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产权利益集团博弈行为的绩效分析

中国农地产权利益集团包括私人产权要求者利益集团、农村基层管理者利益集团、官僚和政治家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博弈行为带来的社会经济绩效和制度绩效明显表现出负绩效大于正绩效,这种博弈所诱导的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不合理,必须通过相应的改革措施扭转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方向。     

京津冀都市圈管治中政府间行为博弈分析

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在分析京津冀都市圈政府行为博弈背景的基础上,将京津冀都市圈管治中的政府间行为关系抽象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关系,通过建立相应的博弈分析模型,得出各级政府在博弈的不同阶段的最适策略选择,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产业集群企业竞合行为博弈分析

单纯竞争与合作只是极端情形,竞合策略是集群企业获取更大收益的选择.集群企业竞合行为博弈基础模型表明:只有在预期合作收益与预期竞争收益之比大于对手愿意合作概率与愿意竞争概率之比时,才选择合作行为.放松同质企业假设,扩展模型表明:地位不对称的博弈双方对竞争与合作行为的选择条件与要求的风险补偿也呈不对称状态.相比强势企业,弱势企业选择合作的条件与要求低,但先择竞争行为可能是一个更次的结果.     

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及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国转型时期蚕茧价格管制的原因分析

中国转型时期,在大多数农产品价格逐渐放开的同时,蚕茧、烟草等农产品的价格一直受到政府管制。为了达到控制农产品价格的目的,政府还不得不把对价格的管制,扩大到对产品流通乃至整个产业经营和流通的管制。本文对中国转型时期蚕茧价格管制的分析表明,蚕茧价格管制的实质是行政垄断,而行政垄断的原因在于转型过程中政府、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博弈及其结果。     

经理人代理行为与管家行为的选择:基于博弈分析的视角

代理理论认为经理人是个人主义、机会主义、自利、与所有者利益冲突的"经济人",其行为是代理行为;管家理论认为经理人是集体主义、组织至上、值得信赖、与所有者利益一致的"社会人",其行为是管家行为。由于对经理人的认知假设不同,对经理人行为的判断也不同。本文从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的博弈模型出发,通过具体分析,指出经理人与所有者的关系是建立在博弈基础之上的,在不同的心理因素和情景因素下,经理人的行为既可能是代理行为,也可能是管家行为。     

利益集团政策学: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壮大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利益集团越来越多的介入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利益集团政策学即研究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动机、行为及其结果.利益集团政策学的研究一般从制度分析、利益分析、主体分析、过程分析和结果分析五个方面展开.利益集团政策学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公共政策的认识并将利益集团对中国政策的影响纳入合法规范的轨道,防止其绑架中国公共政策,以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     

企业减碳行为与政府监管的博弈

企业的减碳行为存在外部经济性,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和引导。然而,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导致政府对企业的高碳排放行为监管不力。通过从博弈论的角度政府对企业进行减碳行为的监督、引导以及企业执行减碳行为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帮助企业降低其在减碳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对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加强监管处罚力度,或者给予在减碳中表现好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减低其税收负担。同时,强化政府对高碳排放企业减碳行为的监管力度等,均可以增加企业进行积极减碳行为的概率,建议通过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提高对碳排放高的企业的处罚力度,以及加大对政府部门某些官员失职行为的处罚来激励碳排放行为。     

美国立宪运动中利益集团的作用及其经验

通过对美国立宪运动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分析可知,美国宪法是组织起来的各个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斗争、妥协的产物。它启示我们,利益集团的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并不取决其人数,而是取决于其掌握的资源与促成集体行动的能力;法律得以被遵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法律之中施加了要遵循它的责任,服从不服从的决定都来自外部,来自于遵从它要比不遵从它更划算的利益筹划。     

不同运营模式下在线短租经济的博弈行为分析

在线短租是共享经济在酒店住宿领域的一种新的应用,因其较高的性价比、多样化的选择而被更多人接受,但与此同时房东线下服务质量不高、房源信息和准确性得不到保证、租客毁房等问题也层出不穷。文章以传统的演化博弈模型为理论基础,对参与在线短租平台的多方博弈行为进行分析,探究平台的运营模式影响博弈结果的机制,并对爱日租、小猪短租和途家网三个案例进行分析,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运营模式与平台信用状况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中国在线短租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平台运营模式的特点,为运营模式的选择提出相应针对性建议,对我国在线短租行业的下一步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

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建构中,应该分析环境公益诉讼自身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以准确展现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理论问题。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的研究,在于解释环境公益诉讼能否有效回应中国环境治理的困境;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逻辑的研究,重在厘清环境公益与诉讼的关系、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等问题。     

利益均衡:和谐社会建构的基本途径

现代社会本质是一个合作的体系,社会的和谐有赖于外在社会秩序的"良序化"与内在心灵秩序的"和谐化".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使得利益结构的均衡成为了社会秩序和谐的基础.目前,在我国要防止贫富差距加大以实现利益均衡、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就必须依靠公正的公共政策安排,合理解决平等与效率问题,提升政策公平性,减少并消除"社会排斥".     

公司环境责任担当与公益诉讼

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问题是主张公司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现实依据。通过康菲事件,不难发现．传统的以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宗旨的私益诉讼,只是使得污染公司承担了一部分外部性,这样不利于遏制其污染环境的行为。在对《公司法》第五条作扩大性解释的基础上,引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使公司对环境造成的外部性内化,使其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更好地督促公司履行环境责任。     

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机制

在分析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对公民提起诉讼动力不足的因素进行分析表明,动力不足的内在结构缺陷表现为经济理性满足度缺乏、生态理性缺失和法律理性先天不足等方面。应着力开发公民公益诉讼动力。     

社会发展--动态平衡态势论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论述了动态平衡态势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普遍存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中,作为一种状态直接影响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动态平衡态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来源于社会系统内的聚张力.动态平衡态势的特征体现在渐进性、趋向性、趋前性和包容性四个方面.积极的变革是促进动态平衡态势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主要方式.     

论环境设计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力

提及“计谋”难免让人想起冷兵器时代军事家们的军事策略,这些计谋的策划和实施通过一系列的圈套诱使敌人逐步被控制和支配。这在本质上与本文所讲的“设计”是同一个流程。我们所讲的设计不涉及生死、战争和掠夺,但同样是为了控制和支配人的行为,这是一种善意的控制。在环境设计中,指的是控制使用者在环境中的种种心理和活动,使其按照设计者预定的方式正确、健康地体验和使用环境。这种控制是建立在对环境体验者需求的充分了解、尊重和顺应的基础上的,通过设计的语言将其转化为一种有效的引导,从实质上提升空间环境的设计品质。     

惩罚性赔偿不应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辨析

我国《民法典》第1232条创造性地规定了针对环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但没有明确该制度是否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此产生很多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13条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但该解释没有解决为何如此适用的难题。现有研究成果中赞成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观点,其理由并不充分;反对性观点的理由则比较全面、充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行政罚款制度”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相重叠,前者的适用应当优先于后者。我国《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不应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依据该条规定所获得的赔偿也不应包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弱势群体维权方式的选择和转变规律研究

政策失衡与政策平衡分别是弱势群体维权行为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弱势群体的维权方式可以分为和平的沟通协商式的维权方式、临界状态的逼迫式的维权方式和对抗性的维权方式,三种方式可以相互转化。政策补偿的效果决定了弱势群体对维权方式的选择。弱势群体选择临界状态的逼迫式维权方式,是决定维权方式走向的分水岭,此时,地方政府必须迅速制定有效的政策补偿方案,尽快实现政策平衡,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维权的社会风险和社会成本。     

群体性利益冲突的博弈分析

针对目前社会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状况,本文对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应有权利和博弈规则进行论证,同时运用动态博弈模型来剖析各利益冲突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选择,以寻求对群体性利益冲突的学理解释.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和动态关系分析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和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负效应;对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FDI对中国资本积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和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国内投资、对外贸易、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成果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FDI;FDI与市场化程度互为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及国际贸易、产业资本、人力资本、R＆D、产业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劳动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