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著名刻书家毛晋刻书述略

较之宋元,明代刻书地区、种类、内容,有进一步扩展;数量有更大增加;板式和刻印技术有新的创造和发展,成就更为显著。其中私家刻书成就非小,贡献颇大。据统计,明代私家藏书、刻书者前后多达四百二十余家,以精刻著称于世者亦不下三十余家。其中尤以明季刻书多、质最精,历时久、流传广而名闻于世之著名刻书家毛晋最负盛名。     

毛晋与缪仲醇《神农本草经疏》

明末清初 ,常熟隐湖 (今常熟沙家浜镇 )藏书家与版刻家毛晋 ,平生笃好藏书刻书 ,其珍藏善籍 ,雕刻佳本 ,一时名传四海。“汲古阁” ,乃毛氏藏书刻书之处。明天启年间 ,常熟名医缪仲醇编撰《本草经疏》30卷 ,在毛氏大力支持下 ,始能雕刻刊印 ,其间缘起 ,颇多感人肺腑处。     

明代吴中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毛晋

雕版印刷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宋、元以来,我国刻书事业日趋发展,尤其是在明、清之际,更是风行一时。明代吴中诸生毛晋的汲古阁,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建起来的。毛晋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正月初五,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七月二十七日。初名凤苞、字子晋,又字子九,后改名晋,别号潜在,今江苏常熟市     

《唐僧弘秀集》版本考

《唐僧弘秀集》除日本江户刻本为3卷外,我国历代著录、版刻皆10卷。南宋书棚本为后世一切版本之祖本。明黄鲁曾刻本与书棚本文字接近。沈春泽在常熟时先据何季穆藏抄本刻成秋雪堂本,后将版片携至白门校改后重印。毛晋刻本底本或为秋雪堂本。毛?在其父毛晋刻本的基础上,参校宋本重刻。四库本即源于毛?刻本。另有香港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藏明刻本,上海图书馆、静嘉堂文库藏抄本,日本国会藏江户刻本传世。     

论迦陵词的“复社遗风”

不同于苏、辛、陆的“以文为词”和“以诗为词”所开启的豪放词风,迦陵之豪放词风因着“复社遗风”而有了新的内涵：融洽经史,其词浑厚而雄健;愤世忧时,其词深刻而沉郁;抒浩然之气,其词豪迈而遒劲。此豪迈雄健词风的形成本于“复社遗风”,与迦陵成长过程中的诸多复社因素密切相关。     

胡震亨的家世生平及其著述考略

明朝后期研究唐诗文学者,当推海盐胡震亨为巨擘.他以个人一生精力,搜集评定唐人诗集,成《唐音统签》一千○三十三卷.后来清朝官修《全唐诗》,即以《唐音统签》及季沧苇《全唐诗》合校而成.胡氏于学术方面贡献很广,自己校刻并帮助汲古阁主人毛晋编定校刻大量书籍,“凡海虞毛氏书多震亨所编定也”.当时人称其“抱经济之长才,作文章之巨手”;稍后则有人誉之为“淹雅而饶著作,为江表学府”;到近人张元济先生推崇为海盐县“第一读书种子”.这些都非溢美之词.但令人遗憾者,除有关方志外,胡氏竟无传状志铭传世.《明史》无传,《列朝诗集》、《天启崇祯两朝遗     

毛晋校书略论

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本文立足前人的研究,以毛晋所写题跋及与毛氏有关的文献为资料,对毛晋校书的宗旨和特点、校勘的方法及其影响等进行了研究。     

《红楼复梦》中反映的清代镇江文化、风习三事

《红楼复梦》,全书百回。作者丹徒(镇江)人陈姓,自署“少海氏”、“小和山樵南阳氏”。书首其妹《序》中又称他为“红羽”。初版虽似刊行于广东春州(今阳春县),然细味书中人物背景境地,其稿本显系在镇江写成。《序》末署“嘉庆四年已亥”,应系“嘉庆乙丑年(十年,1805)”方刻成行世。此书名为《“复”梦》,实则内容撇开《红》书另立格局,以京中南归的“贾府为宾”,而以镇江商宦豪门“祝府为主”,主旨妄图以“投胎转世,抑黛扬钗”来压倒此前另一较佳最早续作《后红楼梦》中的“借尸还魂,抑钗扬黛”。为此,竟将     

墨子刻对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墨子刻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其著于 70年代末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 ,揭示了宋代以后新儒学的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书中最重要的是墨子刻关于新儒学“困境意识”及其相关的“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的观点 ,以及关于“现代中国与前现代中国之间的一贯性”之论证。本书由五个章节构成 :依赖性与中国家族主义的人文理论、唐君毅的儒家自我完成的概念、新儒家的困境意识、新儒学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高涨中的乐观主义和西方时代中互相依赖的精神气质。墨子刻把 2 0…     

有关王建一些重山诗考辨

王建是中唐时期一位重要诗人。现存《王建诗集》最早一个刻本是南宋陈解元书棚本。此本是个残本,卷二至卷三,卷六至卷十配清钞本。此外又有明正德刘成德刻本、明汲古阁毛晋刻本、明《唐四十七家诗》钞本、清康熙席启寓《唐百家诗》本、清康熙胡介祉谷园刻     

孤本宋刻钱杲之《离骚集传》递藏轨迹考述

国图藏钱杲之《离骚集传》,根据其题跋、题识、题签与藏书印,结合对与之相关的历代书目文献的考察,一条完整的递藏链就清晰地凸现出来了:孤本宋刻钱杲之《离骚集传》首藏于江阴朱承爵“存与堂”,由其后人朱元孺递藏;又藏于常熟毛晋“汲古阁”,由其子毛褒、毛表递藏;继藏于丰润曹寅“楝亭”;继藏于桐乡金德舆“桐华馆”;继藏于平江黄丕烈“士礼居”;继藏于长洲汪士钟“艺芸书舍”,由其后人汪宪奎、汪振勋递藏;继藏于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由其后人瞿镛、瞿润、瞿秉渊、瞿启科、瞿启甲、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祖孙五代递藏(瞿启甲掌握期间,武进费念慈和常熟邵松年均曾向其借以影抄录副),1950年由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兄弟将其捐献于中央人民政府,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同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对楚辞研究的细心、认真与贡献,这也充分证明了此书确为宋刻孤本而非影抄本。     

论明代徽刻

所谓“徽刻”,是指徽州私人刻书。古代刻书有官私之分。政府和寺庙刻书,谓之官刻;除此之外,坊刻、家刻、塾刻等,皆属私刻。明时,域内私人刻书盛行,书坊分布很广。明万历间学者谢肇淛说:“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①今学者毛春翔也指出:“明刊本,若就地方而言,则苏、浙、皖、闽为刊刻中心地。”②皖之书坊主要集中在徽州,以府治歙县为中心,包括徽属他县。当时这里书坊林立,刻工云集,其刻书之多,内容之广,技术之精,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在全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所以值得研究和总结。     

顾炎武与复社

(一) 顾炎武(1613—1682)是明清之际著名的爱国学者,他早年曾参加过复社。历史上有关记录复社姓氏的书,都著录了他的名字;有关于他的年谱、诗谱、传记等,也大多提到了这件事。但这里并非没有问题存在。照传统说法,顾炎武是十四岁入复社的。其说自清人王峻撰《顾亭林先生传》(无传本)首次提出,并继而为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所采纳,一直流播至今。近年来,虽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赵俪生先生新著《顾亭林与王山史)(齐鲁书社1986年版)一书,即称亭林于十七岁参加复社;后来,赵先生又在《顾炎武——经世济用的史学理论和社会实     

谈毛晋《宋六十名家词》的文献编纂——读《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对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有很多的评判。四库馆臣首先肯定其在考据、流播诸方面的功绩,但更多的是指摘,比如指责其不重底本、校勘草率等。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毛词刻本确有不足——其实校书如扫秋叶,旋扫旋生,毛晋如此大规模的刊刻词本,怎能保证没有一些疏漏？二是,清人对前朝文献本能地带有主观拒斥的态度,有时甚至不免吹毛求疵。这除了政治的因素以外,更主要的是两种学术传统——汉学与宋学的冲突,这种现象的产生实际不过是学术史上的“破立”之例罢了。     

明代内府刻书机制考论——以敕纂修图书为中心

通过对《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的钩沉,勾勒了明代敕纂修图书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明代内府刻书是由图书编纂、审定、刊刻、装帧、发行等一整套业务流程构成的国家级出版活动,其实质是明代皇家的刻书。太监在明代内府刻书中只起到了司礼监刻书与其他机构所刻书版的管理职责,与内府刻书质量关系不大。     

“华外汉籍”及其文献系统刍议

域外汉籍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关于华域之外的汉籍究竟如何来命名,其内涵与外延究竟如何界定,学界的意见不一.作者在前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华外汉籍”的概念,并通过“外刻外著汉籍”、“华刻外著汉籍”、“外刻华著汉籍”、“海外古籍佚书”、“汉外籍合璧本”五大板块,讨论了作为华域之外汉籍的文献系统,在此基础上简要讨论了其价值和意义.     

关于“刻书广告”

刻书广告,由来尚矣。宋元以还,板刻益盛,书林既多,乃滋竞争。是以宣传本肆刻书,花样时新,名目良多,藉以招徕读者,冀多售以射利也。所谓“牌记”、“木记”者,类具广告功用。然细按之,盖有四类。其一自称本真无讹,若“的无一字差讹”,苦“绝无讹误”,若“真本全帙”,简便易为,牌记每具此类文字。其二汇列所刻书目,今不多见,惟明金台书林汪谅翻刻张伯颜本《文选》序后有所刻书目。凡载据宋元板重刻自《司马迁正义解     

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考论

晚明毛晋大索十余年,终聚得释皎然《杼山集》、释齐己《白莲集》、释贯休《禅月集》,并将三家之诗合刻为《唐三高僧诗集》.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在补遗、校勘方面虽屡有疏误,却是此后三家诗集最为流行的版本,不仅为诸多丛书所收录,亦是今人整理三家诗集的重要参校本.毛晋并称三家之诗为"唐三高僧诗",是用最为简明而直接的形式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僧诗创作的一种典范,具有较高的批评史价值.     

浅述明末浙江闵、凌二氏的刻书情况

我国套印始于元代，盛于明代，而明代套印又以“吴兴间望族闵氏、凌氏其最著者也”。本文作者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较为全面、详细地介绍了闵、凌二氏诸位刻书家及其刻书情况，并对以往有关套印论述中的错误之处予以纠正。     

试论复社的宗旨

朱明王朝自神宗万历中叶起,皇帝昏聩,朝臣结党,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军备废弛,边疆危机,进入了封建王朝的败亡阶段。这时,一批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复社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以自己的言行实践着复社社盟“致君”“泽民”的宗旨。本文仅就复社宗旨问题作以初步探讨,并就教于史学界各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