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廉”今可释为心廉、能廉、风廉、行廉、法廉、辞廉,是对廉吏的全面要求。“六廉”思想是周人早期廉政思想的浓缩概括,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周人以它为思想灵魂制定了育廉教育体系——周礼,秦人以它为目标制定了监廉的社会机制——秦制。“六廉”思想引发了百家争鸣,奠定了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理论。“六廉”思想在两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中,仍然有着重大影响:推进廉政思想持续发展,廉政法律逐渐完备,监督机制更加健全,铨选制度日益合理,考核制度不断加强。“六廉”思想还为古代史学提供了主旨,受它启发而形成的官箴维护着官德官风,同样受它启发而出现的乡约、家训净化着民俗民风。     

“六法”论之“气韵生动”阐释

“气韵生动”不是具体技法，怎么达到，因所长而异；“气韵生动”与其余五法不存在包容关系，但互有联系。     

东周王陵“六马之驾”发现的学术史意义

洛阳新近考古勘探发现了东周王陵 ,其中随葬的“六马之驾”格外引人注意。从报道看 ,“六马之驾”应该属于东周天子 ,然而 ,周朝以前天子是否有“六马之驾”却存有争议。“古《逸礼》”称“天子驾六马” ,晚出的《古文尚书》、《易经》等隐约透露出古有此制。洛阳“六马之驾”的发现有助于对相关学术史问题的深入思考。     

缘情而生 因情而灭－－试析徐志摩文学创作发生、衰竭之因

作为“新月双璧”之一的徐志摩，其短暂的文学生涯同短暂而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一样，充满谜一样的意蕴。多角度分析徐志摩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爱情遭遇，不难发现徐志摩文学创作的发生及衰竭之因，即其爱情生活的发生衰竭是其文学艺术创作发生、衰竭的根源，二者为伴生关系。     

儒家五伦观与佛教六方说比较 ——以《孟子》和《善生经》为中心

由于儒家伦理的主导地位及隋唐后佛教内重大乘而轻小乘的倾向等因素,在汉地,《善生经》所揭示“六方”伦理长期沉寂,迨至近代太虚大师始倡扬之。孟子的“五伦”说与佛教的“六方”伦理之间有相似的特性,如：在学说提出上皆来自圣贤的教化,在施教对象上都面临着当时社会等级差异性,在各伦之间的地位上皆具有不平等性,在对人重视上都以物质富足为先导再重教化等。但两者的立意及归宿却是不同的,孟子的“五伦”说是其王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落脚点,而佛教的六方说虽也注重世间伦理建设,劝人止恶行善而求今生善,但其根本上是以超越轮回、了脱生死为目的的,世间伦理建设是其方便、手段及道场。     

翻译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通过佛教而实现,佛教又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在佛教传入中国中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无论佛教教理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何种适应中土价值的变通,佛理佛经在中国化过程中有过何种适应中土具体情况的传播方式和翻译机制,佛经翻译对中国文明的成长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从佛教造像艺术看中国佛教的精神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必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精神。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也是折射中国佛教精神的物化过程。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这一特定艺术折射出中国佛教的主要精神,即圆融无碍的精神、宗法伦理的精神、男女同尊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精神。     

翻译目的论对中国佛经翻译的操纵

二十世纪7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弗密尔提出了翻译目的论,将翻译研究聚焦于翻译目的的选择上,认为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的方法和策略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从中国佛经翻译入手,探讨目的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合川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特色

合川佛教属于与重庆长江系佛教文化相并列的另一大系嘉陵江系佛教文化单元,这是经由陕西、甘肃等地的剑南蜀道而传入的,是属于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合川佛教有两大亮点：从旅游角度来讲,是二佛寺的佛教艺术与雕刻;从佛学的角度来讲,是佛教的禅宗文化研究。抓住这两个主题,就能够将合川的佛教文化与佛学研究事业做好,为合川的佛教文化和旅游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

美国目前是西方佛教研究的学术中心 ,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中国学者不无裨益。在中国佛教领域 ,他们与中国学者一样 ,偏重于北宋以前的佛教史 ,特别是以禅宗为主的隋唐佛教宗派。而对宋元明清的佛教史 ,他们则引入社会史、人类学等方法 ,特别是在明末清初、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 ,出现了较具启发意义的新视野。本文还关注美国学者在“佛教中国化”、“儒释道三教关系”等问题上的研究。     

佛教词语对汉语的影响

汉语的词汇量非常的丰富,这与汉语对其它民族语言的吸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佛经在鸦片战争之前对汉语的影响最为巨大。汉语中有不少词语是来源于佛教,其佛教色彩一望即知,并且对汉语的文化、词汇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外译——以《浮生六记》译本为例

林语堂先生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驱,在其诸多译著中又以《浮生六记》最见功力。以该译本为例,探讨了林语堂先生在“东学西进”的翻译探索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难,通过翻译选择来挑战文化预设,并在“忠实、通顺和美”的原则下灵活应用翻译策略以求得中西文化共鸣的成功经验,对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