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

佛教戒律是佛教弟子的日常行为规范,与道德、法律之间关系密切,在社会控制功能上具有相同之处,但戒律的持守更注重于内心的自律。戒律的制定有两个目的,一是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二是维护僧团的和合共处。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主要通过戒律予以实现,戒律中包含着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观念,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菩萨戒思想将佛教“扬善”的精神发扬光大,禅宗“无相戒”思想化他律为自律,“六和敬”是僧团共处的基本原则。这些积极的戒律思想不仅在佛教自身发展中意义重大,使戒律成为佛教的根本生命力,其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对法律、道德的建设亦具有补充和借鉴价值,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值得发扬。     

巴克特里亚与希腊化的佛教--以《那先比丘经》为中心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流行,原因在于其一定程度上的希腊化,或者说是传播方式上一定程度的希腊化。《那先比丘经》的流传即反映了这一情况。作为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沾弥利望群和弥兰王并不是因为那先比丘的回答具有多么高明的佛教智慧而心悦诚服,而是因为那先比丘的回答方式和回答内容与古希腊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弥兰王所接受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希腊哲学色彩,反映出了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佛教文化在巴克特里亚所出现的一种多重向度、错综复杂的融合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戒律与礼制在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体现出彼此“同一”与“差异”的“文明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与儒士将中国本土之礼仪制度与佛教的戒律仪轨互相类比、诠释,通过“以礼比戒”“援礼义证戒”等“以礼释戒”的阐释过程,出现“格戒”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的佛教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树立“戒礼有别”的主体意识。     

清初岭南佛门的清规戒律与禅宗中兴——佛教戒律与道风建设初探

明末清初岭南禅宗迎来了自唐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海云系和鼎湖系高僧为整顿僧团、团结信众,大力提倡戒律,用以振兴禅门。《天然和尚同住训略》、道丘《僧约十章》、弘赞《同住警策》等清规及释弘赞、今释等的戒律学为岭南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与理论的支持,并最有实绩,影响最大,不但提升了岭南新寺院的品质和知名度,且使岭南居士佛教大兴。     

东晋会稽士僧群与浙江诗歌之路的早期开拓

东晋永和年间,会稽聚集了众多的名士、名僧,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其中支遁等高僧不仅富有名士风度而且长于诗歌创作,“言咏属文”成为会稽士僧交往的重要内容。在佛教的推动下,会稽发展为东晋中后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会稽是浙江诗歌之路中的重要区域,与钱塘江诗歌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会稽的诗歌创作风气,以及会稽士僧在迁移、流动中对会稽诗歌的传播,促进了剡县、天台山、钱塘、永嘉等地诗歌创作的发展,对浙江诗歌之路的形成具有早期的开拓之功。     

佛道戒律及其伦理意义

本文通过对佛教戒律和道教戒律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 ,概括了佛、道戒律的主要内容 ,揭示了这些戒律的伦理意蕴及其价值。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佛、道戒律与儒家礼教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这三者相辅相成 ,共同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     

中国佛教戒律的伦理探讨

戒律之学不仅是佛教道德和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之学 ,也是学佛者初学入德之门必须修持的基本。戒律之学构成了佛教伦理学的核心和根本。佛教制戒的目的在于和合、安乐、清净、外化、内证、究极理想 ,戒律的伦理精神表现为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罪”与“罚”是戒律道德特色的深层体现 ,具有可违不可变性、效力的规范性、实施的教育性、以罚系罪性、行为的开脱性、守节精神的趋同性等特点。戒律重在强调个人的修持 ,强调众生共同努力 ,完善人格 ,觉悟成佛。佛教戒律的道德特色进而表明 ,佛教是道德品性极为浓厚、内涵非常丰富的伦理型宗教     

宋代蜀僧与径山

径山是中国重要的佛教名山之一,其在宋代成为著名的"五山十剎"寺院之首。宋代也是禅宗人才辈出的时代,四川地区更是涌现出诸多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禅师,其中也不乏曾住持径山的蜀僧。宋代蜀僧与径山之间具有很深的"因缘",同时两者的关系也成为名僧与名刹之间互动的缩影。     

佛教和希腊文化的相遇——论《那先比丘经》的问答方法

《那先比丘经》是一部记述希腊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关系的重要佛经。那先比丘和弥兰王之间的问答反映出当时佛教和希腊文化各自的思维特点。那先从经验角度的论证方式和佛教的逻辑紧密相关;而弥兰王从逻辑角度的诘问则与希腊哲学的思辨特色遥相呼应。同时,二者又呈现出各自的内在矛盾:那先的经验论证其实质是以无需辩驳的预设作为演绎的基础,而弥兰王的逻辑追问最终臣服于经验性的比喻。这些内在的矛盾,隐约地显现出二者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的痕迹。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