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随迁老人家庭融入中的矛盾冲突及应对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公认的难题,家庭融入成为随迁老人成功融入社会的关键。在随迁老人家庭融入过程中,矛盾冲突贯穿其中。随着时代变迁,随迁老人在家庭融入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源自家庭生活模式的碰撞、家庭中心的博弈、家庭角色的错位、家庭参与失度以及与社会参与联动机制的缺失。随迁老人存在家庭权利虚化、义务责任化、责任核心化问题,同时其家庭地位、家庭权力呈边缘化状态。因此,应强化理念指引,推进传统优秀伦理道德与现代伦理道德融合,强化家庭融入机制创新,加强政府保障、社会服务及协同政策支持,从而化解随迁老人在家庭融入中的矛盾冲突,使随迁老人顺利融入家庭,进而融入社会。     

同性恋群体的家庭主义社会融入模式

尽管中国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充满张力，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公开表达对同性恋子女的支持，并参与到为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的公益行动中。基于对“出色伙伴”及其服务的同性恋者父母的研究，揭示了原生家庭从同性恋群体主要的压力来源，向接纳和支持同性恋群体的积极力量的转变。这种转变植根于中国家庭发生急剧变迁的背景之下，并与性别关系、代际互动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密切关联。相比西方社会基于个人主义的同性恋群体权利争取和实现模式，受到“新家庭主义”理论的启发，研究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社会融入的家庭主义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新时代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建构

促进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改革,把支持家庭与增进家庭成员的幸福置于教育政策的重要地位,旨在发挥教育对于家庭人力资本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不仅是国际社会家庭政策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保障我国家庭成员获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以及推进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重视家庭建设并持续推进家庭取向的教育政策的改革。但以支持家庭并促进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政策的结构与内容体系还未完全建立。新时代推进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体系的创新,重点是建立依照家庭生命历程发展主题需要的教育政策结构,完善涵盖保障、救助、服务与发展家庭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政策的内容,并从指导服务、综合管理与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强化对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的保障。     

汶川地震灾害移民社会融入研究--以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某村为例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家采取“就近后靠、集中安置、分散搬迁”的方式安置灾害移民。灾害移民在搬入新的居住地后,会面临经济生产、日常生活、文化交流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变化,那么,他们是否能够很好的适应并融入到了新居住地的生活,这是学界以及社会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必要以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某村的灾害移民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描述该地移民社会融入的状况。探讨居住时间和身份融入程度对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让移民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等问题,并对此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经济融入水平研究

本文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选择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条件等多个指标,构建流动人口的绝对和相对经济融入指数,系统、综合地考察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程度.研究发现:其一,城-城流动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水平均大大超过乡-城流动人口,却与本地市民相似,表明在经济融入方面,"城乡差分"大于"内外之别";其二,经济发展与融入程度的关系因指标而异: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状况随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升,但相对融入程度却与之呈负关联,凸显出"内外之别".该模式折射出绝对的"水涨船高"与相对的"水涨船不高"效应,同时也体现了本地人和外来人在获得和丰有公共资源方面的不公.     

移民政策的回归及其分析维度的建构——一项以国际移民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移民研究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在有关国际移民的分析中,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移民的社会网络等概念框架已进入移民理论的核心,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主流范式,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移民输入国的宏观政策对于移民取向、规模和社会融入的影响。因此,应当把移民政策作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中心,以制度主义为切入口,一方面以一种历史-比较的视角处理移民输入国的移民政策的演变轨迹以及各个国家移民政策的相似或差异;另一方面考察移民准入政策及其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移民进入目的地国并且实现社会融入等的限制,以及移民与制度环境在互动过程中的各种因果关系,进而建构出移民政策的分析维度。     

社会工作视角下城市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研究

一孩生育政策的执行,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这项政策也形成了较多的失独家庭,这种失独家庭群体在计划生育政策普及率高的城市之中尤为庞大.社会工作服务要充分发挥正式社会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以及失独家庭自身支持体系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来构建和完善失独家庭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养老支持体系,进而帮助城市失独家庭摆脱养老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探讨

社会工作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能够协助和配合政府开展服务,还可以弥补行政力量的不足。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可以有效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危机调适、提升人力资本、扩大社会支持网络、引导其利用社会网络资源、改善和调适其与城市社会环境的关系、倡导政府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和制度障碍,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进而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整合、增进社会和谐。     

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

现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遭遇到无法融入城市的不公平境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理论为解释农民工“城市不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基于空间理论分析,造成农民工“城市不融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空间设计下的户籍制度具有双重逻辑：既带来“城”和“乡”空间对立,又形成“农民”和“市民”身份排斥;地域空间中,住房的缺失与“城中村”形成,“寄生空间”与“城市空间”对立;认同空间中,“市民”的空间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怀疑无法达成心理共识。要解决农民工“城市不融入”,应在制度空间、地域空间以及认同空间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融入。     

我国家庭建设的瓶颈分析与社会支持——基于天津市婚姻家庭问题调查

家庭建设的瓶颈是造成家庭功能不良与缺失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主流话语弱化家庭责任、大众传媒扭曲家庭角色、家庭发展能力欠缺、家庭的社会支持薄弱等。破除瓶颈的当务之急是我国政府要承担主导责任,进行家庭政策制度体系和社会支持机制的整体规划设计,强化对大众传媒的监测评估和家庭研究成果转化,建立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的专业化家庭服务和家庭危机干预机构。     

社会融入与治理发展——一个移民理论比较的视角

移民社会融入在理论上是一个行为适应、文化接纳、价值信仰与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在政治上则上升到移民个体与群体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层面。西方学者关于社会融入的基础研究彼此交织,并构建出三种经典模型,分别从结构性维度与文化、"政治-合法性"、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态度等三个维度加以剖析。在社会融合的进程中,同化主义饱受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理论界同时意识到文化的分离状态导致畸形的多元文化主义——即多元单一文化主义的可能性。虽然西方的理论争论起点迥异,但是从逻辑上看,基本上都承认公民是社会治理的终极价值。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人的行动研究--以天津市华章里社区为例

从行动研究的角度对于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进行探讨。以天津市华章里社区为例,分析和诊断农民工在城市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检视现存的华章里社区服务模式的特色与限制;探索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途径,结合社会工作介入方法,设计出适合本土化的实务模式;并对这套实务模式做出反思,以在日后的实践中获得更好的效果。     

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的能力建设——基于森“可行能力”视角

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已发展到应对融入者能力本身进行关注的阶段.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透视当前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能力建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聚焦于“可行能力”视角的意义就在于对主动融入的强调和对融入目标性的关注.为了更加明晰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需求及其融入方向,制定一份尽量全面体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需要的可行能力清单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体能、技能与智能三者的统一,构建了包括健康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参与能力在内的可行能力清单.并从自身、社会支持、制度三方面探讨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可行能力匮乏的原因及其可行能力建设的路径.     

家庭养老功能的变迁与新时代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

家庭养老是中国社会重要的养老模式,对家庭养老功能进行研究有助于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国内外家庭养老功能的变迁说明:家庭养老具有扎实的社会文化根基,家庭养老的亲情价值难以替代,社会养老发展的不成熟需要家庭养老,国外家庭养老的重新回归要求重视家庭养老。对于目前存在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观点,要从经济供养与服务提供两个维度,对新时代家庭养老功能进行重新认识。加快制定家庭养老支持的政策体系,深度挖掘家庭养老支持的社会资源,加强支撑家庭养老文化体系建设,是促进新时代家庭养老功能发挥的有效途径。     

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工具挖掘与量化评价

工作与家庭平衡是现代双薪家庭面临的普遍问题,发达国家为回应这一问题已累积较多政策经验。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对WOS系统获取的166篇政策文献与33份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分析显示已有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工具有三个累积阶段和五个划分维度。基于政策量化研究视角,对选取的政策工具进行归类统计,构建出五个政策分指数与一个政策综合指数。应用构建的政策指数对瑞典、法国、美国与意大利进行实证评价,结果表明政策指数有助于衡量政策总体状况与内部差异。基于差异分析发现,瑞典的多维政策体系、法国的工作支持策略和美国的市场化服务方式对中国制定工作家庭平衡政策有参考价值。     

失独家庭的多重困境及消减路径研究——基于“风险—脆弱性”的分析框架

失独家庭是制度性风险与非制度性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失独家庭面临多重困境,即风险因素众多、抗风险能力不足和社会支持体系的断裂,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特征。要从根本上消减失独家庭面临的风险和降低失独家庭的脆弱性,需要外部支持体系建设与内部发展能力建设相结合,从转变政策制定观念、加强失独家庭能力建设、构建社会支持体系等方面探索消减风险和降低失独家庭脆弱性的路径。     

“个体-共同体”关系变迁中的新时代家庭建设

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共同体”的关系变迁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也在现代与传统的张力中走向个体化。个体化浪潮下的家庭变革为个体和家庭共同体带来一定的危机,在新时代背景下进行家庭建设,这一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家庭建设的积极探索,又符合中国家庭特殊发展模式的国情需要。“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这四个层面阐明了新时代家庭建设的理论内涵,展现出中华文化独特的家国情怀和社会主义色彩的建设路径。在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新时代家庭建设思想对完善家庭与社会治理,构建家庭共同体,积极发挥家庭在社会治理、个体发展与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使命,促进人的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使家庭成为社会和谐、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石。     

“将健康理念融入所有政策”的价值意涵和实现路径

"将健康理念融入所有政策"是一种社会健康治理策略,强调通过跨部门沟通协作,形成促进健康的合力,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全部健康风险,最终实现人口健康水平和健康公平的提升。它是中国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践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支撑,也是解决人民健康问题的治本之策。然而,"将健康理念融入所有政策"在实践中面临着传统卫生健康观念羁绊、跨部门权力不均衡、卫生部门影响力有限、能力不足和支持性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等诸多困境和挑战。实现"将健康理念融入所有政策",应采取如下对策:加强理论宣传,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健康治理观;建立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实现"将健康理念融入所有政策"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建立健全"将健康理念融入所有政策"的长效工作机制,促进跨部门健康行动;加强能力建设,建立有效的监管评价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