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国家统筹城乡发展、追求全面发展的目标催生了乡村振兴前所未有的期待。乡村振兴,必然要面临如何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如何营造文明的乡风家风问题。而乡村的稳定、有序与和谐,不仅需要依托发展来推进,也需要依靠乡村治理来实现。乡村治理通过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服务发展、凝聚人心,进而推动乡村的发展与振兴。而有效的乡村治理又必须依靠特定的社会规范以及保障这些规范得以运作的公共权力主体来实现,然而,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社会规范正处于模糊、混乱或者说断裂的状态,而且治理人才也在不断流失,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需要健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选准配强"第一书记",提高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不断整合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治理资源。     

论国家治理体系的层级结构优化

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层级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央地关系缺乏制度化规范,纵向层级间的权力配置和职能界定模糊不清,上下形成职责同构。职责同构现象同宪法法律规定和资源分配现状有关。自上而下的同构组织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利益表达存在结构性分离。要完善治理体系,需要将国家与市场、社会边界进行区分,并在不同政府层级间合理配置职权和治理资源。     

论网络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表达

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呈现出正向情感与反向表达的胶着、责任意识与功利行为的纠结、思想正态与价值负态的共存的特点。互联网时代,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空间、情境及语言文化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民族意识的表达不再受现实习俗、规则、纪律、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表达主体的身份、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大大降低了对体制的依赖性。同时,网络的虚拟性、信息的离散性和表达的分散性使得网民主体隐藏了个体身份,增加了社会不信任,解构了社会信仰,疏远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减少了现实社会参与,这正是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转向和疏离的独特的现实语境和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理性认识网络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民族意识转向和疏离的本质,应对网络时代多元社会思潮对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冲击,改变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文化价值观的在场和出场语境是增强网络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民族意识转向的关键。     

对口支援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创新的途径及其优化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对口支援可以通过治理思想和实施资源两个维度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创新。据此,对口支援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创新的途径可分为直接实施型、思想启发型和资源辅助型三种。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要求来看,促进边疆民族地区自主创新是根本目标,也是优化对口支援关系的关键之处。为此,要确立从援助到协作再到合作的对口关系发展策略,调整对口支援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并高度重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民族文化产业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民族特色文化保护探析

文化全球化增加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难度,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薄弱,少数民族数量较多,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生态脆弱,旧的保护观念和思维不太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基于文化事业的保护方式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随着民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保护必须更新观念,以适应活态性、整体性、创新性与自觉性的内在要求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将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通盘考虑,以文化保护作为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与充分保障,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文化保护的内在需求和重要途径,通过适宜的产业化利用,拓展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空间,增强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自觉性和自信心,达到保护与发展的共生共赢。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现代政党治理研究

将现代治理理念用于政党政治领域就是现代政党治理,它强调协调性、多元化、互动性、扁平化、规范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前提是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现代化,即逐步从一个传统的管理型政党向现代的治理型政党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就要切实推进党的观念现代化,不断推动党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积极推进党的制度现代化,全力打造信息化政党,大力倡导包容性政党文化等。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利益表达机制

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补偿不公引发的利益纠纷、自然生态破坏产生的利益威胁、社会保障不实引起的利益矛盾以及民族文化权益被侵诱发的利益冲突。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分配不公、利益协调不力、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不达是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机制,建构公平畅通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健全公开高效的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是规避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风险,切实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边疆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困境与策略

边疆民族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对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意义重大。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是促进民族团结的粘合剂、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器、保障国家安全的保护屏、复兴中华民族的助推仪。然而就目前来看,边疆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却面临着传播理念陈旧、传播主体不足、传播对象复杂、传播内容模糊、传播方式单一等诸多传播困境。当务之急必须要通过更新传播理念、充实传播主体、细化传播对象、精准传播内容、创新传播方式来优化传播策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力、影响力和主导力。     

论边疆民族地区小城镇建设的特点、模式与路径

边疆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城镇建设不宜贪大求洋和因循守旧。尤其应避免一步到位的城镇建设主张和唯工业化的城镇化路径依赖。边疆民族地区小城镇有三个特点,并具有五种可供借鉴的建设模式,应该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的自身条件,从培育小城镇起步,寻求城镇化的非农化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我国传统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等,这些机制主要属于事后救济和根据决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为法治社会建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开阔了行政争议的解决机制的新思路,也提出了新要求。在完善传统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同时,需要关注新的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比如行政调解、首长接待日等,以建立多元化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校《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创新研究》获准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今年6月16日,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立项结果公布。我校张银花教授主持的课题《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创新研究》,获得一般项目类20万元资助。     

利益结构变迁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关系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利益结构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稳定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变静态稳定为动态稳定,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维稳不是要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设立规则,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社会支持路径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F旗X公司的个案考察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体可以依托社会支持路径实现协同治理,这表现为社会力量基于亲密性社会关系网络为各民族群众提供社会资源来优化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过程和结果。通过理论发掘和微观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F旗X公司为典型个案,从结构和功能两方面归纳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民族事务治理中社会支持的实现逻辑。在结构层面,通过空间基础、信任基础和动力基础,社会力量与各民族群众建立起亲密性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并转化为社会资本;在功能层面,依托关系网络传递发展资源、认同资源和交融资源,发挥保障发展、引导认同、促进互嵌的现实功能,提升各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优化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民族事务治理,要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促进社会支持与正式保障的衔接,为实现社会支持提供促进条件,未来拓展方向在于提升基层各民族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扎根理论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案例研究方式,通过扎根理论对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主要领域和具体做法与其他地区相比基本呈现同中存异的发展趋势和创新特征。文章认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受民族宗教、地缘政治、文化教育、技术扩散等方面的制约,最后提出了对今后新疆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边疆民族地区人才开发问题研究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应当全方位推动人才振兴,为做好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为边疆民族地区依靠自身优势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边疆民族地区必须始终把人才开发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以人才开发为起点,千方百计引人、因地制宜育人、不拘一格用人、优化服务留人,增加人才数量,提高人才质量,释放人才潜能,推动构建边疆民族地区人才工作的崭新格局,全面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全面剖析边疆民族地区人才开发面临的困境,深入挖掘产生困境的原因,提出摆脱困境的建议和对策,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才开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场域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路向选择

国家认同是基于众多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而产生的集体认同意识,展现了各民族对共同历史记忆、国家政治体系、中华文化一体性的认可,对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作为中国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着与一般青年共有的国家认同感,也有着反映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环境、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因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全球化的日益推进而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在国家认同的表达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与冲突。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表达的中介形式,对民族、政治和文化场域的共同认同有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高度嵌合。所以,以民族、政治、文化等实体要素构成的"场域集合"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