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AR模型的“四化”同步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利用安徽省1987-2012年相关数据,采用VAR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手段,考察“四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市场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四化”的进程,同时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步反过来又活跃和发展了金融市场。但是,安徽省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冲击在短期内对工业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农业现代化的负向影响最大;金融冲击在中期阶段对信息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深远。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1999-2014年河南省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估算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发现,基础设施及人口因子是影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因素;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可以分为缓慢增长、波动增长及快速增长三个阶段;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推动作用不足,长期推动作用较强,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产生一种负向修正机制;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显著高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带动作用。为此,需要努力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推动河南经济增长。     

“先产后城”抑或“先城后产”?——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构建制造业集聚E-G指数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16年中国制造业集聚水平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基于动态面板协整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制造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长期协整关系与短期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在长期,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新型城镇化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甚微,但具有潜在的抑制效应,制造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整体上表现为“先产后城”的发展路径;②在短期,制造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具有相互促进的现象,二者实现了“产城融合”;③在长期和短期,制造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均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前期良好的发展对后期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新型城镇化对安徽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近年来,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优化,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调整安徽省社会经济发展思路有重要作用。为此,以2007—2017年安徽省16个市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模型探究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安徽省整体、皖中及皖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促进作用,皖南地区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影响不明显;无论是安徽省整体还是各地市,经济发展均对产业结构的改善呈负影响;由于存在地区差异,各区域科研投入水平、地方政府投资、对外贸易发展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均不同。因此,各区域应依据地方特色制定相关政策,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模式创新,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新型城镇化、土地财政与公共物品供给 ——基于安徽省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新型城镇化战略,重点分析"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促进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优化的作用。利用2012—2019年安徽省58个县(区)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土地财政以及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尤其是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随着建设进程的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对受土地财政影响而失衡的公共物品结构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建议持续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并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激励机制。     

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新常态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推动城镇化发展作用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未来最大的发展红利与增长引擎.金融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助推器.本文先厘清金融发展对推动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再基于VAR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中国1978-2013年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推动了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但金融发展效率的作用却相反.误差修正模型表明误差修正项参数显著且均为负值,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最后基于模型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VAR模型下的安徽省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关系分析

以1980-2012年安徽省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VAR模型对安徽省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且金融发展规模的贡献率要大于金融发展效率.通过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完善市政债券市场和加大对中小规模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来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从而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资金保障.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视域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研究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国情和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动力源泉;全面依法治国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法律规范;全面从严治党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导向存在偏差、粗放低效发展、法规相对滞后、缺乏有力保障等现实问题。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应在完善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长期规划、破除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体制障碍、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法律法规、加强和改善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领导等方面寻求突破口,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优化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选取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区,运用基准面板模型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验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经济发达省份还是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具有促进效应;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经济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影响差异较大;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存在后发优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增强,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优于金融效率,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优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门槛效应不显著。     

基于三维视角的中国金融支持城镇化分析

城镇化建设既是中国最大内需潜力所在,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基于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三维视角研究金融对城镇化的支持效果。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张在推动城镇化进程方面是低效的,金融效率的提升是发挥金融体系对城镇化支持作用的核心与关键。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为建设新型城镇化提供充足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充分发挥中长期金触机构的信贷支持,积极探索开发性金融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积极探索农地金融的运作模式;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引导的积极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有利条件,为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证研究 ——以郑州市为例

党的十八大迈出了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新步伐,提出要着力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以郑州市2001—2017年的经济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城镇化率和金融支持度为评价指标,采用VAR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最后,针对当前郑州市金融支持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从拓展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整合优化政府投资平台等多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郑州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     

陕西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Johansen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陕西省1991-2010年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陕西"三化"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呈同向发展态势;短期内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会阻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滞后两期的情况下,陕西省工业化和城镇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现代化不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冲击总体上较为显著,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城镇化正向冲击较弱且逐步递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同步推进陕西省"三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县域金融创新研究

新型城镇化需要新的县域金融。县域金融作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力量,必须随新型城镇化的新需求而创新。当前,县域金融服务新型城镇化存在体制、信用、供给和人才等方面的困境;创新县域金融服务新型城镇化应该更新县域金融发展理念、创新县域金融产品与服务、优化县域金融创新环境、建立县域金融创新的保险制度、加强县域金融人才和信用组织建设。     

金融生态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命脉,发挥“输血”和“造血”的功能。基于2005—2014年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金融生态系统和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系统耦合度模型和全局因子分析的方法分别测度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及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均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空间差异;金融生态系统耦合与新型城镇化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随着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表现得也更加明显。因此,各地区应注重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以及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双重提升,以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     

普惠金融视角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与城镇化进程存在必然的关联影响。基于我国31个省市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模糊评价法构造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门槛变量,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进程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U"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严重阻碍该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是结果并没有获得统计上的支持;在城镇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U"曲线,且结果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占比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都会推动地区城镇化进程。面对较长时期金融资源配置中严重存在的城乡地域非均衡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非常有必要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矫正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和实现金融普惠性发展,并最终为实现普惠金融促进城乡收入提升和助力新型城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文章通过构建能够合理测度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建立数据包络模型,对安徽省2005—2014年16个地级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效率分析,对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进行深入探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最后对安徽省如何有效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出建议。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红利,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加快安徽省经济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反映二者内涵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二者的综合发展水平,并运用空间描述方法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城乡一体化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有重要作用,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都有待提高,但各市实际情况不尽相同,需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对策促进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唐山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支持现状与对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势必需要金融资源配置发挥预调甚至引领作用,加强金融服务、金融保障至关重要[1]。在此背景下,以唐山市为例,在回顾唐山市近几年城镇化发展以及金融对其支持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城镇化建设、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支持所面临的主要不足及挑战提出建议。     

基于Kaya模型的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运用Kaya碳排放恒等式,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人口城镇化变量进行修正,利用江苏省1979—2012年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苏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的关系呈倒"U"型,即初期,城镇化对碳排放有显著的驱动作用,但当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后会抑制碳排放。江苏现阶段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正影响,但还未达到倒"U"型的拐点。人口城镇化并非江苏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能源强度与人均GDP,GDP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滞后期碳排放量对当期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说明区域碳排放存在路径依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