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五四”学人对《诗经》的现代解释,与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一方面将《诗经》从传统“经学”中独立出来,祛除文学对经学伦理的依附,否定“文以载道”,倡导“文学”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另一方面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国风》,为新文学找到强大的历史根据,使“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理念获得合法性。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瓦解传统文学观的尝试,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 但在重释时存有“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的分歧,表明“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差异性。      

从《新青年》到“新青年”：五四知识青年的《新青年》阅读与思想变革

《新青年》由 “普通刊物”发展为全国的“金字招牌”,与读者密不可分。《新青年》同人对“新青年”的营造,使其影响从上海、北京等中心场域扩展至全国,促进了《新青年》的大众化,引起了地方的再阐释与回响。通过《新青年》同人与读者之间构建的社会交往网络,《新青年》在读者的阅读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革命”“反孔”“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在青年中的传播,促进了“青年”意识的觉醒,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五四青年”。《新青年》与读者之间的社会交往建构了新型的“阅读大众”,构成时代的表征。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甲午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向前推移了近30年。其立论的根据是188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定稿、1890年陈季同在法国发表法文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在《申报》附刊《海上奇书》连载。然而现代文学的诞生,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必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思想特征的标志性事件或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随之出现新的文学局面,开辟出新的文学时期。“甲午论”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量变的现象,是在旧文学体系中出现的个别新因素,显然尚未达到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主张“人的文学”,实现了思想、文化从旧到新的质变,才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鲁迅的《狂人日记》才是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直接相关。而该经也是一部近数十年来备受国际道教学界关注的经典。论文详细地考察了灵宝“步虚”仪形成的背景及其宗教神学意义,讨论了这部经典的文本结构及其与其他“古灵宝经”的关系。灵宝“步虚”仪的最初形成贯穿了《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并且与“元始旧经”所确立的“灵宝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该经最尊崇的经典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作为一部“元始旧经”,其文本结构也不存在后人根据较后出世的“仙公新经”重新续写的可能。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保持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面貌。陆修静对此并未作任何改动。所有“古灵宝经”均为江南“葛氏道派”在不同时期所创作。学术界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某些个体差异之外,应该更加重视“古灵宝经”经典系列在根本教义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论历史记忆对民族偏见形成的影响

民族偏见的形成与历史记忆的转述密切相关。一方面,历史记忆的植入与“强权”使得民族偏见的产生与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与经济、政治、阶层等社会因素相比,根植于历史事件与历史文化土壤中的民族偏见更容易“合法化”为一种与他族的交往经验,以致造成民族隔阂。积极倡导民族宽容,增加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与交往,客观、辩证地看待个别历史事件是消除民族偏见、维护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倒（酒）”概念域成员的历史演变研究

“倒酒”义词是汉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呈现“筛”“泻”“斟”等词与“倒”南北对立的局面。汉语史上“倒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有“斟”“酌”“泻”“筛”“倒”等，且经历了“斟/酌→酌→斟/泻→斟→倒”的主导词更替；“倒”首先取得“倾倒非酒类液体”概念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后不断积蓄力量，自民国以来逐步取代了“斟”在通语“倒酒”概念域中的统治地位。换言之，现代方言“倒酒”概念域成员南北对峙的雏形是五四以来才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从晚清小说《新石头记》第一回看时空表述的现代重构

在晚清1900年以后兴起的旧小说续写中,古典小说里面的很多人物都迁徙到大都市上海过上了摩登生活,甚至有幸“穿越”到未来社会。举例言之,在《红楼梦》的结尾遁入大荒山隐修的贾宝玉,到了1905年由吴趼人续写的《新石头记》里,因想起未酬的补天之志而忽然“热念如焚”,从而踏入当代晚清社会,游历了集“文明”与“野蛮”于一身的上海和内地,并参观了未来中国。在旧《石头记》和《新石头记》之间,在女娲所补之“天”与“物竞天择”的“天”之间,存在着时空和观念上的张力。吴趼人等晚清转型知识分子将梦想和焦虑编织在新的叙事尝试里,自身也如同其笔下续写的角色一样,迁徙到半殖民地的大都会上海。迁徙和“穿越”发生在时间置换和空间的置换中。对时间感觉和空间感觉的表征是文学表征的框架性问题,在社会和文学发生变革的时候,必然会发生时空表征形式的变革。     

时代新青年的颓废叙事——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

1927年茅盾被动的由政治工作者的心理身份向文学创作者的身份转换后，以《蚀》三部曲宣泄了他的颓废苦闷心理，展示了“时代新青年”的世纪末颓废。《蚀》与欧美式的现代主义颓废派有着显著的差异，属于“现实主义颓废小说”，具有现代性的意义。《蚀》中“时代新青年”的颓废表现在：幻灭虚无的人生体验和疯狂报复的心理机制；歇斯底里的精神气质；寻求强烈的感官刺激，在刺激中略感生存的意味；对时间的恐惧。     

社会契约论新探

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概念是权力的合法性：一切权力--最高权力并不例外--都具有合法性,因而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所谓社会契约。从此出发,社会契约论发现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人们一起订立所谓“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亦即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达成的“明示”或“默示”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或国家起源于“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     

载道、言志、缘情的变奏：古典文学批评框架下的新文学观念考察

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从道、志、情的内涵来看,载道与缘情一者强调文学对“道”的无条件附属,一者强调文学对主观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诗言志观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强包容性的命题。五四作家在社会启蒙与文学本体建构的双重考量下历史性地选择了“言志”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展开对“文以载道”与“诗缘情”观的双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吊诡地徘徊于两者之间。“五四”后“言志派”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志”的个性化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走向“载道”;一是“志”的社会责任感消退,逐渐走向“缘情”。“言志派”的分化,是现代文学观念逐步多元化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

在电影悬念的叙事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对“人类趣味”的分析,情感结构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来看,不同的类型电影具有不同的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如“惊险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惧的悬念”,“生活喜剧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悬念”,“恐怖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怖的惊奇”,“奇观电影”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惊奇的延长”等。但是叙事成规一旦固定化和模式化,反过来也会对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造成损害,甚至产生消解作用。     

论孔子的治学思想

治学思想是先秦圣哲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论语》为个案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孔子治学思想作全面的梳理和提炼;在“学”的内容,“学”的方法和态度,“学”的目的和意义三个层面进行阐释,期待能对孔子治学思想形成全面的认识。     

《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直接相通又是对后者的批判性超越,“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论断表明,“社会”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洞悉。而“社会”概念所内蕴的“人所应是”的规范性界定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最初动向。     

论古代通俗小说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从“双线文学”理论出发,五四先驱的文学革新主张已受到了古代“基层”通俗小说的成功经验的启迪。古代通俗小说首先以“言文合一”的语体特色,为五四先驱提供了作家应该“怎么写”的有益借鉴。其次是推动五四文坛树立了以小说为文学正宗之一的新观念,从而使小说成了改良人生的利器。最后在创作的思想寄托等问题上,也给了五四先驱以作家应该“写什么”的积极影响。     

不完整的家：宗族性村庄光棍的生活逻辑——基于广西F县S村光棍现象的考察

宗族性村庄的光棍有其特有的生活逻辑。“不完整的家”、以及光棍在村庄中的现实处境,共同建构了其特有的行动逻辑,即：一方面,由于先赋性的血缘的结构性力量,使得光棍在“自己人”圈子中的人情往来方面表现比较积极;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独立的家庭,没有子孙后代,光棍对村庄生活缺乏长远的生活预期,因此,他没有必要通过参与村庄公益事业去获得良好的村落声誉,从而为自己及子孙后代积累社会资源,由此使得光棍在村庄公共义务方面表现比较消极。光棍在村庄中的生活逻辑,进一步确认和维系了其作为光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