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七律（续）

杜甫的七律标志着杜诗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文章首论杜甫七律的时空感;次论杜甫七律的内涵外延及抒情风格;复次论杜甫七律的章法句法;最后论杜甫七律对后世的影响.     

杜甫七律诗的结构方式论析

杜甫七律技法纯熟,足为后世垂范,其结篇之法尤为后人称道,古人对此已论之颇备。但出于写作需要,各结构形式在具体实现方式上必定有所变化,从而衍生出更多的次级结构类型,对此问题的探讨却仍付之阙如,实有详加梳理之必要。在此即以整理杜甫七律诗各结构形式的次级结构类型为切入点,细致分析各类型的具体结篇方式及其特性,从而全面深入地解析杜甫七律的结构方式和技巧。不仅如此,通过对杜甫七律结构方式的梳理,还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古人所谓起承转合、前后解等结构理论的合理性。     

论杜甫七律的抒情特征

杜甫诗歌向有"诗史"之称,其诗史性不仅体现在叙事性极强的古风中,也体现在以抒情见长的七律里.杜甫创造性地完成了以抒情反映诗史内容的创作方式,在诗史中仍把抒情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而<秋兴八首>等诗篇则通过抒情的反复咏叹和客观意象主观化,体现了其"篇终接混茫"的美学追求.意象密集和音节错位所造成的鲜明、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是杜甫七律超越初盛唐七律之处.     

愁极本凭诗遣兴 诗成吟咏转凄凉——试论杜甫的七律拗体

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七言律诗这一形式出现得比较晚,直到唐初的沈(亻全)期,宋之问才最后定型。这种诗歌形式,以其音步的整伤、对仗的讲究,语言的精美,把格律诗的发展推向极致。焦循曰:“论唐人诗的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易余篇录》)自沈、宋至盛唐,一些诗人开始尝试着写作七律,这些七律多为应酬或应制之作,风格一味的典雅、华赡、精丽。杜甫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七律的诗人。他一生创作的七律超过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七律诗作的总量;另一方面,杜甫的七律以沉雄悲壮为主,风格多样。尤其是他有意识地不受律诗平仄要求的局限,创作出七律的变体——七律拗体,使     

论杜甫的拗体七律

杜甫诗歌中七律拗体为其七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其七律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且有其特株成就与艺术技巧。杜甫的拗体七律的创作是有其一定的规范的，是有迹可寻的。文章是从杜甫各阶段的拗体七律加以分析，说明其艺术成就，并归纳出杜甫拗体七律在“拗”的方面的一些法则。     

杜甫白话七律的变革与发展

杜甫白话七律的出现,主要是针对盛唐七律高华典丽风格的变革与发展。首先以日常生活为题材,采用白话语料与民歌句式;其次在华州正式拉开了白话七律的序幕,成都草堂七律进入了对田园生活的叙写;复次草堂、夔州七律大量口语虚词的运用起了重要作用,使白话七律趋于精熟。这虽然不是杜甫七律的主体风格,但平添了一种陌生的新面貌,对中晚唐与宋代具有深远的影响。     

刘长卿七律的诗史定位及其诗学依据

刘长卿的七律因“工于铸意”、“巧而伤雅”而被明清诗论“列入中唐”,这一定位主要基于尊尚盛唐气格的审美取向。刘长卿和杜甫都处于盛唐七律已经成熟、但尚未形成独特体式优势的特定阶段,都具有进一步发掘七律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与杜甫的“变格”不同,他在基本保持盛唐七律“正宗”风韵的基础上,开拓了七律营造意境的空间;同时突破早期七律程式的局限,探索了按抒情逻辑自由安排结构以及处理情景关系的多种手法,既将古诗曲折尽情的功能引入七律,大大拓展了七律抒情的容量和深度,又以其深沉蕴藉的艺术特色,为七律增添了一种区别于五律和七古的表现感觉。因此,为刘长卿的七律在诗史上定位,应当摆脱初盛、中晚之争的偏见,以其在体式发展上的贡献作为评价的诗学依据。     

杜诗"当句对"艺术研究

钱钟书先生为"当句对"作出质性的界定,是一大贡献;但他认为此格是杜甫首创,则为失误,早在梁朝何逊的诗中就已出现此种对仗形式.杜甫的贡献是把前人的五律"当句对"引入七律,并通过创作实践把这种对仗形式推入极至.     

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从明诗论的七言律取向之争说起

明后期诗论中关于七言律的取向之争,反映了盛唐派对七律发展中正与变的不同认识。被视为"正宗"的盛唐七律平和优雅、高华壮丽,这种格调的形成与七律和乐府歌行的同源性以及早期主要用于应制体的历史影响有关。杜甫七律被明清诗家公认为"变格",其深层原因在于杜甫探索七律体式原理和发掘其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他不但在继承初盛唐七律传统表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其题材、结构及表意抒情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在后期七律中利用七言可以单句成行的特性,加大句联之间的独立性和跳跃性,以及句脉转折的自由度;同时在意象的提炼组合以及与声调的配合方面深入到心理感觉的表现。这些探索的意义在于从多种角度发掘了七律体式对各类题材的适应性,大大拓展了七律的抒情和议论功能,使七律在体调和表现上进一步与七言古体区别开来,并以其能"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以后应用最广的诗歌体裁。     

“以古为律”与杜甫七律艺术的革新

明清学者称杜甫七律为"变调",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被总结为"以古为律",即借鉴古诗的修辞技巧、篇章结构、表现功能、审美趣味和创作精神来创作律诗。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系统学习《诗经》、汉魏古诗创作大量新乐府和古体诗,为其此后"以古为律"奠定了基础。从修辞角度来看,杜甫使用拗律、用词拙朴变传统七律圆转和谐、华美清丽为奥峭顿挫、朴质疏野,古人称之为"以古调入律";从篇章结构和表现功能看,杜甫吸纳古诗叙写人生事态驱驾才势、曲折尽意的特点,变盛唐七律板滞僵化的情-景结构为气脉动荡、首尾浑成,古人称之为"以歌行为诗"、"律诗不离古诗气脉";从诗学精神上看,杜甫力图吸纳《诗经》的"比兴"精神改造源自齐梁的用于应酬、应制的七律诗体,议论时事,咏怀咏史,悲壮苍凉,意境深闳,达到了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的完美融合,古人称之为"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以《诗》为诗"、"律讽"。"以古为律"使杜甫七律对《诗经》以来的诗歌传统和创作经验吐故纳新、兼容并蓄,从而将七律体提升到新境界,成为中国诗学史上难以逾越的艺术典范。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论宋祁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

在成熟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宋祁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由"唐音"到"宋调"的过渡.与其兄不同,其诗更显"宋诗"的特色.在诗歌内容方面,他对内心世界"怨愤"的抒发,开拓了宋诗题材的表现内容.诗歌风格方面,由早期的绮艳转向晚年的沉郁、奇涩.宋祁很快抛弃了早年诗中的浓辞丽藻,而代之以奇字俗语.在艺术表现上,其诗善用典故、意象以表现深沉的情感,同时也不乏直抒胸臆之句,充分体现出其诗的过渡特色,为宋诗另开"精工"一路,这对后代诗歌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李煜诗

李煜为词名所掩,其诗歌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通过搜集整理李煜存世的全部诗作及断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分析李煜诗歌的类型与表现力,可以发现,李煜诗的成就不亚于其词。李煜诗是他人生观的写照,能抒发真实性灵,往往以小见大,语短情长,虚实相生,一叠三叹,有感人肺腑的艺术力量。     

倪瓒诗与画的乖违

元人倪瓒在山水画领域,与其在诗歌领域取得的成就存在巨大反差。其诗、画颇存乖忤之处:诗多因袭,画重革新;诗爱“春”色,画喜“秋”景;诗色浓重,画意简净;诗之意象庞杂,画之意象单纯。二者诸多的忤悖,有助于我们认识更为丰满、完整的倪瓒形象。     

穆旦晚年诗歌艺术之探究

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歌颂与向往,展示了人情、人性美好的一面。他晚年的作品突现其坚毅的精神,展示了人情人性的至善至美,较之以往的诗歌创作更注重表达内心的体验与感悟,诗风更加深邃成熟。他晚年的诗作对以往诗作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与超越,放射着迷人的光泽,书写着中国新诗的辉煌,并成为永恒的经典。     

陈与义诗词互动之考察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的杰出诗人。他的诗、词创作在当时都有名气。他的诗、词创作既都具有多元化风格的一面,又有诗多纪实词多言情不同的一面。陈与义诗词互动首先体现在简斋词题材立意的诗化和创作技巧的诗化,这些是诗歌对词的影响和渗透;其次体现在简斋词对简斋诗流丽特点的影响以及简斋诗句化用词句等方面,这些是词对诗歌的影响和渗透。     

试论秦观诗的艺术风格——“女郎诗”不是秦观诗的主调

秦观前期诗 ,以田园、山水、酬唱为主要内容 ,风格不一。秦观在重大政治关头曾写过一些讽刺诗 ,数量虽少 ,但却振聋发聩 ,令人耳目一新 ,使人看到他在静穆之中又有着金刚怒目式的抗争。秦观后期诗 ,以贬谪生活为主题 ,以哀怨加悲愤为基调 ,严重高古 ,自成一家 ,是秦观一生思想和艺术成熟的结晶 ,形成了秦观诗的主旋律和主体流向。因此 ,“女郎诗”不是秦观诗的主调     

暴力观、双重视角与救世——泰德·休斯自然诗的再认识

评论界不仅对泰德.休斯的暴力观缺少认识,而且研究视角单一,对休斯执著书写暴力的原因也缺少探究,这使休斯的自然诗无法得到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只有了解休斯的暴力观,清楚休斯执著书写暴力的原因,既从人类视角,又从自然视角观照,才能更好地理解休斯的自然诗,在感受其丰富内蕴的同时,体味休斯的苦心,领略诗中浓浓的人文关怀。     

华兹华斯诗歌的反现代性

华兹华斯的诗歌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先声。结合现代性理论分析他的诗歌,可以发现其中深刻的反现代性特征。他的自然诗歌具有深厚的生态意识;他的儿童诗歌显示了他对自然人性的渴望;他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论萧纲的边塞诗

萧纲在诗史上素以“宫体”见称 ,但观其创作实际可以发现 ,“宫体”一词并不能涵盖萧纲诗的全部。以萧纲的边塞诗为研究对象 ,对其创作特征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与归纳 ,证实该类诗歌无论在题材内容、艺术形式 ,亦或风格情调诸方面 ,与其宫体诗相比 ,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象。可见萧纲诗也存在着一定的多样化的风格特征。     

论李商隐悼亡诗对婚姻情感价值的新发现

李商隐悼亡诗是创作主体对世俗婚姻生活的人伦价值、情感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追悔,悼亡诗中亡者王氏成为李商隐余生永恒的眷恋,从而使其对早年的浪漫追索兴味顿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