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正名思想探源

孔子的“正名”说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发端于前孔子时代人们对于“名”的深入思考。“名”这个观念受到重视与礼乐文化密切相关,由此,“名”的问题展现为两条进路：一、与名分义相关的政治进路;二、与名声义相关的道德进路,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两个方面。澄清了这个过程,就会看到,孔子正名思想不能简单地看做中国古代逻辑学的起源,而应当看作儒家内圣外王之义理规模的发生地。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论之当代意蕴

西方当代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之知识论提出了质疑,反思的问题指向了当代批评学派构思中的新知识论,甚至伦理。新知识论强调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与知识(真)的关系,以及重新厘订“客观性”的涵义;同时关注知识主体(人)与知识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理性之知(真)及德性之知(善),被视为相通及相辅相成的,“穷理格物”、“格物致知”比西方传统知识论有丰富的涵义;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超越性思考打破了西方式认知中“主体—客体”的二元格局;儒家“道德理性”中知识主体同时超然同时受场境影响的特殊活动,有别于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强调的“客观性”。中国哲学关于知识的思考涉及“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体性存有”。     

道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及其争议

道德知识论是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的交叉研究,着重探讨道德知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等基本问题。对道德知识怀疑论的回应、道德知识的性质以及道德知识的确证,是道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道德知识论在当代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研究中之所以长期未受重视,与人们对道德知识在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解过于狭隘有关。从更为广义的知识论视角来理解道德知识,有助于回应道德知识怀疑论,并解决或消解关于道德知识的性质和确证的诸多争议。重视道德知识论研究,既能够为道德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知识基础,又能够为知识论在其分支领域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儒家义利观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义”是指道德原则规范，“利”是指物质利益。义与利的关系，涉及到道德原则规范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儒家、法家、墨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许多宝贵的积极合理因素。其中尤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最为全面、深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总结研究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批判继承它的…     

儒家道德思想对当前高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儒家学说从性善的人性假设出发 ,以和谐为价值观念 ,为实现圣贤的理想人格 ,建构了一套以仁、义、礼、智、信“五常德”为基本原则的道德规范体系 ,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留下了丰富的道德精神财富 ,这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仍有借鉴作用。有必要引入儒家“仁”的思想 ,养成大学生助人为乐的高尚道德习惯 ;引入儒家“义”的观念 ,建立大学生现代义利观 ;引入“礼”的观念 ,树立大学生文明健康的道德形象 ;引入儒家强调“仁且智”的观念 ,培养德才兼备的现代化人才 ;引入“信”的道德观念 ,提高大学生自我道德修养。     

语言、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的真理之路

奥古斯丁的“知识论”与他对生存之确定性的寻求有关。从广义上说,知识论就是真理、确定性与幸福的统一,认识论与“救赎论”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寻求确定性和幸福是他追求真理的目的,而知识则是完成目的的手段,对上帝的知识是通往幸福的阶梯。尽管如此,奥古斯丁围绕语言、记忆与光照,分别论述了抽象概念的形成、真观念的源泉等知识论问题。其中光照论是核心,奥古斯丁的光照论是一种独特的概念论,是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和光形而上学的结合,对西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统价值取向的两个误区

误区之—:以“(?)”统摄“真”与“美”。 儒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这种人格代表了一种“至善”的价值取向。在真、善、美人格三要素中,儒家过于强调了“善”这一要素,把它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而“真”(原始儒家没有提出“真”这个概念,他们所讲的“信”和“诚”可以说是与“真”相近的概念,信、诚是指道德上的真诚,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和“美”则被“善”所涵盖和统摄,从而丧失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样一种人格设计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它已     

盖梯尔问题和知识的辩护强度

盖梯尔对知识的传统定义——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为了解决盖梯尔问题,哲学家提出了多种新的知识定义,但迄今为止未能达成共识：这些定义或者无法阻止新的盖梯尔问题产生,或者极大地缩小了知识的范围,从而导致怀疑论。语境主义知识论放弃了知识为真的要求,因此可以很好地避免怀疑论。不过,其中最具影响的刘易斯等人的理论仍存在不少问题。基于辩护强度的语境主义知识论可以克服这些问题。该理论认为不同的语境要求不同的辩护强度,而不同的辩护强度要求则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知识,造成了“知道”或“知识”的不同含义。因此,只有确定了“知道”或“知识”在某个语境下的具体含义,即所要求的辩护强度,才能准确判断该语境下某个命题是不是某个主体的知识。这一理论更符合常识对知识的理解,在避免怀疑论的同时也能解决盖梯尔问题,而且还能解决知识论的另一个问题——抽彩悖论。     

"伦理学的本体论"如何可能?--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批判

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的根本问题出在对儒家心学的本体的规定上。其实 ,只要我们正确地理解了牟宗三所敬服的王阳明的“四句教法” ,就不难正确地理解儒家心学的本体观念 :作为形上本体的良心 ,绝非作为一个伦理范畴的道德主体或者道德意识 ;道德主体或者道德意识都是形下的东西 ,而非形上的本体。     

知与智统一维度下的儒家智德思想研究

"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道德条目之一。儒家关于"智"的思考与"知"交织在一起,基于三个向度展开:"知"与"智"的关系、"智"的内在层次、"智"的实现路径。而"智"的内涵、进路与价值正是在这种交互关系中得以展现。相对于知识性的"知",儒家更重视实践性的"智",通过强调"仁"与"智"、知与行的统一,儒家把致"智"的过程理解为成就完美人格的必经之路。儒家有关"智"的讨论,集中体现了儒家知识论的道德化倾向,更多显示为知识与智慧、知识与价值相统一的"道德知识论"意味。在以"知"与"智"的互诠中,儒家"智"德的特征得以凸显。     

“神道设教”与“神道助教”--儒家“神道”观发微

《易传》“神道设教”的观念,在儒学发展中经不断诠释,其“神道”获得了自然义与德性义的肯定。汉以后的儒者尚有“神道助教”的说法,其所谓“神道”指信仰和祭祀的“神灵”。在儒家的政教实践中,关于“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立场,存在“道义化”与“神义化”的紧张。儒家的“神道”观念,奠基于中国人的存在领悟,并通过存在境遇的开显而与“教”相统一。     

《白虎通义》中的道德意识

作为东汉的一部官方经学著作,《白虎通义》一书的主要内容充满了极其浓厚的道德意识。《白虎通义》全书主要运用了“文字训诂”和“象征”两种手段,对诸如“姓氏”、“爵号”、“谥号”等儒家的礼制名号和诸如“瑞贽”、“衣裳”、“冠冕”等儒家的礼制器物进行了极为浓重的道德化解释．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从道德上加强了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具有浓厚道德意蕴的“名号”、“器物”对现实中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和引导。     

儒家文化与近代科学——“李约瑟之谜”再思考

近代自然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诞生，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在反思传统文化时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话题。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分析中国儒家文化的“基因”。儒家理论中有许多观念，影响传统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生活。儒家的政治伦理学、社会分工理论、知识论、实践论对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缺乏对自然现象的终极探索，缺乏对科学原理的系统总结，更谈不上对科学价值的阐扬，对科学发明、创新的奖进。因此，儒家观念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     

中国先秦时期知识观分析——基于西方知识论视野

“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是西方哲学从纯粹的认知兴趣出发得出的关于知识的一贯定义,从这一定义出发,命题信念和客体信念根本不同.在西方知识论视域中对比考察儒家、道家和墨家述“知”的句法及其基本理论特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先秦时期不乏纯粹的认知旨趣和句法等形式逻辑上的追求,但关于知的论述都以伦理诉求为旨归,从而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相应的成熟的认知理论以及形式逻辑体系.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规则统治的法治主张     

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

以西方哲学的门类划分来重构或重新叙述中国哲学,是一种比一般观念层面的反向格义后果更为严重的一种反向格义。本体论这个译名使我们对西方的ontology产生了根本的误解。熊十力根据他的理解,认为本体论和宇宙论是人类思想的普遍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术语的确是"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判"。就反向格义的思想路数而言,牟宗三与其师如出一辙。反向格义的结果是,我们把被人已经彻底批判否定的东西当作普遍有效的真理来接受,而西方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     

儒家"类"观念初探

人不独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类存在”。西方哲学中的“类”观念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所标的的是物因其所具有的“共相”而组成的集合,而它在康德与马克思那里发生了某种重大的转型,使得一种更为始源性的含义被揭示出来。这种发生在西方观念系统中的转型开启了与儒家哲学对话的契机,并由此为理解儒家的“类”观念提供了新的立场和视角：“类”乃是人经由自身之自觉活动所实现的兼容同一与差异的存在样态,儒家目之为“群”。而“仁义”之道在“类”观念的视角下或可作如此解释：“仁”代表了人天然本具的与万物相感通的通性,这是作为个体的人得以参与到整体性构成之中的基础;“义”则代表了人能够在实存中容纳后天差异性内容,捍卫并成全特殊的、个体的“自我”之德性。     

经学语境下的“学问”:儒家知识论的价值与事实

经学典籍里的"学问"一词及其历代注疏,建构出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的儒家知识论。儒家知识论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经历代注疏不断发展,可以分为形成、系统化、哲学化和专门化四个阶段。儒家知识论的建构使儒家经典析出"四书"这一主要阐发儒家知识方法和路径的"新典",凸显了孔子—子思—孟子在儒家知识论中的地位。儒家知识论具有经验性、诠释性、人文性、内省性和经世致用性等特点,经验性、内省性为其基本特征。儒家知识论在建构过程中,潜在地存在解构的倾向:以儒家经典作为知识论的源泉,以价值判断为依归的学问,使经学出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极致发展;同时,以事实判断为尺度的学问,使经学面临知识本身的事实和逻辑的挑战。儒家知识论以价值判断为主,虽也存在事实判断的趋向,但与近代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儒家知识论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思维的模式,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名分·秩序·和谐——先秦儒家名分思想的一种解读方式

在先秦典籍中,"名分"、"名"、"分"是三个具有关联性与差异性的范畴,"名"与"分"是解读先秦儒家名分思想的两个基本维度,墓于以等级分殊为内涵的秩序建构这一价值目标,先秦儒家以"名"作为秩序构建的原点,以"分"作为秩序认同达成的一种价值路径.所谓先秦儒家名分思想,实乃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把握"名"与"分".基于这一视角,便可以体察到涵蕴于"名分"的一条价值进路:由分殊而和谐.而促成这两种目标之间渐进转换的中介环节是:以"二分性"为特点的"名"之双方皆能各谨其"分".     

儒家哲学的通识精神

有别于知识的传授,通识教育追求的是对智慧的启迪。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及其深厚的终极关怀表达着对智慧的崇高理想与不懈追求。儒家哲学围绕现实生活与理想人生而展开。儒家认为,知识不仅包括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主观能力,更包涵人的生命活动如何开展、如何开显生命的意义等丰富内容。在儒家看来,只有通过“仁”的道德自觉,才能“尽心”、“知性”、“知天”,最终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