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同書”的寫作过程及其内容發展变化的探討——兼与李澤厚、湯志鈞二位先生討論关于“大同書”的估价问题

为了正確的估价康有为的“大同書”——这个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偉大著作,研究一下康氏“大同書”的寫作年代及其内容的前后發展变化,会能帮助我們很好的接受这份歷史遺產的。一 1955年“文史哲”第二期,李澤厚先生發表了“論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認为“‘大同書’虽然成書極晚,虽然其中还夾雜着某些康氏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產生得颇     

元代史料丛刊开始出版

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的元代史料丛刊,近日已开始出版。 多年来,从事元史研究的同志都希望能够把元代一些分散而又重要的史料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出版,这不仅可以提供元史研究的方便,而且也是元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浙江古籍出版社根据元史学界的这一要求,拟定了《元代史料丛刊》的编辑计划,将分辑整理出版一些元代史料。每一辑大体上构成一个整体,侧重于史料的某个方面,编印若干册,要求收入的史料有较高的研究使用价值。每辑各册出齐后,再编一本这辑的综合索引,以便读者检索。第一辑是“政书类”,分编八册,书目有《通制条格》、《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吏学指南》、《庙学典礼》、《宪台通纪》、《秘书监志》、《元名臣奉议》(上、下)。第二辑准备汇元代碑传文字。     

关于“陈风”“月出”篇——与高亨先生商榷

讀了高亨先生对“詩經”中“陈风”“月出”篇的新解和他的几篇答辯文章以后,觉得还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现在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是否有当,尚望高先生和讀者們不吝賜教。高先生在为答辯王迺揚先生的批評而写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中說:“我理解此詩的主要根据是此詩第二章說:‘佼人(忄刘)兮’。旧說‘(忄刘)好貌’。而陆德明“經典釋文”載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他认为“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于是便从“尔稚”、“尚書、“詩經”、“逸周書”等古籍中找出了“刘、杀也”的古訓,并又根据第三章的“燎”的本义是焚燒,从而便認为第一章的“僚”乃“繚”的借字,于是便構成了“     

元代散曲的“趣”

<正> 黄周星《制曲枝语》云:“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李渔《闲情偶寄》则曰:“‘机趣’二字,填词(指曲)家必不可少。……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中国古代的诗词虽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一入调笑,易成“打油”,故唐宋诗词中虽有诙谐滑稽者流,但毕竟只占很次要的地位,且为人所轻贱。而在元代散曲中,诙谐风趣却成了一种主导风范,构成了其特有的审美标准。任讷《散曲概论》说:“散曲之重俳体,出乎异常。”俳体之格势极多,制作不穷,几占     

《元史·选举志》勘误二则

《元史》卷八十三《选举志三·铨法中》载:“十六年,部拟:‘管匠官止于管匠官内迁用。其身故匠官之子,若依管民官品级承荫,缘匠官至正九品以下,止有院长、同院务,例不入流品,似难一例荫用。’”(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2060页)按:《通制条格》卷六《选举志·荫例》中载有上述匠官荫例的原文,曰:“至元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承奉中书省判送,本部呈,约会到工部官一同议得,既管匠官已拟议于管匠官内迁转,其身故官员弟男,若依管民官品级取荫,却缘照得已拟匠官品级,至正九品以下,止有院长名分,同院务,例不入流品,似难一体荫用。”校之原文,《元史·…     

赫罗茲尼:“西亚、印度及克来特古史”

“西亞、印度及克來特古史”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本史学名著,1953年出版。著者赫罗茲尼(Bed(?)ichHrozn(?))博士是布拉格查理士大学(Charlos’Uni-versity)东方語文歷史教授。英譯者是布罗查茲卡(Jind(?)ich Procházka)博士。全書共二十章,二百三十七面,精美的插圖一百四十四幅,圖片九張,末附地圖兩幅。全書用語言文字的証据及考古發掘的材料,叙述西亞、印度及克來特远古文化史,并証明西亞与印度的密切关系,西亞与克來特的密切关系,乃至克來特与印度的密切关系。我們講西亞古史的时候,总是从幼發拉底斯河与底格里斯河下游的苏末人講起。苏末人的來歷怎样,向來的說法都很模糊。赫罗茲尼教授从語言文字方面     

論“魯迅日記”的思想藝術价值

魯迅先生一生劳作的成果是異常巨大的。單就二十卷本“全集”所收的著作与翻譯而論,即將近六百万字。此外,他的書簡、日記,以及“全集补遺”和“续编”中所收錄的佚文散稿等,合在一起分量也相当可观;而在这里面,“日记”一项更占有很大的比重。早在南京求学前后,魯迅就已經开始寫日記了。周遐寿在“旧日記里的魯迅”一文中曾经提到,“戛劍生雜记”四则,就是他从魯迅的“戊戌日录”(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冰)中抄下來的。戊戌是1898年,魯迅正是这一年五月间到南京去的。在同一篇文章里,周遐寿还引錄了他自己的壬寅(1902年)正月的一条日記: 十四日:晴。下午兀坐,檢大哥旧日記視之,内記有小姑母諱忌,特錄之:……这也足以証明,早在1902年以前,魯迅就开始了日記的寫作。可惜的是,这些日记现在都已經找不到     

論土地國有化

本文譯自英国‘勞動月刊’一九五二年九月號,該刊編者加了一段附記如下: ‘馬克思於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四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會述及这一文献的来由?煨淞_勃脱·愛波尔加斯會被“下議院的一位著名議員”,代表李却菲爾德爵士問他是否會(在第一國際的巴斯尔大會上)投票贊成“一切私有财產的廢除”。愛波爾加斯在第一國際總會的一次會議上,要求馬克思幫他答覆R克思寫了一篇八頁長的“諭土地所有權及其廢除之必要”給他。整篇文献已经遺失了,但馬克思用英文寫的一篇草稿在一九三六年被發現,並被先以俄文刊登出來,随後原文(英文)由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收集在一本名为“馬、恩、列、斯文選”(莫斯科一九三九年版)的小書中?     

捍卫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打碎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学說

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必須打碎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的結論,是馬克思在总結了法国的两次革命經驗之后得出来的。它是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中主要的根本点。馬克思在1871年4月給庫格曼的信中論及这个問題时說:“如果你讀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認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試,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珍視这一重要的科学結論,以     

論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国古史分期問題探討之一

上海史学界最近开始集体編写中国通史,在討論编写大綱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史分期問題又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爭論的关键,首先在于西周的社会性质問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問題有三种不同主張,即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西周典型奴隶制論。作者最近写了“論中国古史分期问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一文,对这三种主張作了簡要的比較和分析,認为三說对中国古史研究都曾作出有益的貢献,但都存在着问題。我們認为,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者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的作用,不能确切說明新旧生产关系代謝的过程,也不能具体証明当时剝削制度和国家政权属于封建性貭,相反地,它具有奴隶制性质是很显著的。又認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者过分强調了“村社”存在的特点,他們主張当时只有家內权隶,主要生产者全是“村社”农民的說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有家內奴隶,没有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是不能認为奴隶社会的,相反地,西周确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主要生产。同时又認为西周典型奴隶制論者过分把社会結构看得单纯化了,他們把“庶民”和“庶人”解釋为下等奴隶,否認“井田”是变了质的“村社”土地制度,否認有变了质的“村社”农民的存在,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相反地,从古文献上記述“井田”制的內容来看,非“村社”就不能解釋;从古文献上的“庶民”和“庶人”来看,也不能解釋为人身完全被占有的奴隶。因为上述三说都有难通和不合实际之处,我們就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認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貴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殘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剝削的单位,使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本文将根据可靠史料进一步提出论据,阐明这个主張,請大家討論和指教。     

略谈语言特点与民族特征——向王力教授质疑

去年十月,王力教授在“中国語文”上发表了“語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一文,我詳細地讀过了,的确如他所說:关于“具体語言的語法是否由于民族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而表現出它的特点”的問題,“在中国語法学界中,并不是完全解决了的”。例如:远在1898年出版的划时代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就是“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而建立我們汉語的語法“大綱”的;其后出版的某些时賢的語法著作,也是以希臘、拉丁語法的体系,作为研究汉語語法的范例;至于象帝国主义的走卒胡适,公然无耻地“規劝那些高談‘独立’文法的人:中国文法学今日的第一需要是取消独立。”我們就更用不着去談它了。然而,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从前,我們对于必須根据汉語語法特点来建立汉語語法体系这一点,注意是很不够的。另外,不同时代的語法是否有所不同呢?各个人的看法也很不一致。     

“革命压力”压不出“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論者,都同意漆俠同志提出的这条理由:“新当权的封建統治集团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农民实施‘让步政策’”。人們提出怀疑:革命压力,对地主阶級来說,是无时不有的。为什么沒有从秦二世、隋煬帝身上“压出”“让步政策”,而独独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身上“压出”了“让步政策”呢?于是,他們马上出来堵漏洞,說:“不能认为任何压力,都会使剝削阶級让步”,“…‘让步政策’…只是在农民阶級的阶級斗爭压力下的某些时期才会出现。”意思是說,只有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才会出现。最近,漆俠同志在坚持这个观点的同时,又做了一次修补:“并不是任何一次大规模农民战爭之后都會出现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級的失敗,意味看失敗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訂立一个‘城下之盟’。”总之,“压力論”的調子,被他們弹得越来越响。这样,“让步政策”論者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极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他們所高談的“革命压力”,同地主阶級的政策之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正饶氏之非”还是“一以饶氏为宗”——胡炳文《四书通》与饶鲁关系重探及反思

关于胡炳文《四书通》对饶鲁的态度,历来存在三种看法：《元史》代表的主流看法认为胡炳文作《四书通》意在深正饶氏之非;史伯璿则主张《四书通》“一以饶氏为宗”;而《四书通》凡例则赞饶鲁说于朱子大有发明,仅就其间有不相似者辨其一二。《四书通》引饶鲁说多达500条,居所引朱子后学之首,见出对饶鲁之崇信;所引饶鲁说含25条与朱注相背离者,胡炳文仅挑出10余条加以反驳,体现了正饶鲁之非的一面。此外,《四书通》还放弃少量为陈栎、倪士毅等所引饶鲁说,此又见出胡炳文对饶鲁说引用之谨慎。探究二者关系的意义在于：首先,再次证实胡炳文等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并非四库馆臣所诬枉的朱学门户株守者,而同样继承了朱子求真是之精神;其次,促使重新反思胡炳文之学派归属问题,与其仅据地域、师承而归胡炳文为介轩学,不如就思想而归为双峰学;最后,从侧面反映出饶鲁在宋元朱子学界的巨擘地位,呈现了为人所忽视的宋元江西朱子学对新安朱子学之影响,有助于更全面深入把握宋元朱子学的真实面目及其内在互动演变关系。     

談談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中的“兩条路綫論者”

讀了“‘山大’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会發言稿”中張維華先生的發言稿后,我觉得他的發言很有道理,对中國古史的分期問題,他既不同意西周派又不同意战國派和魏晉派,而提出了一个新的論点,指出了从战國之初到三國魏晉时代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一个由奴隸制过渡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在这一个过渡时期中有着兩条紅綫貫串着。一条是封建制以產生、發展的形态出现,一条是奴隸制以上升到衰落的形态出現。照張先生的論点,封建制的逐步形成是开始于战国之初,好象和战國派說法相同,其实并不,因为: “他們否認了或说是忽視了战國、秦及西汉前期奴隸制还在向前發展的那种征象。”不同意魏晉时代开始封建社会,其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     

“龙学”论苑又添新葩——读穆克宏《文心雕龙研究》

刘勰的杰出著作《文心雕龙》(简称《文心》)向以体大思精著称于古今文坛。近些年来,学界于此究者日众,探讨尤勤,宏论迭见。穆克宏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便是其中富有创见的新著,该书的问世,使“龙学”论苑又添新葩。笔者阅后,欣喜之余,愿就该论著的特色作一介绍,以飨同好。其一,贯串主线,突出重点。通观《研究》全书,贯串有一条主线,即以继承与创新的发展观,来探讨和总结刘勰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独创性。《研究》以专节论刘勰的文学继承与创新观,题日“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认为:“‘通’指继承,‘变’指创新”,并赞扬刘勰关于“通变”的理论,阐述得这样“系统、深刻”,“是过去所没有的”。基于此,《研究》作者当然认为《文     

元代汪古部长食邑按打堡子考

汪古部是金元之际活动于今内蒙占大青山南北麓的一个部族。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于斡难河源,“授同开国有功者”九十五千户,其中就有“汪古惕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古列坚五千户”。《元典章》记载,汪古部长的食邑有井砂、集宁、静(净)州、按打堡子四处。按打堡子究竟在何处? 《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以相同文字记载:“砂井、集宁、静州、按打堡子四处,壬子年(1252)原籍爱不花驸马位下人户,揭照原籍相同,依旧开除”。汪古部长除砂井、集宁、净州、按打堡子四处食邑外,西京(元大同路,今大同)和元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市)代州亦与汪古部长关系密     

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

翻阅部分方志及论著,见到许多人讲方志起源,必称《周礼》,清人章学诚堪称代表。其说云:“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博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必资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哉?”(《方志立三书议》)又云:“惟念方志为外史所领,义备国史取裁,犹《春秋》之必资百同宝书也。”(《为毕制府拟湖北通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