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具有内地背景的香港电影公司成立新探

新中国成立后,“南下”香港的内地影人和部分香港本土影人在香港合作成立了诸多具有内地背景的电影公司。其中,张善琨的长城影业公司被改组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张善琨等人离开。其中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但新资料进一步证明,张善琨的离开主要是经济原因。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初期较为复杂的人员构成,使其既没有完全陷入意识形态的教化漩涡,保持着旧上海商业电影的制作路线;同时又与新中国政权有着过密的关系,并很快成为香港左派电影的重要阵地。建国初期香港粤语电影的颓势,为“左派”影人占领粤语片阵地、团结香港粤语影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刘少奇对香港粤语电影的批示,促成了内地政府出资在港成立了专门拍摄粤语电影的新联影业公司的“大手笔”。在其影响下,中联影业公司等具有精良制作水准的粤语片公司相继成立,扭转了香港粤语电影的颓势。“长城”、“新联”成立后,香港进步电影队伍相对稳定,但“递解出境”事件的发生,在港的进步影人仍存的乱向,以及夏衍对朱石麟等人的托付,又促成了凤凰影业公司的诞生。     

“倒（酒）”概念域成员的历史演变研究

“倒酒”义词是汉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呈现“筛”“泻”“斟”等词与“倒”南北对立的局面。汉语史上“倒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有“斟”“酌”“泻”“筛”“倒”等，且经历了“斟/酌→酌→斟/泻→斟→倒”的主导词更替；“倒”首先取得“倾倒非酒类液体”概念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后不断积蓄力量，自民国以来逐步取代了“斟”在通语“倒酒”概念域中的统治地位。换言之，现代方言“倒酒”概念域成员南北对峙的雏形是五四以来才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陈樵理学思想摭鳞

陈樵是元末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他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治学路径,从六经入手,精探其理四十余年,直指淳熙以后群儒的学说与洙泗伊洛不类。他提出了“心之精神曰性”的观点,认为“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指出淳熙以后的学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洙泗伊洛之学,造成了“客意胜而经愈不明”的理论纠结。陈樵还把“理一分殊”这一命题提高到儒学之本的高度,认为淳熙以后学者（主要是朱熹）在看待“理一分殊”时,将“仁义礼智”看作成形于天地之先,把“性”看作侧隐羞恶之情,而这与洙泗伊洛之学的宗旨相左。陈樵认为,“理一分殊”是孔子之一贯,是洙泗伊洛之学的会要和根本;他还以“枳”来比喻“理一分殊”,形象而生动,使“理一分殊”的含义变得简单明了。     

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

斯瓦伯在最近的著作中提出“我即我脑”这一命题。若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阐明心、身范畴及其关系,那么单纯的“我即我脑”这个命题不但显得“褊狭”,而且会引来不必要的误解。近代以来,科学物质主义和二元论在面对心-身问题时都有其不可解的困境。对于这些困境,有必要在两面一元论、泛心论和泛体验论的基础上提出“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 任何现实实体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都是以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的,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即心和身)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不应该用因果作用的概念来刻画,世界的物理方面是因果封闭的,意识本身是非因果作用的。     

连环画中刘胡兰形象建构过程的叙事考察

刘胡兰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其具有象征意义的确定形象,定型于“文革”期间的经典化。事实上,伴随着不同话语形态的显隐,刘胡兰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经过了复杂的建构过程。从“日常叙事中的少女”到“阶级叙事中的英雄”,其面目逐渐明晰,性格逐渐单一。以连环画为观照点,通过对刘胡兰形象变迁的叙事考察,可还原刘胡兰的“女英雄”形象是如何通过“取舍”和“改编”的手段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以此揭示革命英雄叙事在统一的主流价值基调下,在“本事”和“故事”之间的较量中,所蕴含的民间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斗争。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当代美国新闻报道话语特征管窥

具有超级传媒帝国之称的美国,新闻传播影响力犹如它有科学技术上的发展一样,引人注目。在当代新闻资讯传播全球化时代,关注并深入分析美国新闻报道的存在与发展形态,能够使我们从中得到某种借鉴启示。中美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新闻生态各自存在着其独特性与合理性,而这两种社会形态衍生出的新闻体制、法规、营运模式等也有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差异性及社会规律性等。所以,对中美新闻报道作评论时宜持辩证的观点;另一方面,中美新闻报道在新闻采写的程序等方面存在着某种可交融性,尤其是美国新闻报道文本话语运用显示出一定的个性,在词性、语境、语用等方面具有多元特点,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新闻信息传达的贴切、务实、传神。诚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中美新闻报道的话语特征及其运用也是如此。美国新闻报道在动词与“子概念”的活用、“潜对话”及“信息空洞”的填补、追求有效信息表达方面,的确有许多值得借鉴、参考之处,有助于目前国内某些传媒报道摆脱存在已久的官话、套话、模式化等弊端,追求新闻话语的创新表达,不仅可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的多向诉求,同时又能进一步增强新闻传播的影响力和媒体的公信力等。     

基于战略惯性视角下的美国大战略发展论析

冷战结束初期，基于捍卫国土安全、维持权力平衡、遏制“流氓国家”、建立民主和平、协助海外盟友等“五大支柱”，美国政府在短期内规划并实践了以维护美国“首要地位”、建构并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大战略。在短期内，对大战略既定路径的遵循有助于美国实现其全球利益。从长期看，对大战略的路径依赖使其内部出现了战略惯性，其直接结果是决策精英群体难以对其中存在的缺陷进行调整和改善。对美国大战略惯性的考察可以置于组织战略惯性的视阈下进行，其产生并逐步增强的因素源于美国政府的遵守承诺、固化认知和有限理性。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美国大战略惯性得以形成并逐步深化。奥巴马政府意识到了惯性对美国大战略的掣肘，但在调整过程中却陷入困境。特朗普执政后，将“克服惯性”作为大战略转向进程的核心理念与首要要务。尽管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改革进程遭遇诸多阻力，但至今仍未停滞，且日趋深化。     

历史的讽刺力——谢晋遭遇了蝴蝶效应之后

学院电影学系,北京 100088）
　　摘要：  对于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谢晋模式”讨论,即使是从纯粹纪念的角度,二十多年之后,也到了给出一个是非曲直的结案陈词的时候了。从时代变迁、历史检验和蝴蝶效应的双重角度可以重新审视谢晋模式讨论。1986年7月18日年轻学者朱大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2000字短文,“一不小心由文学研究卷入了电影批评”,其后果却是在中国的电影批评界掀起了一场“谢晋电影模式”讨论的轩然大波。这件事情的不合常理,与洛伦兹的蝴蝶效应不合常理几乎完全一样。可是尽管朱文有严重错误,却无人理会,且并不妨碍其后一系列附和和拔高式文章的炮制出炉,“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观点被进一步提出,谢晋电影成了电影界知识分子展现其优雅才能的学术演练场。理论准备似乎还没来得及充分就绪,理论批判的目标就出现了。谢晋导演似乎一下子就从天之骄子变成了被以严肃口吻揶揄挤兑的艺术弃儿,就连辩护者也无力回天。这次冲击波对谢晋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谢晋的电影创作思路受到重创,以《最后的贵族》为标志,这位曾经无与伦比地执著于电影艺术的创作者进入了其电影创作的休克状态和转型期。鉴于当时的处境,钟惦棐先生写了一篇语重心长的题为《谢晋电影十思》的文章,但其对谢晋电影及其讨论中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深入思考及得出的结论,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领会其良苦用心,这些都应该得到重新解读,意在以史为鉴,汲取历史的教训。这次讨论,尽管在当时撼动了中国主流电影传统模式的稳定形态,但历史本身的讽刺与羞辱从来都是辛辣的、有力度的。我们看到,在高度产业化的利益驱动之下,一度被撼动了的传统模式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加具有左右逢源的修辞性姿态强势全面回归！好莱坞虽江郎才尽,但却依然故我、踌躇满志继续大规模地征服世界,更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回归的理论的呼喊与细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粗犷有力、肆无忌惮和明白无误。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