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逼债"说之源流及其与王国维经济关系考论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之年,正是位居天津张园的逊清小朝廷政治斗争激烈之时,以溥仪深相赏识的王国维之死作为契机排斥异己,成为郑孝胥等人的政治谋略。罗振玉“逼债”王国维之说就是在郑孝胥的策划下,经史达、郭沫若、溥仪、周君适等人递相祖述并加诡异想象,而使这一谣言一时竟然成为“公论”。而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则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王潜明早逝有关,明确说明无关乎罗振玉之逼债。检王国维与罗振玉近三十年相知相交的经历,虽然在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两人通信多有对古物、书画的买卖之事,但王国维主要提供信息以供罗振玉参酌,罗买与王买分得清清楚楚。罗振玉确实对王国维一家经济多有支持,但其主要方式是为王国维提供以劳务、职业或职务而获取报酬的机会。罗振玉视王国维为天挺之才,深感若令其旁皇生计乃是自己的耻辱,所以用各种方式缓解王家的经济困难,其主要目的是让王国维勿劳分心专力学术,以精深之学术延续中国学术之辉煌,罗振玉的胸襟与格局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罗、王经济关系的底蕴在学术,这是现代学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章。     

论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

王国维与沈曾植都是20世纪学术的代表人物,两人因罗振玉而相识;在1916年至1922年共同居沪的七年间,时有诗歌酬唱,诗风不同而情谊可见;王国维的若干音韵、西北地理、蒙元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多受到沈曾植的提点或影响;王国维通过若干序跋歌联等形式,对沈曾植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作了充分的估量;王国维为沈曾植之后的学术史续写了精彩篇章.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佛学家眼中的王国维——王恩洋《王国维先生之思想》的意义与版本

20世纪30年代末,佛学家王恩洋出版《王国维先生之思想》一书,从佛学视角观照王国维的人生哲学和艺术哲学。在人生哲学上,王恩洋指出王国维死于信仰终不可立,为王国维死因研究开一新视角;在艺术哲学上,王恩洋对中国艺术的乐天色彩、解脱与艺术之关系等问题有独到的阐释,弥补了王国维认识之不足。目前诸种图书目录对该书的版本著录均有误,而版本认识不清是学界低估此书的表征之一。     

超然心灵话文学——解读王国维之《文学小言》

作为晚清著名学者,王国维虽身处文化认同混乱之时代、新旧文学交替之际,但他以一个文人特有的执著和超然之心,为中国文学献出了一己之力.通过短而精的<文学小言>17则,王国维明确阐述了他的非功利文学观、天才说、游戏说等一系列相关的文学观点,表明了他对现实社会文学的不满和对非功利真文学的追求.本文从王国维文学观的几个角度出发,对<文学小言>17则进行一个全面的解读.     

王国维的词评与词作

依据史料分析,王国维的沉湖自杀是家庭变故和时局、军事、政治等多种因素综合变化的结果。将王国维的词评置于其思想衍变的过程进行讨论,可知其见识的深远,他推崇李煜、屈原的个人原因,即将文学的审美功能与社会的教化功能统一的见解。王国维虽然自认为其词作可与欧阳修等人媲美,实际上其词作在意境诸方面远不如前辈大家,而其流传于世的词评《人间词话》则成为不朽之作。     

王国维“境界”的时间之维

关于“境界”的诸种讨论倾向于关注“什么是境界”,而忽略了“境界如何呈现”.离开了空间,境界无法呈现客体形式;离开了时间,境界无法表现主体心灵.比起空间,时间具有更本质的意义.通过梳理王国维的思想资源,发掘“境界”中蕴含的康德的时间理论,探讨“境界”如何在时间维度中实现其真实性和现实性,并指出“境界”和时间理论的矛盾之处     

林本裕与《辽载前集》考论

清初盛京文人林本裕撰写的《辽载前集》,是东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由私人撰写并保存下来的地方志书,弥足珍贵。文章依据林本裕撰写的《辽载前集·自序》,以及作者最新整理出版的韩国史料,并结合其他清代文献记载,考证出林本裕的父亲即是清初曾在数省担任巡抚的林天擎,补充了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之不足。根据朝鲜官员李日跻《燕路笔谈》中的珍贵史料,描述了林本裕坎坷曲折的一生,并且对《辽栽前集》一书的编纂过程及文献价值,以及被打入《四库全书·存目》的原因,做出了确凿的分析和解释。     

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欲”之误读的几点商榷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以《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玉”作为叔本华唯意志哲学中“生活之欲”的代表，认为《红楼梦》提出并解决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问题，且《红楼梦》创作的主旨精神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之道。这与曹雪芹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不完全相符合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宝玉之“玉”和宝黛爱情是持肯定和褒扬态度的，他所舍弃的是过度的贪欲。     

《文学小言》与王国维的学术风格

《文学小言》是王国维早期的学术随笔,其学术内涵丰富,学术风格鲜明,从文学本体论、价值论、分类法等不同层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作者早期文学思想的精华。它不仅奠定了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鲜明地体现了古典传统与现代意识的通融,在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国维学术三变及其与"古史抹杀论"的明确界限

王国维一生学术三变,起先潜心于康德、尼采与叔本华思想,继而开展宋元文学研究,最终从事中国古史研究,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钩沉发明,成果粲然。尤其是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等著作中论证周世系确实存在,推想夏后世存在无误,并强调“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表示与胡适、顾颉刚“古史抹杀论”的明确界限。通过对王国维学术叙论认为,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文化是种群的根脉。王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根源的探寻、求信与确认,有助于中国人确定历史认同,维护民族自尊,也为中国文化建设奠定重要基石。     

“中国文化定义”说的渊源、蕴义与践履——近代学术嬗变脉络下的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王国维之自沉,乃晚近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悲剧。陈寅恪释观堂之死,以其所殉之道,为"三纲六纪";而所成之仁,则为"独立自由之意志"。伦理纲常与个体意志,在近代反礼教思潮之下,恒若水火不可兼容,而陈氏贯通释之,究其学理,乃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所阐发的"中国文化定义"之说。"定义"说蕴义丰富,涵摄经学、史学、哲学三重维度,而渊源于王国维、张之洞、曾国藩诸家之学。从近代学术的嬗变脉络着眼,可见曾、张、王、陈诸家持守旧义,培养新知,步步转进之迹;而礼教纲纪之真精神,贯穿王、陈生平践履,固未尝以学术文化之新潮迭起而销沉沦丧。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版本校勘记

以1951年海燕书店版《历史人物》、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沫若文集》所收《鲁迅与王国维》的版本对比、勘校,从中钩沉建国初期郭沫若的学术精神发展变动的内在轨迹。作为学术史家的郭沫若,在政治准则、政治评判基点上对民国时期著名学术人物的平视,表露了"人民本位"思想法则在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的学术评价中的核心价值。     

《静庵藏书目》与王国维早期学术

王国维的<静庵藏书目>手书于其<人间词话>手稿本之后,收录书目170种,其中包括若干套丛书,书目写定于1909年5月之前,汇集了王国维从儿时一直到改治词曲之时所收藏的主要书目;这些书目从来源可分为家藏、获赠、自购、手抄四个部分,是王国维早期学术特别是词曲之学的主要文献基础和理论渊源;藏书目将此前借阅、购置的西方哲学与美学等书目排除在外,体现出其回归中国古典的淳朴愿望;王国维以读书为基本的生存方式,其读书之道,有很多就是在对藏书目中的书籍阅读中逐渐形成的;藏书目是解读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情感的重要文本依据.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     

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想象说"的意义

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 ,引入西方原始思维理论的视野和批评方法 ,通过“想象”这一概念来揭示屈骚的文学特征 ,使该文大大超越了渊远流长的传统屈骚批评。这是一篇于实际批评中充分显示“中西融通”的理论意识的佳构     

《红楼梦》的最高评价:“宇宙之大著述”──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本文针对当前红学研究中不少人误入歧途的现状，重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入地讨论了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高度肯定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一次用文学、美学和哲学的观点系统地研究《红楼梦》的态度、方法和方向，并着重指出，王国维从文学、美学的视角切入，排除掉种种“红外线”式的谬误，抓住了它的根本性特征，在今天来说，依然是高屋建瓴、胜人一筹的。     

朱光潜与解读王国维词学的西学立场——《人间词话》百年学术史研究之五

<人间词话>自1908年开始在<国粹学报>连载发表之后,因其超越时代的文学观念而不为时人所赏识;在王国维生前,又因其后来国学研究的卓越而掩盖了早年文学思想的光芒.1926年,<人间词话>由俞平伯标点后单行出版,遂因其融合中西的文学观念和王国维国学大师的身份而强势进入学术视野,先后经过靳德峻的笺证、蒲菁的补笺和许文雨的讲疏,而逐渐得以普及.朱光潜则是以西学立场来对王国维词学进行专题研究的第一人,其对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的辨析,不仅带上了强烈的评述者的本位意识,也由此影响到后来学人对王国维词学的质疑之风,使<人间词话>在一种彼此争论中走向经典.而其西学立场则对此后缪钺、叶嘉莹、佛雏等人的研究理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探索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另一个维度——《词录》与王国维“为学三变”的文献学取向

作为中国早期词学专科目录著作,《词录》是王国维迈入“文学时代”、顺利实现学术转型的第一批具体成果。这部词学目录与《人间词》、《人间词话》、《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等书产生“协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创作—理论—文献“三维一体”的词学体系,其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与《人间词》的词创作、《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互补上,真实反映了他对于“可爱”且“可信”的学术境界的追求与构拟,更凸现了其文化心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