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冲突与协调:司法应对民意的理性思考

司法要不要考虑民意,与如何看待司法理性有关。从功能理性的角度分析,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就是在司法过程中准确地界定法律规则和民意的地位与功能,使其能够在各自范围之内得以适当的发展。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民意对司法产生的效应和影响,提出通过养成法官公共理性、以正当程序疏导民意、认真对待公民诉权等措施对其予以规范,从而培育司法的功能理性。     

人民陪审制度之否定之否定

陪审制度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普通公民参与法庭审判案件的一种司法制度,它以其蕴涵和体现的司法公正价值而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由于立法的演变、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等原因,其功能并未真正发挥,而且在适用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致使学界对该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产生诸多争议.陪审制出现的"陪而不审"既不能孤立看待,也不能一概判定陪审案件都是"陪而不审";陪审制度其功能和价值就在于追求与体现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它既是我国宪法原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具体体现,又是审判独立、司法廉洁和降低司法成本的保障.因此,对人民陪审制的科学态度应是坚持、改革和完善而不是否定、废除.     

论我国陪审制度模式的选择

公众参加审判有陪审制和参审制两种模式.前者具有实效性,后者则往往成为虚设.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名存实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违背了诉讼的规律,让普通民众解决法律专业问题,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专业审判人员的附庸.在司法改革中我们面临专业法官合议制、陪审制,以及继续实行参审制这三种各有其利弊的选择,为顺应司法改革的内在要求,提高诉讼民主化水平,可以试行陪审制改革.     

英美陪审制度及其程序价值考论

英美陪审制度源远流长,就早期历史而言,其中蕴藏的权利价值并不突出,均势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的意义更重要。经近代自然权利理论的改造,陪审制才确立牢固的价值基础,它所蕴涵的权利元素才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成为现代英美国家治理和人权保障的重要程序技术。当代陪审制盛极而"衰"的原因在于替代性的多元价值整合机制的兴起,制度成本增加,以及法的形式理性对于陪审制实质理性整合功能的过度抑制。今日陪审制衰而不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陪审制作为"实践权利的技术"不仅具有程序理性,更等同于权利价值本身。     

司法的公众参与:司法回应民意的原则与机制

从保障司法的公众参与角度,研究司法为何和如何正确积极地回应民意,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回应民意机制,保障公民司法参与权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司法回应民意应坚持司法独立与依法审判原则、理性与客观公正原则和程序正当与审判公开原则,并改革司法旁听制度,落实公民法院旁听权。移植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拓宽法院吸纳民意渠道,参考吸纳理性正确的民意,改革和完善法院案卷信息和司法记录公开查询制度,接受公众监督。     

人民陪审制选择权问题

人民陪审制选择权是指诉讼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思决定启用人民陪审制并享有与该程序相关事项的诉讼权利。其实质是当事人根据自身利益对程序价值作出判断的一种处分行为。我国目前由法院启动人民陪审制的做法存在很大弊端,借鉴国外审判形式选择权的实践方式,赋予当事人积极完整的人民陪审制选择权是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制的重要措施。     

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在祛魅的时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已无法诉诸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学说,而只能代之为全体公民所认同的公共理性.在通过公共理性来求得法律合法性的过程中,罗尔斯首先界分出具体法律规范与宪法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的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理论的核心.公共理性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证明,一方面为其奠定了一整套实质性正义原则,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程序性的指南.公共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作出证明,而且也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弘扬,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使得法律能够更具可接受性。     

公共理性、公民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具有和谐的人格、和谐的价值观念与和谐的行为方式,需要公民具备一定的公共美德、公共能力与公共意识。文章旨在从公共理性的维度,以培育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群体为核心,对公民教育做一政治学的思考。在阐述公共理性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该文认为公共理性对公民教育的价值定位、逻辑思维以及评估具有基础性的规导作用。要实现公共教育的根本目标与功能,就需要以公共理性为指引,积极开展公民文化建设和意识文明的培养,培育具有公共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为文明有序、均衡和谐之社会的构建提供基础。     

司法的社会化与专业化:人民陪审制度研究

陪审制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民主制度。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看 ,我国的人民陪审制缺乏真正实行的社会基础条件和程序制度保障 ,其所反映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社会化 ,司法的专业化才是现时代司法改革的方向。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建党以来人民陪审制的历史变迁 ——以人民陪审员职权变迁为主线

人民陪审制是人民民主专政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而陪审员的职权配置直接关乎人民陪审制的实施效果。建党至今,陪审员职权配置历经了“职权同一”模式、“职权分离”模式和“二元模式”三个阶段。而陪审员的职权变迁与时代背景、历史环境等改变密切相关。伴随着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当前法院案件数量日益增多、案件性质日益复杂,“职权同一”模式已无法发挥陪审员的优势,改革试点期间尝试的“职权分离”模式虽强调发挥陪审员的优势,但与我国现有诉讼制度的匹配度不尽人意。《陪审员法》确立的“二元模式”是基于当前司法实践作出的折中选择,也是最合适的选择。为了更好地落实“二元模式”,我们必须回归中国的逻辑,遵循司法传统、立足司法实践,正确认识“二元模式”的价值,使陪审员和法官各取所长,让陪审制切实成为连接司法与民意的桥梁。     

论公共理性精神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渐进理性,作为导向制度正义与政策正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其核心功能在于塑成权力的合法性与利益的协调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追求的是协商民主,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精神,公共理性精神是和谐公共空间成长与良善公共生活营造所必需的一系列精神观念、文化要素与心理习惯。践行公共理性精神,就意味着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彰显公共价值、以公共的视野和思维逻辑进行治理,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达致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与效能化。     

制度理性：和谐社会的政府公共治理选择

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治理本身是否具有制度理性。在公共治理的主体中,尽管其他组织也能在公共治理中扮演一定角色,但最主要的仍然是政府。现阶段社会不和谐,从治理的角度而言,主要在于政府公共治理的非理性。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选择在于,构建合理的公共服务制度,以制度理性替代非理性化的社会治理,将潜在的制度供给转化为现实的供给。     

民事判决书理性化探讨

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的改革,是当前法院推行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在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重视民事判决书制作方式的改革意义重大;特别是内容合乎理性、结构合乎逻辑的民事判决书,应该成为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现代法治社会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影响着司法程序及裁判文书本身的公信度.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网络公共领域的秩序建构

当下网络公共领域呈现“主体独立性”消解、“交往理性”缺失和“公共性”异化的状态,因此,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基本秩序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基本秩序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完善互联网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实现政府业务流程再造,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强政府驾驭新媒体的能力,构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新平台;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培养网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就网络公共领域的治理而言,合作治理是一种必然选择。     

核心行动者与当前我国公共理性、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

公共理性是建构社会合作系统与良序社会的核心理念,政治公共空间则为公共理性的展开提供前提条件。"制度——核心行动者"分析框架为考察当前我国公共理性与政治公共空间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式,依据这一范式的公共理性构建呈现为以执政党为核心行动者推动民生政治、公民政治与共和政治的进路,政治公共空间构建则体现为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在不同领域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建构方式。     

"私了"现象的博弈逻辑分析

人们规避国家制定法而偏好"私了"并不一定是一种不懂法的表现,而是对"私了"进行博弈逻辑分析后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从博弈论的观点分析了"私了"存在的经济根源,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详细探究了"私了"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其它原因,提出应在法律的许可限度内,允许公民在一定规则和司法的合理引导下,通过"私了"的理性协商、沟通和对话解决问题,使公民合理地享有私权自治处理纠纷的权利与可能。     

“私了”现象的博弈逻辑分析

人们规避国家制定法而偏好“私了”并不一定是一种不懂法的表现，而是对“私了”进行博弈逻辑分析后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从博弈论的观点分析了“私了”存在的经济根源，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详细探究了“私了”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其它原因，提出应在法律的许可限度内，允许公民在一定规则和司法的合理引导下，通过“私了”的理性协商、沟通和对话解决问题，使公民合理地享有私权自治处理纠纷的权利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