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精神纽带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应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目标与历史方位。精神纽带是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后,我国中华民族凝聚力建设的又一重要话语。精神纽带强调了中华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能够凝心聚力,使得各民族人民精神相依的连接性内涵与机制,为较为抽象的“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更明确的理论阐释。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历史逻辑、现实基础、文化传承与理性建构的结合,主要体现为“四个一体”:一是家国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交融;二是各族一体,各民族之间紧密交融,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三是治理一体,各民族、各地区在发展进步、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共享与平等互助;四是命运一体,以“两个共同体”为理念,各民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同时团结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纽带作为中国特色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话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精神纽带建设不但可抵御前进过程中的风险挑战,还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续与强劲的精神动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古代“民族”一词钩沉

“民族”是影响我国民族研究的基础型概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词源。中国古代“民族”一词于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叙述有差异性，历经诸多的语境嬗变。自先秦“民族”二字联结出现，至西晋形成“民族”的名词形式，再经唐宋“民族”记述和思想理念的进一步拓展，于明清时“民族”的使用指代已呈现出泛化。中国古代的“民族”一词体现出多元内涵，这些内涵根植于中华的文化传统理念，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关系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族”一名也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民族”概念及其影响的回应，有助于新时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下，从中国的话语空间辩证认识“民族”的历史价值意蕴。     

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思想基础与认同目标

［摘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实现从“自在”向“自觉”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必然。实际上,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化碰撞交融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史。中华民族认同深深地根植于中华传统民族观的文化土壤之中,儒家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大一统”思想、“用夏变夷”、“华夷一体”等观念和“仁”与“礼”等精神是古代各民族建构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因子。     

新时代聚焦“五个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新征程上聚焦“五个认同”引领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举措。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充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解决民生与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政策,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逐渐形成各民族人民主观与客观的集体能动认同体系。深刻把握“五个认同”的科学内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民族”,由历史文化共同体发展为政治共同体。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政治上以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方式,经济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基本路径,既建设“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建设内部文化结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路径与西方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把握“统”与“分”、“同”与“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进展与未来进路——基于CNKI期刊论文（2011—2022）的分析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运用citespace计量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424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学界关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期刊论文呈现整体持续上升趋势,但科研学者和研究机构合作度低,研究规模小;热点问题主要集中为探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和谐民族关系,推动构建稳定繁荣、和谐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智慧和力量等方面。未来研究进路趋向于多学科多机构合作研究、强化“走廊型”新型场域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以及注重民族地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研究等三个方面。     

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文化之关系探析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文化存在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进共生”关系。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华文化记载了中国各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体的生产生活、社会习俗以及发展历史。中国各民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各民族及其先民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中国各民族共同铸就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中国各民族必须牢固树立“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观,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的起源与拓展,促进了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延伸与深入,加快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的巩固和壮大;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升华,提升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速度。探析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文化,不仅有利于探索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详细记载,而且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支撑。     

以共同性引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中华民族实体发展源于各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共同性增长,其整体格局的话语演进和关系整合也逐渐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实体一致性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规约了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精神家园共同性建设的历史维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是构建整体性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路径。     

“灵州会盟”及其历史意义

“灵州会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事件.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从长安出发到达灵州（今宁夏境内）会见了众多归附大唐的少数民族首领及其使者,并在漠北地区设立了“六府七州”,推行郡县制度,将其纳入大唐的行政区划管理,在血缘、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关系,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增强,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框架下民族融合的进程.     

多民族共有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以河湟民族走廊牡丹景观为例

河湟民族走廊是我国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诸多民族在这里迁徙、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走廊”地带。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作为本地自然物种的牡丹得到各民族的共塑、共享、共赏,并被构建为一种“多民族共有符号”,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现实案例和参考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打牢促进内蒙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

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地区,其多民族的发展史见证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新时代随着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各民族在经济、社会、生活等各领域中的交往、交流更加广泛而深入,民族间的文化和情感交融更加深刻,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联系亲密程度前所未有。内蒙古作为具有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模范自治区,在新时代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繁荣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打牢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意义重大。     

从民族交融看中国传统服饰的流变

［摘要］中华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服饰作为民族特有的视觉符号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体。从承载着历史见证的民族服饰文化上可以看出本民族文化特色，反映出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些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东方特有的服饰风格。从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几次民族融合，探讨中国传统服饰在这些融合中所展现的个性和形成的范式及对后世的影响，可以新显中华民族作为“衣冠王国”的特异人文成就。     

“同源共祖”神话记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文化根基

[提要]“同源共祖”神话在中国多民族中广泛流传,它以共同祖先为核心结构不同层级“家”的共同体及相关叙事表达、价值取向和生活范式。这类型神话及其历史记忆是关于族源和祖源的生命信仰和文化创造,通过口头讲述和体化实践方式记录和描绘多民族的互嵌共享与聚合发展,意涵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文化根基。“同源共祖”神话被各族民众反复讲述,不断被建构和生产,映现了不同时代多民族共同的生活愿景,彰显了中华民族共生共融的生活现实。“同源共祖”神话叙事具有多层次性,这种多层次性体现为多民族同源共生关系凝聚而成的共有情感、共有精神和共有信仰基础上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并且从多方面作用于多民族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建立、巩固和深化。“同源共祖”神话包含了各民族的生活历史,包含了各民族对自我在多民族关系中的定位,包含了各民族彼此认识和认同的反映,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逻辑、认知体系和情感关系。“同源共祖”神话多样化的记忆资源在多民族共同生活中得到升华,有助于实现更多族群和人群的社会团结,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实践行动。     

民族互嵌论

民族互嵌超越以往民族关系内涵,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各民族“大分散、小杂居”的融居模式改变了传统“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空间分布基本形式,成为当前和未来民族分布的显性特征。这一空间转化改变了民族关系的传统,致使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内容、特征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新要求新方法。梳理理解民族互嵌的视角,分析民族互嵌的具体内容形式和本质要求,目的在于通过各民族在空间、文化和经济等社会层面上互嵌,实现各民族心理互嵌,促进民族广泛交流交往交融,增强各民族之间相互认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中华民族认同。这是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政治自觉。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共同历史记忆

中华各民族在自我繁衍生息和共创中华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共同而持久的历史记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到严重影响时,共同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并转化成维护共同体根本利益的磅礴之力和具体行动。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基础形成的长期“统合”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记忆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资源。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之一和重要组成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凝结和巩固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根溯源的重要依据、团结奋斗的实践动能和未来发展的力量源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 经济、文化、心理因素析论

[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多元”聚为“一体”的内生动力概括为“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各民族“三个相互”与共同拥有并开发统一的生存空间息息相关,并依存于中国内部互补性极强的生态格局及民族分布格局。统一生存空间的内部差异,导致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互补性极强;互补性和互惠性驱动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不断密切,促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度、深度不断发展。伴随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各民族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培育了共有精神家园和共同心理素质。经济依存、文化共塑、情感共育三大机制持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实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由自在到自觉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进一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为、自信和自强的发展。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各民族“三个相互”重要论述为指导,才能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理,也才能科学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发挥民族古籍教育功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族语言、民族习俗关系紧密。历史上，它不仅是传统知识的主要载体，也是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媒介。民族古籍以韵文体和散文体的形式记载了各民族的史诗、谜语、谚语、神话、故事、传说等，其中很多内容记载的各民族和睦共生的故事是增强各民族团结的历史印记，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民族古籍承载的内容具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功能，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中华民族史观视野下古代北方民族华夷共祖与以夏自居思想述论

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华夷共祖与以夏自居思想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影响的结果,为自在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构建起了共有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古时期,各民族在缔造和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由炎黄部落集团发展出来的一个“中心”——华夏和一个居于四方的“四裔”组成的五方之民格局。自西晋以降,“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五方格局被打破,漠北、东北、西北等民族在与中原的接触、碰撞、交融中,自我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追溯以黄帝为首的中华民族共祖为先祖,形成了夷夏共祖、以夏自居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在客观上增强了北方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动力机制和重要路径之一,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根基。     

北部边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贡献

在共同缔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过程中,中国疆域内各民族形成了紧密相联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对这种民族关系的精炼概括。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开始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其疆域与周边民族地区逐渐相接且互有伸缩,促进了各民族因疆土之争产生的碰撞与交融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北部边疆,伴随着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边疆范围也出现反复波动,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各民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北部边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