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赋与狂诗

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存在“有韵之文”、“散文诗”、“状物诗”、“铺排的文学”、“朗诵的文学”等几个层面,其中“朗诵的文学”深入赋的本源,因此“赋”被译作“rhapsody”（狂诗）。狂诗是古希腊早期史诗的一种形态,在传播媒介上为朗诵表演,与汉赋相类。如果以原始传达方式为标准重新定义各大文类,那么赋属于“诵”,可以作为中国的“朗诵型文体”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比狂诗,赋的民族性根源在于我国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传统、士人言说方式的转型以及“感物造端”的文学观念。     

陈樵理学思想摭鳞

陈樵是元末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他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治学路径,从六经入手,精探其理四十余年,直指淳熙以后群儒的学说与洙泗伊洛不类。他提出了“心之精神曰性”的观点,认为“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指出淳熙以后的学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洙泗伊洛之学,造成了“客意胜而经愈不明”的理论纠结。陈樵还把“理一分殊”这一命题提高到儒学之本的高度,认为淳熙以后学者（主要是朱熹）在看待“理一分殊”时,将“仁义礼智”看作成形于天地之先,把“性”看作侧隐羞恶之情,而这与洙泗伊洛之学的宗旨相左。陈樵认为,“理一分殊”是孔子之一贯,是洙泗伊洛之学的会要和根本;他还以“枳”来比喻“理一分殊”,形象而生动,使“理一分殊”的含义变得简单明了。     

从《文选》选诔看萧统的诔文文体观

萧统《文选》对诔文的编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诔文文体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的指导下,他所选八篇诔文皆为魏晋以降之作,且多是为亲朋好友而作的私诔,体现了其对魏晋时文时风的推崇。诔文内容以述德和表哀为主,萧统更注重个体哀情的抒发;在艺术上,受当时追新逐丽文学观念的影响,偏好于驰骋文采之作;在诔文体制方面有比较灵活的认识。此外,对楚辞体诔文的选取,反映了萧统对诔文发展演变轨迹的准确把握。     

但丁·罗塞蒂与王维诗歌的中西文化差异探析

但丁·罗塞蒂与王维是中英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他们的都是著名的诗画家,其诗歌都具有诗中有画的特点,然而又在主题、表达方式、自然观、宗教色彩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罗塞蒂诗注重个体感受,王维诗更注重人伦关系。罗塞蒂的诗歌语言描写细致,而王维更讲求言外之意。罗塞蒂的回归自然追求“我”的彰显,即回归于人的“动物性”,如动物般任性率真;而王维的回归自然是追求“我”的泯灭,即回归于人的“植物性”,如植物般无悲无喜。罗塞蒂将幸福寄托于天国,而王维则崇尚现世解脱。     

明代复古派文章论与文道关系的新变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是明代复古派文章观的概括,此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公安派看来,复古派的病根就在于不懂“理”。复古派将文章典范放在左丘明、司马迁上,唐宋派则师法欧、曾,典范选择背后的争执是文章是否载道。公安派批评复古派“伪”体,而非阳明心学之“真”。复古派将“六经皆史”进一步发挥成“六经皆文”,对“道”与“理”的理解陷入平庸状态。复古派剥离“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而公安派将“理”置换为阳明之“心”,都是文道关系在中晚明的新变。     

西周史墙盘铭新释

通过对西周重器史墙盘铭文中三处争议较多的字句进行考释,可知:（1）“髟伐尸（夷）童”中的“髟伐”应读为“剽伐”或“摽伐”,为近义连文,与西周金文的“敦伐”、“撲伐”、“搏伐”等同例;（2）“〖XC01陈斯鹏-1.bmp;E+3.598mm。3.463mm,JZ〗尹〖XC01陈斯鹏-2.bmp;E+3.778mm。3.471mm,JZ〗彊”应读为“万尹亿疆”,“万尹”言各类职务长官之多,“亿疆”言国土疆域之广;（3）“岁〖XC01陈斯鹏-3.bmp;E+3.688mm。3.418mm,JZ〗隹（唯）辟”的“辟”从用字习惯看不宜作开辟解,而应训作“治”、“理”、“法”。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论真、善、美是读者的本质需求

许多研究者对于读者需求问题的发现和描述主要着眼于现象,难免使之琐屑和散乱,这就需要我们再从本质上加以深刻、简洁而有序的概括和厘定,即让这些具有共同性和联系性的现象都分别在本质属性上得到属于类的明确昭示:“真”是读者本质需求的基石,“善”是读者本质需求的核心,“美”是读者本质需求的极致。     

风、风声、风刺以及《风》名的出现

"风"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可指自然之风,也可指风化之教;既被视为音声曲调,又被称为民歌民谣;既被视为圣王之遗化,又被当作主文而谲谏的讽刺与劝说。这诸多的义项,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飞鸟振翅而风生,是甲骨文以"凤"为"风"的根本原因;在商周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变革时期,在类似于"大块噫气,其名曰风"的认识推动下,"凤"与"风"出现分化,在"凤"字逐渐指向神性凤鸟的同时,作为"后起本字"的"风"字出现。风为土气,土气鼓动而形成音,音乐也必然反映着风土人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的认识中,透露出了风土之气与风俗之音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在"风"因与"音"、与"律"关联而具有指向歌声、曲调的意义时,由"风"之飘忽流散、托物而不着于物的特点,又引申出了用"风"来指称没有明确来源、没有具体内容、没有明确指斥对象的特殊存在状态的意义,"风言""风听""风议"等词即因此而来。而与之相关联的"风刺",便指不着痕迹、委婉曲折的言说方式;因这种进谏方式而来的作品,便是最早的"风"诗。这些"风刺"之诗,或归属于《小雅》,或分列于各国,都只是被统纳于"诗"名之下,一直到孔子删《诗》正乐时,同属乡乐的十五国诗,才被正式地归为一类,作为《诗经》作品类名的"国风"(或"风")由此产生。至《毛诗序》,则在集合种种"风"义并对之加以解释之余,又在"六义"的新名目下,为"风"字增添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新义项。     

巫、巫溪、巫文化、长江文明及库区开发

巫是原始部落文化的执掌者 ,巫的祭祀活动是艺术的源头。巫文化是沉醉于个人性灵 ,移情于自然崇拜的酒神文化 ,它与道庄相融 ,对以长江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及社会影响尤甚 ,可将其按审美的原则开发提炼 ,服务于旅游经济。巫溪可以作为展示远古神巫文化的博物馆 ,以此带动旅游产业 ,振兴贫困地区。     

人力资本、进入权与企业层级结构

企业产生于市场机会并且是市场机会价值化的组织。企业家发现市场机会,并须说服物质资本和其他人力资本参与市场机会价值化的一系列活动。企业成长是企业家不断发现新的市场机会以及其他人力资本不断地学习利用市场机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家面临两难选择:参与者越多,市场机会价值化程度就越高,但市场机会被参与者盗用的可能性越大。企业内部层级结构正是限制事后竞争和激励专用性投资的安排。     

李白与齐文化

李白对齐文化始终怀有极大的热情。齐文化在李白诗歌中集中表现为三大主题:纵横捭阖的帝师王臣,倜傥任侠的布衣游士,以及燕齐海滨的神仙道术。李白的文化取向是盛唐士风和时代精神的映射。     

《园冶》作者计成的籍贯、后人、家族及镇江住址研究

作者计成的个人资料缺乏,是《园冶》难于理解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有关计成的更多信息。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得出：计侨是计成的儿子,计成的籍贯是吴江的盛泽镇,计成与计东、计元勋是族人,计成在镇江的住所在戴公园附近。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图像和原型与智能手机对生活世界的遮蔽

智能手机的图像制造能力给本真生活世界的表象造成了威胁。这种威胁被认为在全球出现并且无处不在,在视听和文本图像方面,它用数字生成的表象取代了本真生活世界的特有表象。对于这个问题,大约一百年前,胡塞尔就借助于形式化数学的概念进行了描绘,他认为这是对本真的非形式化的数学生活世界存在的遮蔽,并因此是对前形式化的数学生活世界存在的遮蔽。然而更早,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经典阐述,他认为,真理问题与表象(幻象)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原型图像性的非表象和图像的表象之间的对立被原型和图像的表象之间的对立所取代,而存在与非存在多元化的显现排除了关于真假表象之区分的明证性知识。在展现和代现中,胡塞尔对客体的直接被给予性进行了开创性的洞察,在柏拉图对谬误之真的表象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对诸幻相和图像意识进行了补充性描述。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阐明了表象的根本性起源,以及在此基础上它是如何显现的。然而,智能手机的幻影给世界的真正表象带来了扰乱,致使在今天的技术干扰来临之际,现象学尽管拥有最为强大的能力,却中断了世界显现的道路,并且因此中断了它的表象自身。     

论秦汉、晋唐、宋元中医发展的成就

中国医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内容博大精深。秦汉医学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晋唐是中医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宋金元则是我国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各家纷起,使祖国医学面貌为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