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新时期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机制研究——基于张高村民间组织建设实验观察

社区生活及民间权威资源是民间组织发育的土壤.在民间权威稀缺的条件下,可以借助外力打破村庄的原生态,动员潜在的权威资源,推动农村民间组织的建立,并借助能人治理维持组织的生存."外生"的民间组织反过来推动社区公共生活的重建,孕育民间权威,实现向"内源"的转变.     

试论城市社区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我国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着观念认识、政府角色定位、理论指导、法制保障、社区体制等诸多制约因素。消除这些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制约因素 ,观念上要有新的升华、体制上要有新的突破、载体上要有新的优势、法制上要有新的保障、理论上要有新的提高、资金投入上要有新的渠道     

社区建设运动中的城市基层政权及其权威重建

本文对当前城市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及其权威重建路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国家在后单位制时期通过“组织边界扩大化”与“组织去法团化”所实现的权威重构。论文指出:虽然单位制对于街区的影响已经渐趋减弱,但通过其代理者以及其代理身份的权威重建,国家依然可以将其力量渗透到街区乃至市民的日常生活,不过,这种渗透正体现出与原有国家权力对街区进行“直接干预”所不一样的逻辑。这些看似相悖变化,实际上说明了当前中国特殊情境下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在街区发生实质变化的长期性。     

我国社区民间组织的成长

自80年代中期以来,社区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伴随着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民间组织获得了成长的动力.由于中国社区建设的时间比较短,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还受到诸多限制,存在诸多问题.社区民间组织立足于社区,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需要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来支撑,因此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社区民间组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

本文从组织规模与类型、组织结构、组织行动等方面对北京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活动情况进行剖析,并结合北京实际,揭示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总结当前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民间组织既能有效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平台,同时社区民间组织在预防社区矛盾和善治社区等管理方面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老人群体与社区照顾——对长春市和心俱乐部的个案研究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的社区化和弱势群体的存在客观上要求社区照顾的发展。通过整合社区内外资源,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社区照顾不仅可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而且还能避免社会福利单纯由国家提供的弊端,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心俱乐部组织下的老人社区自我照顾模式,创造了社区照顾的重要经验,有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但是由于体制和资源的约束,俱乐部的运行需要政府的支持。     

公共治理的新策略: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

随着我国推行“大社会—小政府”的进程不断加快,当今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在公共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配套法律不健全、政府干预过多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得不到足够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从而使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陷入困境.要走出这个困境,就要将重建非营利组织内部机制和理顺政府外部关系相互结合,共同营造合作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     

关于社区科层结构的反功能研究

社区科层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嵌入社区组织结构中的政府行政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社区层面将政府的权利、职责、信息等资源,以传统的科层形式进行条块分布,形成了在利益、资源、信息等方面相对封闭的科层“孤岛”。深刻认识“孤岛”现象及其形成机理,准确把握社区科层的反功能特征,对于政府在新形势下提高与多元利益主体互动的意识,增强驾驭能力,改善行政管理效能至关重要。关于反功能的缓解机制,除了制度层面的考虑以外,有必要从增强政府开放、共享、协同、合作能力等行动层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湖北省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长期沿袭的自上而下单一行政治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外部性的整合机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从而陷于“治理真空”。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湖北省杨林桥镇通过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管理和自我整合的事例,说明社区自我整合可以将村民的动员式参与变为主动式参与,开发农村内部资源和节省治理成本。对于正在变化中的农村来说,外部性国家整合与社区自我整合都是不可或缺的。     

社区民间组织新功能解释——后单位现象解决方案之一

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的发展,单位已经无法承担以往的社会功能,对社会成员的管理开始向社区转移,但社区建设必须面对单位制时期留下的许多问题,笔者称之为“后单位现象”。文章通过实地访问、问卷调查和试点,在逐一分析“后单位现象”的各种表现（如物理空间上的条块分割、居民心理上的“单位意识”、社区服务不完善等等）和总结社区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适宜地区发展现状的新型社区民间组织体系是解决“后单位现象”的有效途径,并对新型社区民间组织体系的设计和试点情况进行介绍和总结。     

社区行政化的反思:现实与选择

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行政化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公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社区行政化源于路径依赖,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引入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构设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系.要缩减政府在社区的权力,回归社区自治性质,需要进行社区事务分类治理,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出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培育出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路径探析——以上海市G社区为例

国际化社区是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外交流扩大与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如何针对其特殊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典型的国际化社区——上海市G社区为例,以当前国际化社区管理模式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传统的“街—居”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社区组织无力承担社区自治的困境.运用社区治理理念,在基层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治两者之间寻找嫁接点,构建社会代理机制,在政府权力和市场优势之间搭建居民、社会组织、政府三方共建共治的平台,可以成为探索在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老工业基地的社区冲突与非营利组织介入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中,随着“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社区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靠政府的力量和社区自身的力量都无法解决。在老工业基地社区培育非营利组织十分必要,社区非赢利组织的介入对于解决老工业基地社区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作用。     

加强社区共青团组织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社区共青团组织建设,是社区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建带团建”、“团建带队建”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要抓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有利时机,大力加强和改进社区共青团自身建设;加强社区共青团组织建设,必须正视现实,创新工作方法;在社区共青团工作中,要把握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不断提高教育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的工作水平。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三重困境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尚面临三重困境:其一,社区社会组织的生存网络面临着结构依赖困境,具体表现为高度的外部依存性和资源依赖性;其二,社区社会组织的价值实现面临着市场失灵困境,具体表现为需求表达与识别失真、志愿失灵与市场垄断以及声誉市场不完备;其三,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着转型悖论困境,具体表现为需求的爆发性与供给的成长性矛盾。     

关于社区科层结构的反功能研究--以上海为例

社区科层,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嵌入社区组织结构中的政府行政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社区层面将政府的权利、职责、信息等资源以传统的科层形式,进行条块分布。形成了在利益、资源、信息等方面相对封闭的科层“孤岛”现象。深刻认识普遍存在于社区科层中的“孤岛”现象及其形成机理,准确把握社区科层的反功能特征,对于政府在新形势下提高与多元利益主体互动的意识、增强驾驭能力、改善行政管理效能将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反功能的缓解机制,除了制度层面的考虑以外,有必要从增强政府开放、共享、协同、合作能力等行动层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社区空间再造: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推力——以武汉市J社区和D社区的空间再造过程为分析对象

社区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既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交往需要最基础的平台,也是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活动的场域,渗透着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在我国社区建设和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是形塑社区形态最重要的三极力量,三者力量的非均衡容易导致社区空间利用的无序状态,而通过培育社区组织对社区空间进行再造是解决无序困境的根本出路.     

甘肃城市社区组织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社区建设是近年来中央政府在全国推动城市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社区组织是社区建设中的基本工作方式,它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中证明了其在解决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随着社区建设在全省的全面展开,如何使它成为促进我省社区发展的力量,通过社区组织调动和充分利用社区内外的资源,提高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增强社区凝聚力,最终促进社区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进步,是我们目前要面对而且是必须要解决的现实课题.本文通过对全省社区组织发展现状的考察,对这种基本方法的实际应用、发挥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