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境偕”是“情景交融”吗?——基于司空图诗歌创作的考察

研究者通常把司空图所说的"思与境偕"解释为"情景交融",然而从司空图的诗歌创作看,他并不追求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他的诗明显具有重"思"的特点,但他所重视的"思"不是感性和直觉状态的"情思",而是以他特殊的观物方式和思维方式观照和"处理"客观境象,经过"转念""思考"而产生的更曲折、更深邃的"想法"。"思与境偕"作为司空图艺术追求的核心内容,似针对唐末过于偏重写实的风尚所提出,其重点在强调"思"的重要性,是一种重主观的诗论,而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强调艺术表现中主客体双方的平衡。     

“妙悟”与“直觉”:意义瞬间生成中的呈现模态

“妙悟”和“直觉”在强调审美的主体性、审美心理体验、直觉感悟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强调文艺鉴赏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在对文本阐释的方式上重视审美直觉的体验方式,在鉴赏过程中都富于想象的张力,体现出一种心灵赋形和超像显现的特征。     

冯友兰“负的方法”新探

冯友兰先生对"负的方法"的模糊阐释,导致了学界争议:"负的方法"若是中国哲学的直觉法,则无法与新理学中"正的方法"相协调;"负的方法"若是一种逻辑分析法,则难以说明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这一两难争议的消解有赖于三个问题的澄清:其一,"负的方法"是一种什么方法?其二,它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是何关系?其三,它是如何言说"不可说"的?经考察,"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它的中国哲学来源并非是强调个人体认的直觉法,而是禅宗中注重语言分析的破执法。在言说"不可说"时,它以逻辑分析的否定命题呈现此"不可说"的"边界",以"边界"间接地表显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     

罗蒂的历史主义

理查德·罗蒂多番强调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是其思想中极其重要的准则。罗蒂的这种倾向与历史主义对文化的日益渗透相关,他也从黑格尔历史主义原则中获得了支持,并揉合了达尔文进化论。这种历史主义反实在、反本质,因此,可称作"叙述性历史主义",核心思想是"生命个体的偶然言说"。这种历史主义原则在文本实践层面表现为隐喻,在社会实践层面表现为相信协同性,争取更大的团结。     

杨简易学的“不起意”与其文学思想

杨简心学思想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不起意","不起意"说主要讨论的是道德直觉论。其思想源头之一是《周易·系辞传》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说,同时"不起意"的思想也体现在整部《杨氏易传》中。杨简"不起意"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是他文学思想的根源。首先,杨简认为"起意则邪",所以"不起意"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是"中正无邪"的。其次,杨简认为"起意则曲",所以"不起意"倡导"直心而往"、"直而达之"艺术直觉。最后,杨简的"不起意"思想具有崇尚"庸常平直"之意,相应影响到杨简对于文学自然平直文风的推崇。     

牟宗三“觉他”思想陷入误区原因梳理

"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不承认人类可以具有的智的直觉,这是牟宗三道德存有论的核心命题。但由于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内涵理解有欠准确,不仅坐实了上帝的智的直觉,转移了康德智的直觉概念的对象,而且直接以"自觉"证"觉他",终于将大致相当于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等同于他所理解的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造成了严重的理论失误。     

王国维与王船山“天才”观异同考释

王船山在著述中多次使用"天才"这一术语,王国维在20世纪初将西方"天才"观引入中国诗学。审验两位大师的"天才"观,具有鲜明的共相性和差异性。共同性在于强调天才的直觉能力和崇高内美的品格,而且天才之作具有自然之特质。差异性在于王船山"天才"观强调天巧或神技,富有灵心的"天才"能够领悟天地神理,在诗境中呈现"天人合一"的妙合意旨。王国维"天才"观推崇绽出的存在性向,"天才"心灵对此在生存予以观照,呈现出"忧""畏""罪性担荷"等价值维度。王船山"天才"观彰显中国传统美学场域的内质元素,王国维"天才"观则凸显了西方存在主义场域的价值符码。     

心灵哲学视域下的范缜“神形说”辨析

从广义心灵哲学的框架来看,南北朝时期范缜的神形说达到了中国心灵哲学比较高的阶段。范缜的心灵哲学不像某些中国学者所描述的功能主义,它暗含着唯物主义的弱同一论,更接近当代的心灵形质说。通过与西方心灵哲学的比较,范缜的心灵哲学沿袭了中国心灵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强调心灵的整体性、规范性本质,然而对他心问题和心理因果性问题没有做出详细合理的解释。     

王国维与王船山“天才”观异同考释SSCI

王船山在著述中多次使用"天才"这一术语,王国维在20世纪初将西方"天才"观引入中国诗学。审验两位大师的"天才"观,具有鲜明的共相性和差异性。共同性在于强调天才的直觉能力和崇高内美的品格,而且天才之作具有自然之特质。差异性在于王船山"天才"观强调天巧或神技,富有灵心的"天才"能够领悟天地神理,在诗境中呈现"天人合一"的妙合意旨。王国维"天才"观推崇绽出的存在性向,"天才"心灵对此在生存予以观照,呈现出"忧""畏""罪性担荷"等价值维度。王船山"天才"观彰显中国传统美学场域的内质元素,王国维"天才"观则凸显了西方存在主义场域的价值符码。     

“反差转合”的“调和折衷”——从一条注解看“京派”语境下朱光潜的认同建构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十四章"艺术的创造(二)"中出现了一条注解,以周作人与废名的创作观比附、阐释"反省"与"直觉"的创造方式。这是在误读克罗齐"直觉"说的基础上出现的纠偏,反映了"调和折衷"的美学思考对京派"反差转合"的文学趣味的呼应。朱光潜在文化共同体机制的权力运作中获得合法性地位的同时,也试图在学院环境中重建与传统和特殊历史体制的关联。但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未能与社会维度合拍。《文艺心理学》及其早期"京派"语境下的探索的意义恐怕在于,探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关系,帮助自身实现认同和建构群体身份,并最终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鲁迅“白心说”的中庸特质论

儒家思想强调高尚的人格必须以"诚"为根基,诚则明,明则诚,两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纵观鲁迅一生的言行举止,他对"诚""明"的贯彻可谓是终生如一,他对"白心"的强调比较细致的体现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诚""明"正好是中庸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可以说鲁迅的"白心说"具有浓厚的中庸特质.鲁迅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一直坚持"白心说"的核心理念.     

“美丽心灵”：康德诗学伦理及其价值旨归

康德将诗积极融入他对审美及伦理问题的思考中。诗被康德视为最高级的“美的艺术”。诗人凭借艺术天才和诗学义务赋予作品以典范精神,这种作品能够为人所追随,并让心灵脱离病态,为人建构起真正的“美丽心灵”。以“诗心”为内核的美丽心灵,召唤出心灵的“共情”能力,它是关切社会、理解他者和奠基道德的重要条件。康德诗学是一种融合了伦理纲维的“大诗学”,目的不是为了宣扬文学艺术的怡情及审美个人主义,而是将文学作为进阶伟大人格与正义社会的有效选择,因而它追求的是一种诗学正义。     

论诗歌审美理论中的"现量"观照

在诗歌审美过程中,将佛学禅宗"现量"融入其中,形成了传统诗论和创作中强调直觉经验,寓目兴发,把握审美对象的特点.诗家常常将"天籁"化一"置于诗意最高审美境界,在思维方式上强调直觉体验和瞬间顿悟,超越名理,获得诗思,且具有特写感兴的真本状态,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的完美境界.     

新时期女性散文的“权力话语”

文学作品作为话语存在,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必为一定的历史文化构成的生存情境所制约。故而新历史主义批评总是强调文学创作对历史事实的"背景情况"的反映,特别注视着构成文学的真正形式和内容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尽管这种内在的冲突性常常被文学话语的独创性所遮掩。深受马克思与福柯影响的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莱特,着力拈出"权力"这一术语,他描述道："为了表现人--表现'自我'--而对一种具体的权力形式的后果获得一种具体的理解,这种权力既集中在法院、教会、殖民地政府和…     

“错位”范畴——孙绍振小说解读的理论核心

孙绍振的小说理论突破了传统小说理论真善美三种价值统一的关系,提出这三种价值应该是一种"错位"关系.错位关系在小说中表现为不同人物情感感知之间的多元"错位".孙氏的理论不但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又有理论的高度原创.他善于凭借着自身的艺术直觉,对作品直接进行原创性地概括,这让他能够大胆地对西方理论提出质疑和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独创的"错位"范畴.这个范畴贯穿于他的全部文学、美学和幽默学理论之中.     

艺术是情感的连通器——柏格森直觉主义艺术观及其现代价值

推崇直觉并赋予它把握生命世界的独特权利,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根本要义。从这一点出发,柏格森将他的直觉主义认识论应用到艺术领域,得出结论说,由于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都必须依赖于直觉,而这种直觉从根本上讲,只是对人的内在情感的一种领味,所以,依赖于直觉的艺术其最终使命就是成为情感的连通器。柏格森理论启示我们,艺术的真正目的只在于传达情感,唯有借助情感,作家与读者才能够实现交流;唯有依赖情感,艺术才可供认识与教育。     

劳伦斯美学思想刍议

劳伦斯从小说艺术视角提出了其独特的美学思想,概括而言就是:"体验"、"直觉"、"激情"、"关系"和"载道".它既体现了劳伦斯的心灵激情与哲学沉思,同时也是对其小说创作的提炼与升华.劳伦斯的美学思想既源于其独特的"血性哲学",也有其浪漫主义文论、叔本华、柏格森和尼采的生命意志和直觉主义的历史渊源.此外.劳伦斯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等均导致他美学思想的形成.     

朱光潜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

朱光潜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他强调"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指出"比较"首先应了解被比较事物的各个方面,要尊重被比较者的特点和来龙去脉,强调"比较"不仅能增加新的知识,而且能"互相印证",重新估定价值.他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和<诗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奠基之作,也是跨越诗学、美学、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著作.他以中国文论为背景,对克罗齐的"形象直觉论"、立普斯的"移情说"和布洛的"距离说"的阐释和分析提供了以西方文论解读中国文学的颇有启发的范例.     

从“艺术掌握”到形式独尊——论赵宪章的文艺学研究

赵宪章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排除哲学方法,在回归文艺学本身的意义上将审美视为文学的本质属性,将突出美学规律特殊性视为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将文学视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他的方法论研究进一步强调文艺学方法的独特性,抬高了本体方法的地位。在形式研究中,赵宪章又确立了形式作为艺术本体的地位,着力建设形式美学的学科形态,并被誉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形式派"。但他的理论与实践(文本分析)出现了某些唯形式论的偏颇。     

“感物”与“感悟”——论莫言创作中的感觉与悟性

感觉抒写是研究者对莫言文学表现艺术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但这种关注基本上聚焦于莫言作品中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的表现及通感艺术的运用。其实,在莫言的文学表现中,更主要的是基于感官又超越感官的心灵、精神或灵魂触动,是对人、事、物的整体感觉与核心体悟。莫言让笔下所有的故事都进入自己的感觉场,故事中的人物成为感觉中的自己,主人公的处境就是他感觉中的世界,他以丛生的感觉与丛生的思维写出了"普通人的传奇和传奇中的普通人"。丰富的感觉组成了莫言小说的氛围、细节、场面,构成了作品"密集的事件"与"密集的人物",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感悟则构成了作品"密集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