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地方学官的选任与考迁制度

所谓地方学官,专指中国古代主管地方学务的官员和地方官办学校的教师.早在汉代,我国已经有了官办的地方学校.到了唐代,地方学校普遍设立.但是无论是汉代还是唐代,作为地方学官者,只有地方学校的教师,而没有专管地方学务的官员.主管地方学务的学官均由地方官兼任.到了宋代,地方学校广泛建立,同时出现了专管地方学务的学官提举学事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教师的学官—教授,大量设立,遍及全国.     

试论明代地方学校的类型及功能

地方学校自唐代创立以来,到了明代已发展得十分完备。明代的地方学校种类繁多,有府、州、县儒学,有社学,有义学、乡学,有书院等。明代地方学校的广泛设立为明中央政府培养人才、选拔官吏,巩固中央政权、教化人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代亦集乃路儒学浅探

文章主要依据黑城出土文书对元代亦集乃路儒学的文庙祭祀、教学内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考证。文章指出,亦集乃路的儒学教育是元代地方教育普及化的一个缩影,体现出地方儒学"庙学合一"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反映出元代南北儒学的发展存在差异性。     

论张居正的教育改革

明初,各种教育制度比较完备,学风质朴尚实,教育效果较好。明中后期,由于朝政败坏,学校外部环境恶化,各种教育制度废弛,学风日趋浮华,生员鲜有实学。尤其是阳明心学兴起后,讲学之风盛行,书院遍天下,一大批优秀儒学生员离开儒学,进入书院,直接冲击了衰败中的学...     

亦集乃路的儒学管理初探

《黑城出土文书》为我们研究亦集乃路的儒学教育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亦集乃路儒学既受甘肃儒学提举司管辖又受亦集乃路总管府的管辖。儒学教授是选拔博学多才的儒生,并经过朝廷任命。总管府勘验后上任。儒学的生员来源为儒户和良家子弟。亦集乃路儒学经费的来源主要有政府的财政支出、学田、学课钱三个方面,其经费支出主要有学官的禄米、贫士口粮、生员生活费。从学生抄本和印本来看,儒学教学的内容应是符合元政府规定的。     

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

一、我国学校教育制度沿革（一）我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萌芽我国的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果说五帝时就有了学校尚属传说，那么商代的学校却是有史可征的。据一些学者考证，西周时期已构成了学校教育制度的雏形，只是政府未以法令的形式加以规定罢了。根据史料，可以将当时的学校分为两类：一类为设于京城的由中央政府办理的国学，一类为设于地方的，由地方政府办理的乡学。依学校教育层次来分约如下表。历史发展到唐代，随贞观开元之治，教育也得到同步发展。仅以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论，中央官学属贵冑性质的有崇文馆、弘文馆、国子学；属普…     

驰利予民:宋元时期洞庭湖区水面与沙洲的经营理念

宋代国家力量还没有致力于洞庭湖的开发,湖洲之利往往被少数人群以“扑买”等方式获得,这种与小民争利的方式引起不少争议.元代曾设立宣课提举司以括山泽之赋,但也因为“扰民”而被裁撤.岳州儒学在争夺湖洲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优势在于：一方面,与元代中后期医学地位下降而儒学势力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儒学并未排他性地占有湖洲而能够维护小民的利益.在洞庭湖的开发过程中,经济利益促使湖面的产权不断被界定.国家既要驰“山泽之利”予小民,又往往通过“官有”的方式来禁止豪民独占湖洲.     

论元代河南的儒学教育

蒙金战争使北方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受了巨大破坏,但在河南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保护与支持下,河南儒学教育依然得到延续和发展。由于地方政府对兴办学校的重视,士绅群体对兴办学校的资金支持,以及儒学名士对学校教育的积极参与使河南境内教育事业在宋代之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尽管元代河南的教育水平与江浙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总体来看,河南儒学教育的整体水平已有很大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元代雅俗文学的发展

元代多族共居,多元文化并存且共同发展,北方草原文化、西域商业文化与中原传统农耕文化交汇融合,蒙古、色目等民族的儒士文人认同并向往中原文化,接受华夏正统意识,在认可认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有了共同的生态领域,形成了新的国家文化观念。元代文人同属于这一文化领域,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融会,发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元代文学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尤其是雅俗文学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鲜明而独有的特点。     

元代州县财政困局与基层社会治理

元代国家行政建制止于州县,然州县政府却时常面临着无法取得与其事权及支出责任相匹配之财权的财政困局。元代州县政府在这一财政困境之下,为节约行政运行成本不得不下放部分事权,社会力量则顺势协理地方事务,成为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合作者与依托群体。元代州县财政困境造成基层治理中政府的介入能力降低,乃至引发国家基层行政缺失问题。而元代社会力量则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积极上陈弊政以及主持仲裁民间纠纷等途径,协助州县政府维持基层社会正常运转,并借机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此局面的形成既反映了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内在要求,亦体现了元代行政体制对财政需求的一种妥协。     

论元代畏兀儿人的儒学

元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蒙古人初入中原，草昧初开，对儒学的重视，而儒学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蒙古统治者在契丹人，尤其是畏兀儿儒士的极力敬仰与推荐下，逐步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遂出现了以“汉法治汉地”的策略。这一政策的实施，又进一步推动了元代儒学的发展。有元一代，畏兀儿儒学发达，而且已掺杂了道家及禅宗的某些理论，当时还涌现出像廉希宪、合剌普华、安藏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他们不仅自己修习儒学，而且积极推动蒙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儒学的发展。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畏兀儿官员，政治比较清明，对元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清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

明代是云南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明统治者提倡文治 ,在云南靠内地区府州县广建儒学、书院 ,推动了云南文化教育的发展。清王朝建立后 ,在云南依然推行“尊孔读经”的文教政策 ,普遍设立义学 ,在边远民族地区兴办儒学。这时期 ,人才大量涌现 ,这既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 ,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从这时期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看 ,云南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论书院遗址的文化价值与保护利用——以江西为例

本文调研了江西部分书院遗址的现状,发现有独立存在、坐落于村落、坐落于学校等几种情况,大多破败凋零.江西书院遗址有特殊文化价值:儒学教育的“道场”,尚学敦教的园地,教育传承的见证,古代教育和革命教育结合的基地,有着自然与人文融合的独特景观.本文认为要从杜绝拆毁破坏,依托学校保护,建设地方文化中心,探索改造新农村的新路径,开设传统文化讲堂,进行特色旅游等方面对书院遗址进行保护利用,为发展和繁荣文化服务.     

清末各省学政的改制方案及纠葛

清朝原设的各省学政,如何与清末新兴学堂系统从共存到逐渐并轨,是困扰朝野的难题.1905年9月立停科举后,清廷通过参照日本中央视学官的设置,保留学政办理各省学堂事务,却因职能、地位及出身等问题,被迫不断调整改制方案,旨在重新划分学政权限,在学部、督抚和各省学务处之间寻求平衡.检讨清末学政改制方案的演进及纠葛,既能反映枢臣、部臣、疆吏、学政及在野舆论的角力,又可以凸显清朝统管学校与近代教育行政的设制差异.     

论明朝对澳门实施的外贸税制

明朝的外贸税制极为复杂。朝贡贸易体制下的税制与市舶贸易下的税制有不同。即使在市舶贸易中，明廷对广东与对福建的外贸税制规定又有很大差别。本文着重分析明中叶后足以影响明外贸体制的澳门外贸税制，希望以此能理清明廷对澳门实施的外贸税制的发展脉络。一、市烟司提学与地方官员协同负责演门的对外贸易市舶司制度是明一代外贸管理中的重要制度。明初全国有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广东市舶提举司设于明洪武三年（1371年），设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一人，从六品8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统辖于广东布政司。明嘉靖以后广东市舶提…     

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

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书院传统的开创者,书院精神的奠基者。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机是:补官学之不足,纠科举之弊端;以书院为基地,发展儒学,宣扬理学,与佛教争夺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弥补失落的官学社会教化功能的缺失。     

宋代重庆书院与学术文化的发展

具有学校教育性质的书院,重庆是在宋代才蓬勃发展的。这种独特的教育机构的出现除了该区域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客观原因外,还在于它本身有官学所不具备的优越性。宋代重庆书院以北岩书院、濂溪书院为代表,能够体现中国内陆地区书院办学及组织管理的一般状况及原则。程颐、周敦颐等理学家在重庆书院讲学,培育人才,传播理学、推动了川东地区文化学术的发展,余风所向,波及川西及周边地区,构成宋代理学流派分布中的典型区域之一,且为关洛学派、程朱学派理学正宗的中介或媒体,在理学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历史地位。正是重庆书院推动理学的传播以及区域性教育文化的转型,使得长江上游区域文化中心一时显现出光彩夺目的迷人景观,促成了重庆文化学术的第一次高峰。     

明代官学书籍刻版私用考——以明初大臣杨士奇藏书题跋为例

明代官学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有国子监、宗学等国家教育机构,地方官学有各府州县、都司卫所的儒学和其他专门学校。这些官学除各自承担不同的教学任务外,刻书印刷也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活动。官学刻书在保障学生的阅读需求之外,其印刷用的一些刻版也有被私人利用的现象。目前虽然对国子监的刻书种类、藏书等问题都有一些研究,但有关于官学书版私人利用的专题研究较少。现就关于明初五朝名臣杨士奇私人藏书题跋的一些记载,考究明代国子监书籍刻版之私用及其管理情况。     

“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