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互联网政治参与：代表性的视角

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作为信息来源、沟通媒介和虚拟的公共空间,互联网为用户获取政治信息、培育政治观点并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极大便利。无论是网民线上讨论所产生的网络民意,还是网民通过线上手段与政府进行的互动,都对政府的公共决策发挥着日趋重要的影响。从代表性的视角看,网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社会大众,将决定这一参与形式对公共决策的价值和意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网民无论在人口特征还是在政治态度上均无法较好地代表大众,且在重要政治态度上缺乏一致性。网民的这一代表性偏差可能削弱当下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对公共决策的积极作用。当前政府制定公共决策应从全局出发,审慎对待互联网政治参与,不可盲从网络民意。     

超越个体性与共同性对立的理论构想——西方协商民主的政治哲学分析

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来源于自由主义哲学对个体平等权利、理性自主精神的强调,以及从维护个体性出发而对国家政府形式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来源于社群主义哲学对个体美德和真实交往过程中包含的公共善的重视,以及重构小规模共同体的理想。这种综合性的哲学思想来源使协商民主从理论上超越了个体性与共同性的对立,并发展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新路径。本文以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深层理论困境——个体性与共同性价值立场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切入点,对西方协商民主进行了哲学学理方面的探究。     

论立法民主参与中公众代表的代表性——以行政立法中的行政相对方为例

立法的民主参与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立法的广度与深度、参与的渠道和形式、参与的主动性和质量是立法民主化的标尺。中国公众参与立法的法制化始于《立法法》,但实践中公众参与立法的实际影响力和意见得以采纳并转化为立法的充分可靠性并没有保证,使得相对方参与地方立法陷入符号化的尴尬处境。公众特别是立法中的利益相关方不能形成有效的力量真正参与立法博弈是核心原因。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必须建立在多维视野之上,必须在观念和体制上承认利益的多样性、价值的多元性乃至民主的多维性。如何保证参与立法的公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科学确定公众的利益代表人是当前立法民主的关键。     

传统与现代——对中国政治转型的一种分析

政治转型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比较政治学中兴起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逐渐从全能主义政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转型,这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国政治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     

新公共服务理论:政治民主与行政民主在新时期的融合

民主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条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从政治民主到行政民主的发展路径,而当代民主的发展又出现了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回归、政治民主和行政民主融合的趋势.民主行政理论首先揭示了这种融合趋势,而作为当代行政学最新发展方向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更体现了这种融合的最新发展.     

民主政治宪法特征论要——对法治实践问题的宪政理论反思

民主政治是当代法治主义国家立国治政的根本原则.然而,民主政治赖以有效实践的可操作性宪法特征是什么?民主政治与宪政、法治及法制之间的实在法理逻辑关系又是什么?这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为探求我国法治化实践的内在逻辑,本文着力研究并求证了民主政治有效实践的宪法性法理基本特征,并慎审、关联地考察了民主政治与宪政、宪法、法治与法制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法理逻辑关系.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三重困境——基于政治伦理的分析

"协商民主"是与道德价值密切相关的一种政治形式,它的兴起契合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价值,受到了极力推崇.但是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它至少存在着三重困境:一是协商参与者究竟是个人参与还是代理参与构成了协商民主的主体困境;二是公共理性作为协商民主的原初状态还是推理结果构成协商民主的过程困境;三是维护多元主义还是追求一致性的利益构成了协商民主的合目的性困境."协商"仅仅是民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却并非民主政治的全部.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浸润协商的精神伦理,比单纯地追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更为重要.     

政治中心主义的自我超越 --论政治生态文化的建构

以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为标的看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要求,就不仅仅满足于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和相应的公民认同,更进一步,它对政治体系提出了超越政治本位主义的要求,旨在要求政治体系之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制定和实施,以更宏远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目标,因而它就超越了政治本位、集团本位和阶级本位,也就不再是政治中心主义的政治文化,而是政治工具主义的政治文化。再进一步,当着这种政治文化不仅以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旨归,而且执著于政治、社会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的生态联动时,痴迷于社会进步、人类福利与自然环境的荣辱与共时,这种政治文化的境界就更上层楼、更为高远了,它就升华为一种政治生态文化了。     

公民政治参与权和政治发展——一种参与式民主的反思与构建

公民资格发展是民主发展的重要前提,公民政治参与权是公民资格的核心要素,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立基于对"政治"概念本身的重新反思,将公民政治参与作为新"政治条件"的一种回应,主张在范围和深度上拓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以推进民主的发展,这和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基层民主发展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反思中国未来民主发展的重心和重点。     

程序主义民主与公共领域的现实重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及其启示

按照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商议民主包含了两个核心的要素,一是制度化的商谈机制,一是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机制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来保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在其中得到表达.为此,商谈的程序必须按照论辩的逻辑来制定.制度化的商谈只是解决问题的机制,而发现问题则要依靠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非制度化的商谈还是一切制度和法规的合法性来源.然而非制度化的商谈不是在理想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中存在着交流赖以进行的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政治制度和法律就是要调节这种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从而使公共领域的自由交流得以进行.     

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开性原则

公开性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实施民主政治的公开性原则,必须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之路,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以适应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与模式更新研究（专题讨论）——全球视角下民主政治模式的分类与建构特点

纵观全球的政治发展,世界各国虽然对民主内涵的界定千差万别,但从政体层面来看,建构并完善民主政治模式,是大多数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途径。虽然民主政治模式存在多样性,但通过对典型国家民主模式的考察,并对民主政治模式的建构和发展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一定的借鉴。     

从对抗到和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

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由政治转轨造就的.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来审视过去30年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并藉此展望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可能的走向.过去30年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应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而所谓"宏大",一是指整个中国的历史,二是指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国政治两次重要的转轨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对抗"与"和解"是两次转轨最重要的特质.     

从民主政治到政治文明——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政治的历史解读

2 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政治的追求从民主政治到政治文明的演进 ,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这场历史演进的杰出代表。     

地方主义的行动逻辑——一种传统政治文化的解释

中国人从个人到群体的行事理路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是颇深的，如果把这一行事理路放在考察中国人的优势群体（即地方组织、政权机关等）上，则可以发现，该群体行为也充满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复杂的行事谋略。本文旨在分析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地方主义”背后的传统政治文化动因。一、地方主义的涵义及表现地方主义是我党长期以来反对的一种危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错误倾向，我们党几代领导人都曾号召全党在工作中反对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地方主义并没有完全肃清，一些地区借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之机盛行地方主义，…     

刍议政治营销管理与民主理论的对合——基于竞争性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视角

政治营销管理是营销观在政治领域应用的一种理论,其使用的方法与商业营销类似。大多数政治文献认为政治营销与民主并无实质关联,甚至会损害民主。文章则从政治营销与民主理论的对合进行分析,认为不同的政治营销管理方法是与不同的民主理论的契合,我们关键的是要选择适当的政治营销管理模式。     

浅析政治微博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政治微博以其方便快捷、受众广泛等特点成为了人们表达政治观点、反映利益诉求、影响公共决策、监督政治民主的重要工具,对催生政府与公民合作化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政治微博也暴露出与民主政治不协调等一些矛盾,都有可能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绊脚石。如何理性看待政治微博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探究政治微博助推民主政治发展的正能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代表理论与中国政治——一个比较视野下的考察

代议制是现代政府的一般形式,近代发端的政治代表学说是其主要的理论基础。作为代议制的一种类型,代表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代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野。然而与一般代表理论不同的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的政治代表观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代表理论。本文简要考察了两种政治代表理论的特征,它们在现实中的关系和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具有的意义。     

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论拉克劳与莫菲对激进政治的重构

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规划,以一种全新而具有创造性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一种后现代的政治概念。它拒斥总体化的同源性的基础性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的权力概念,积极倡导微观政治。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的转变,其内在根源在于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的质疑、修正与抛弃。从断言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存在到宣称意识形态的非阶级特性,拉克劳与莫菲实现了从阶级政治到非阶级政治的蜕变。从根本上说,这一蜕变建基于对对抗概念的拉康主义的哲学阐发之上。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而对抗具有不可根除的特征,因此,作为对对抗进行控制与调整的政治,它不仅不会终结,而且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人类社会并决定人的真正存在论条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在这种视域之中,激进政治的宗旨就不在于成就雅各宾式的革命理想,而在于沿着激进的和多元的方向永无止扩大与深化民主。正是在此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构成了对传统激进主义的一种全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