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现代报刊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变革

现代报刊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流通方式,同时也颠覆了"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的文学观念.各种文学新观念、新思潮通过现代报刊广为传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架起了桥梁.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再现的“神学观念”与解构

文学作为作家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的表达,其创作过程表现出特有的意识形态倾向。"文学模仿说"和"文学表现论"预设文学作为一种神性职业的存在,体现出潜在的神秘主义色彩,其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神学观念。20世纪后,随着对文学的本质、功能等问题认识的加深,西方批评理论对文学的神学观念进行了批判。"文学生产论"将文学艺术活动看作一种生产实践形态,从文学与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等视角阐释文学构成,要求将文学作为生产的本性还给文学,实现文学对意识形态的生产。解构主义批评对支配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予以反叛。它们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动摇了文学意识形态的根基,体现出试图超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努力。     

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

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受到了“两希”文化的共同影响.古希腊文学中的乌托邦多呈现空间化特征,关注的时间维度仅限于过去;古希伯来文学则增加了历史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念.近代之后,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随着时代背景不断变化:文艺复兴时期多以航海的空间发现为模式,19世纪则聚焦科技进步的未来,20世纪在经历了“敌托邦”的短暂风靡之后,随着人类更多关注“当今”和“当地”,乌托邦文学最终走向式微.     

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

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线的背景下,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首先以文艺政策的转折为前提,而后,则是《讲话》对文学方向的确立.以上两方面内容,既解决了此前延安文艺界的现实问题,也解决了当时文学的道路问题.因而,在其指引下,后期延安文学的典范的生成与对民间文艺形式改造上的繁荣局面,就明显带有某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倾向性.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问题,最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得到全面的确认,这一过程,不但使后期延安文学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过程,而且,也在延伸的过程中给当代文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章学诚的“文学”观论析

在章学诚的文论思想中,其"文学"观是非常独特和复杂的.其中章氏释"文"为字(或属辞),"学"为学问,文词(辞)或文章乃"学而有得发之于辞".因此,他主张文与学"非二事也,""立言者,必于学同先有所得."这种特殊的"文学"观既与他对儒家重学问传统的承传有关,也与乾嘉学风的影响和其学术贯通的思想有关.     

“原文于道”与刘勰“大文学”观念的形成

刘勰原“文”于“道”,认为“文”是“道”的外化,是人对于自然、宇宙、人生的体认,圣人能够因“文”而“明”道.这种观念立足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古代文化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整体特性,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大文学”观,它更加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特点.     

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兴起研究综述

对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即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的兴起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大致分两条路线展开,一是对梁启超文学(文学观念)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一是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相对来说比较零碎,有必要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现代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下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作进一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以便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是如何兴起的。     

唐代文学繁荣现象的传播动因

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学传播的角度入手,将唐文学的传播置于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中予以审视,同时,分别从文学传播主体、讯息、传播手段、受传者和传播效果等五要素分析唐代文学传播条件的改善及其对唐文学的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以期说明唐代文学传播的发达对文学繁荣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文学观念漫谈

文学观念指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和看法。文学是文化的重要方面,又是文化多元化的一种反映和表现。文学的价值取向是广阔的,文学观念也是多元、多样性的。     

论唐代的湖南文学

唐代的湖南文学与以前比较,本土作家和流寓的外籍作家增多,作家的活动范围和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得到扩展。     

文学时空中的“双子星座”——刘勰与姚鼐文学观念之比较

刘勰与姚鼐堪称中国文学时空中的"双子星座"。由于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文坛境况以及各自的学术背景与个性气质等方面的联系与差异,两者的文学本原观、文质观、文体观与通变观等既有密切的关联也有明显的疏离。两相比较,便会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演变进程以及中国古代审美精神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与认知。     

唐代的战争文学与战争宣传

唐代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与唐代的对外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文人都在作品中表现快意英豪的情感倾向,或夸示王霸大略,或描述战争场景;在传播形态上,唐代歌诗往往酬唱应答,颇具良好的互动性和社交性,乐舞、变文等曲艺多具有俗文学喜闻乐见的活泼形式,在宫廷和民间广泛流行,其所承载的战争主题相应地获得了理想的传播效果。与民间相应,幕府内部的边塞诗创作与乐舞表演在媒介形式单一化的时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宣传作用,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也在这样的文学传播中得到极大的张扬。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唐代战争文学与宣传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唐代文学的特性,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宣传思想史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唐代渤海国文学发展述略

距今一千三百年左右，东北的古老民族族之一部———粟末（原生活在松花江流域，古时松花江称涑沫———粟末水）南迁营州（辽西）。在唐王朝与高丽战争之后，同高丽的遗民一起，在其首领大祚荣率领下，渡辽水越白山，迁徙至松花江和牡丹江上游地区，即如《旧唐书·渤海传》所载：“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弁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之众及高丽余烬，稍之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圣历”是武则天最后一个年号，时当公元６９８年。大祚荣之所以建国曰“振”，系因其父乞乞仲象曾被武则天封为“震国公”，“…     

论唐代“女主”现象的终结

初盛唐胡风盛行,传统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由此带来女性地位的大幅提升,“武周革命”更是将女性地位推向巅峰.中唐时期,代表传统礼法的山东士族全面崛起.出自山东士族的妇女多守礼法,她们讲孝道、守贞节、重母仪,对唐代皇室和民间妇女观带来重要的影响,是武周时期“女主”现象得以终结的重要原因.     

“阶级观念”的确立与“斗争模式”的蔓延——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话语

在阶级斗争思想的普及与强化、战争时期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遗留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或显或隐地蕴含了一种"阶级斗争模式"。随着政治环境、审美环境越来越严厉和"阶级斗争模式"的迅速扩展,人际关系的本质已经被完全抽象为仇恨和对立的象征体,彻底丧失了"人"的生动性和复杂性,作为个体的"人"完全沦为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想象性符码。作为"人学"的文学丧失了"人"的本性,只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