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与驱动: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工具的效力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已进入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文化产业政策的推动作用明显。为探究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变趋势以及政策与产业发展的适配性,本文从政策工具出发,建立关于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政策阶段性重点工具-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模型,对文化产业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符合文化产业整体的发展趋势,但在政策工具使用适配度方面存在资金、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供给适配度不高,环境型政策工具适配度较低等问题。本研究认为需加强供给侧政策工具的使用,优化金融支持机制,增强资金供给投入,加大人才技术支持,促进文化资源高效利用;还需善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健全数字文化市场监管体系。     

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脉络、阶段特征与发展趋势

产业实践发展与产业政策变迁相辅相成。管窥数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脉络和阶段特征,有助于深化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进程的认识并研判其未来发展趋势。以1994-2021年间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变迁可分为政策萌芽期、政策起步期、政策发展期和政策成熟期四个阶段,具有政策数量多、政策主体广、政策效力渐强的总体特征。通过政策主题词和语义网络分析显示,四个阶段表现出约束性管制与信息基础建设、服务性管理与重点行业扶持、强化激励与创新驱动、全产业链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主题特征。四个阶段的语义网络分别以“经营-许可证”“管理-服务”“发展-技术”“发展-文化”等高关联强度词组为代表,体现了不同阶段的重点政策内容。整体上,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呈现出政策主体从少部门独立管制到多部门协同参与、政策取向从约束性管制转至激励性发展、政策语力从模糊乏力到全面增强的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研发创新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及其技术应用已经成为挖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潜力的重要驱动力量,通过改变我国文化产业原有的创新业态,促进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论述并总结数字经济与研发创新协同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传导途径和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上,对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全面的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和研发创新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显著存在;数字经济会显著提升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这种正向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十四五”时期,应不断促进数字经济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协同发展,强化区域间合作,实现文化产业供需的良性循环,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数字经济驱动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产业链的研究脉络,立足“价值链—技术链—企业链—空间链”的研究框架,利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规律与路径,分析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园区和智慧城市分析发现,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强。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时代机遇,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实现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回眸与展望：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创新演化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动力主要源于体制创新和政策助推。本文以中共十六大为“分水岭”,大体分为文化市场酝酿期、文化市场全面推进期、文化产业合法性建构期、文化产业提速发展期、扎实助推期、纵深发展期等六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不足,从文化产业结构政策、布局政策和执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数字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已成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基于201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技术与知识流动水平评价指标，对数字技术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通过促进知识流动加速驱动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且其潜力仍有提升空间；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不同创新类型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数字技术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结构性特征。因此，应充分发挥知识流动在数字技术驱动文化产业创新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加速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缩小区域数字鸿沟，推进各区域文化产业数字化均衡发展。     

论文化产业政策的建构与创新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政策支持和调控。只有构建与世贸规则相适应且又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发展需要的文化产业政策,中国文化产业的“后发优势”才可能发挥出来。而要做到制度创新与政策创新的有机互动,加强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的研究与探索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与迫切。     

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实践与体系

文化产业政策创新推动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十六大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实践,初步形成了文化产业政策创新体系.坚持创新,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目标的重要路径.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     

2001—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变与发展状况检视

2001-2010年是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我国文化产业政策逐步由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并走向战略自觉.随着产业政策的日趋成熟,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开始“走出去”与世界文化市场接轨.但由于文化产业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受传统体制机制制约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从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抓住文化发展机遇,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创新与结构升级,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关键.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政策的量化评价

文化遗产的适度保护与转化创新是文化生产力和创新力的关键源头。基于85项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相关的政策研究分析显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工作先后经历了摸索式保护、生产性转化和可持续发展3个阶段,总体呈现了从“以保护促保护”向“以创新促保护”转变的发展模式。量化评价表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政策总体质量良好,但存在部门协同治理相对不足、政策受体范围局限、单一政策工具组合使用较为集中和政策激励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据此提出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调整社区和企业作为政策受体的范围、优化政策工具的使用配比、增加政策的监管作用,以及完善政策激励机制中知识产权保护和税收优惠作用等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历程、实践逻辑与历史经验

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推动政府行政实践的不断变革。随着信息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及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政府已逐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因此,从“全过程”视角揭示政府信息化发展的建设历程、实践逻辑与历史经验尤为必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先后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筹备与普及阶段、电子政务建设阶段以及数字政府建设阶段,在政府信息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数字政府建设目标更加清晰,信息技术实施架构和制度基础日益完善。以信息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政策行动、设置“规划式”发展议程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全过程所遵循的实践逻辑;而党和国家重视数字政府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并重、坚持“渐进式”发展则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所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初探--以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为例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中明确指出未来要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园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是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一种创新模式,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是利用此创新模式建设发展的典型代表。因此,研究分析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的发展现状和经验成就可为我国文化产业园区未来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政策工具视角下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文本研究——基于省级政策文本(2019-2021)的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承载着建设数字中国、支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治理价值。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我国省级政府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文件。借助NVivo 12 Plus质性分析软件,通过分析框架构建、政策文本编码、使用频次统计等步骤,从基本政策工具类型和数字政府治理框架两个维度对2019—2021年间共16份省级数字政府建设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省级数字政府建设存在政策工具结构失衡、治理要素分布不均以及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交叉匹配欠佳等问题。基于此,进一步优化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工具结构、平衡数字政府建设的治理要素分布以及调适政策工具与治理要素有机匹配,成为推动地方数字政府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是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有为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和行使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从宏观层面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保驾护航。“有为”意味着政府能够激活市场发展潜力，积极引导市场预期；并且政府要做到有为而不乱为，既要确保文化市场的平稳有序运行，同时也要防止“失位”“错位”带来的政策风险。“有效市场”则是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激发文化产业创新活力，运用市场化手段和运作机制，把有限的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到具有发展前景和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从而形成健康、有序的文化供给关系。“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要进一步明确和厘清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逻辑边界、角色定位和作用机理，充分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寻找二者的最佳匹配度和最优拟合值，以确保文化产业的良性运行。     

论中国文化产业的立法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导

自从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以来，“发展文化产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重要政策导向。当前，我国在文化产业领域共制定了5部法律，22部行政法规，500多部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其内容主要体现为“管制性内容”，我国各级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奖助性规定”，多体现在政策性文件之中，有必要转变为正式立法。“文化产业促进法”承载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的“基本法”“奖助法”和“一般法”，以实现“文化产业立法的法典化、规范化”，“建立文化产业管理的部门协调机制”，“确立文化产业发展的行政奖助机制”。在立法技术上，“文化产业促进法”需要坚持“能细则细，宜粗则粗”的原则，先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架和法制框架，再通过配套的法规、规章中具体落实该法的实施措施、实施机制等内容。     

文化产业的集群政策分析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而集群政策又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力工具,因此,需要针对文化产业的特征和我国文化产业集群政策的实际,设计系统的文化产业集群政策。     

近十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类型分析

21世纪以来,党中央和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十大类型:确立文化产业合法性和战略性地位政策;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政策;鼓励多种资本并存的文化产业市场准入政策;优化文化产业组织政策;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的文化产业区域布局政策;文化产业指标体系与统计政策;加强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政策;文化产业对外开放政策。这些政策类型内容丰富,系统性、创新性强,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国大学生创业政策运用策略分析——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一项好的政策的推行离不开适宜工具的选择,政府作为主要的政策制定者自然也需要熟识各类工具的适用范围。基于教育政策工具的研究视角,从政策工具类型与政策出台时间维度出发,对我国2008—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象征与劝诫以及能力建设工具。学习和运用政策分析工具,对推进政策的解读与运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产业生态系统论纲

文化产业是典型的具有生态化特征的产业系统。政策、技术、资本是我国文化产业要素资源整合、市场体系形成、产业体系完善三个发展阶段的主要驱动力,构造了文化产业内部生态系统和外部融合生态系统。文化产业生态系统理论建构涉及文化学、生态学、系统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法学9个学科,可借鉴16种理论和分析工具的核心观点及主张,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生态系统组织、演化、社会效应、激励约束机制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