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 的建构——儒家乌托邦的特点及其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功能

儒家乌托邦经历了两个形态的演变。_“文本中的乌托邦_”类似西方的蓝图-偶像崇拜式乌托邦，_“语境中的乌托邦_”则逐渐淡化了社会蓝图规划以及弥赛亚式偶像崇拜的经验内容，消解了转向社会运动可行性，抽象化为近似布洛赫式的超验乌托邦，从而在现实政治之上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世界，为质疑、反思现实政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王朝国家的属性，使之在_“私天下_”之外有了一定公共性、自主性以及自我调节机制。考察儒家乌托邦的这种历史演变轨迹及其政治功能，或许有助于拿捏政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提升人类的政治智慧。     

从概念到观念的转换——对陈少明 “做中国哲学” 的思考

_“做中国哲学_”无论_“识人_”“说事_”还是_“观物_”,都不再以概念为中心，而关注镶嵌于生活经验中的思想观念。现代学者以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式，反对西方哲学以概念或范畴为中心的系统建构。陈少明先生提出精神现象之_“物_”,其客观性出自于物，而同一性则出自精神，观物走上了形上学的道路。不再以概念或范畴为中心的主张，而明确转换为以观念为中心，其旨趣仍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方面可以沟通古今，另一方面有利于沟通现代学者之间不同的研究方式，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哲学的创作。     

符号、意义与我们的世界——赵毅衡教授访谈

赵毅衡先生是中国符号学领军人物之一,自2005年以来开创的“中国符号学西部学派”在符号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回顾过去20年的研究,他提出应明确符号学有别于单纯方法论,从而深入探究符号与意义、文化乃至人类整体精神活动之间的深刻联系：文化因符号的衍义能力而繁荣,因元语言的维持力量而存续。在理清该联系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了符号危机给现代人的身份和自我乃至现代文化带来的剧烈动荡,并指出符号学的理解将有助于现代人缓解这一危机。     

跨文化语境下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

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具体语境。罗兰·巴特的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从符号学视角出发剖析了文化符号与语境在横组合和纵聚合两个向度上的互动关系。在这两个向度上,符号会按照具体语境的叙事结构和象征结构产生出特定的逻辑意义和象征意义,呈现多样化的意义。在跨文化传播的情况下,文化符号处于和不同文化语境的对话过程中,在不同语境中会存在不同的意义呈现,很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折射现象,此时应遵照目标语境的横组合和纵聚合规则序化叙事结构和类比化象征结构,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文化符号与语境的有效互动,保证受众对文化符号意义的预期建构。     

20世纪的哲学难题:符号世界的发现及其后果

符号世界的发现是 2 0世纪哲学提出而又未能解决的一个难题。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 ,分析哲学、象征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代表了这一哲学思想在 2 0世纪的演进 ,作为符号世界理论的主要哲学流派 ,它们不仅从历时性上呈现了符号世界理论演进的三个阶段 ,而且从共时性上反映了 2 0世纪哲学对符号世界认识的三个不同视角。符号世界的发现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     

符号形式哲学的范畴域和问题域

范畴域和问题域是洞察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内涵的关键。符号形式哲学的核心范畴是符号概念．基本问题是关系问题。卡西尔以符号概念为基点,通过揭示符号的功能性、文化性、意义性、伦理性和辩证性,对人的世界进行文化重构,成功架构起人类文化哲学的新形态。     

符号与象征：古典小说人物意义阐释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在历史的演进和大众的阅读认知中,人物角色转型为社会角色,并超越其文本意义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承栽着伦理、道义、情感等多重社会边际意义.道义宣示、劝惩主题、自我隐喻、角色认同等阅读感受寄寓着大众的审美体验.其意义的传承则在时空的转换中历久弥新.     

“谁来继承英格兰?”: 《霍华德庄园》中的记忆冲突与传承

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德庄园》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_“英格兰现状_”小说对英国现实问题的揭露和思考。小说通过施莱格尔姐妹、威尔科克斯父子和露丝所代表的三种文化记忆之间的矛盾冲突，伦敦城市文化和霍华德庄园乡村文化的对立，探索了英国经济发展和帝国扩张的背后，社会道德沦丧、宗教信仰式微以及工人阶级低工资、失业等社会问题，反映了作家对英国未来走向和发展的焦虑，而且引发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_“谁来继承英格兰_”这一著名的英国记忆问题。关于谁来继承霍华德庄园的问题，不仅关乎家族记忆传承，也意味着各阶层记忆的重组。小说最终完成了霍华德庄园主人露丝到玛格丽特的记忆传承，喻示着霍华德庄园被建构为英国传统记忆的_“记忆之场_”,具备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其中对立冲突的各阶层重新联结为一个象征性的记忆整体，以重建情感认同、归属感和凝聚力。福斯特给出的_“唯有联结_”,回答了英国记忆传承的问题。     

实践理性:二月河历史小说的哲理意蕴

二月河的清帝历史小说能够赢得接受大众的广泛认同,缘由之一就是他在艺术与历史的有机融合中以清醒的哲理意蕴追求,突出了对人的生存与生命意义的关注,即人的实践理性精神的张扬。这种实践理性精神正是康德倡导的超越了感性欲望和个人幸福与自爱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意志动机下的行动意识。它集中体现在二月河对康、雍、乾三代帝王尤其是雍正皇帝及辅佐他们的一批重臣贤相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上。由此进入文本,也许可以克服那种拘于历史事实或囿于宏大历史叙事的某些偏见。     

太虚的佛学意义世界——《真现实论》之当代解读

根据太虚论述,强调了其面向,即太虚之所谓救世则在当今可解释为经其重新阐释的佛学有助于全球摆脱现代性困境的意向。鉴此,首先分析解读了《真现实论》之所概括的佛学认识论、知识论、方法论的宏大体系架构。其次依佛学之意义图景,重点剖析了太虚论人之所以为人。最后,由太虚强调的生命价值之升华,进而归结为佛学价值观,并基此从思维方式转换入手,包括由两极对立的思维转为多元相对思维、由个体从局限于自身经验与立场出发的局部思维转向整体思维、由对真理表述的肯定式思维转向否定错误的探索性开放性思维、由静态的固定不变思维转向万象不止息地在变化中的动态思维四方面,试图回应全球正面临的价值紊乱问题。     

论礼器的文化意义与哲学意义

在先秦礼学中,人们将世间的器物划分为祭器与养器两种类型,这是基于神圣与世俗两重世界的理论;而将礼器分为祭器与明器两类,则是依照存在人与鬼神的两个世界的理论。周人在死者的随葬品中,兼用这两种器具,正是灵魂禁忌潜在地表现出理智与情感两种矛盾的反映,礼的器具下蕴含着深刻的礼意。礼意依存于礼器的朴素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道器关系的沉思。     

格赖斯的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解析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Paul Grice)1957年在他的"Meaning"一文中从人的心理意图上探讨了意义的本质,将意义分为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与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该理论一出现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格赖斯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探索意义的本质,从说话人的意图出发探讨意义,把交际过程看作是交际意图识别和传递的过程。格赖斯在非自然意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对语用学的发展有很重要的贡献。     

地学革命的哲学意蕴

20世纪的地球科学革命是很有特征性的 :这场革命推翻了经典地学的核心理论——洋陆固定论 ,树立了大陆 (连同海底部分 )之间可以相互“漂移” (drift)的激进概念。这场革命历经了大陆漂移、海底扩张、板块构造三部曲 ,与哥白尼革命十分相似 ,地学革命用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了旧的科学共同体 ,新的范式代替了旧的范式 ,完成了由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这一根本性的转变。科学革命由一个常规科学过渡到另一个常规科学 ,并最终使科学通过一系列的革命而不断进步     

论意义谱系的哲学转向

昭示意义向度演化的历程可见，客体向度、主体向度和主体际向度构成了意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谱系。但是，它们都各有所偏颇。合理地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整合上述意义向度的合理性的新框架，它能去其弊而得其利，处中和而合其功。这就是具有“主—客—主”结构的交往实践现。     

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之哲辨

自Grice区分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至今已有60余载,但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争鸣不仅从未停止,反而随着后格赖斯研究的深入进行而突显出来。概括起来,争议集中在:是否确实存在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如果存在,它们是否可以穷尽意义的划分?它们各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是研究后格赖斯意义和交际理论的前提。     

符码与元语言:媒介文本意义生成的符号学阐释

运用符号学理论考察传播问题是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现象,符号学本质是意义之学,将符号学理论运用到传播研究中,主要揭示媒介文本意义是如何生成的。符码与元语言作为符号学当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属于符号文本意义的构成规则范畴,决定符号文本意义的规则称之为符码,而符码的集合称之为元语言。在传播研究中,符码与元言语既是生成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规则,也是人们解释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资源。将符码与元言语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可以实现传播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转向。     

薛宝钗人格结构的符号学阐释

运用符号学美学,将《红楼梦》符码系统中与薛宝钗人格相关的意指长链抽绎出来,人物热切欲求的基本人格及其为达目的施展的心机与手段可清晰显现。薛宝钗人格的显著特征就是表里不一的重度分裂:其表藏愚守拙,安分随时;其里冰雪聪明,伺机一飞冲天。她一贯压抑生命热情,漠视小人物的生死,显得十分冷漠无情。"山中高士晶莹雪"乃对其人格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