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学习《邓小平文选》札记

一、“实事求是”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命题“实事求是”,出自“汉书”八传卷五十三的一段文字中:“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该段文字的注①中写道:师古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其意,原来讲的是学习态度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古为今用,把它运用于认识论之中,赋予它以哲学的含义,获得了新的生命.毛泽东同志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中找出其内在的规律,找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来.这样,“实事求是”就成了     

《毛传》与河间古文诸经关系考

《毛传》与《左传》、《周官》、《礼记》多有契合,《左传》在汉初流传不广,仅在河间立有博士,《周官》乃献王搜罗,《考工记》乃献王补苴,至于《礼记》各篇,也主要来源于献王收集的古文《记》。惟有毛苌,身为河间献王博士,有先睹诸经之便,并采其文以入《毛传》。     

试谈河间献王对古文经学的贡献

西汉初年,各诸侯国承先秦养士之风,广纳宾客,形成了几个较有特色的学术中心,河间国就是其中　　的一个。河间献王刘德好学自修,表彰古学,山东诸儒多从之游。献王广开献书之路,并补撰《周官》,立《毛诗》、　　《左传》博士,对古文经学的弘扬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略述中国古代的《周礼》学

《周礼》一书 ,西汉时期由河间献王从民间搜集所得 ,王莽居摄时曾立博士。东汉时期《周礼》虽未立学官 ,但得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一班大儒的提倡 ,颇盛行于世。特别是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注 ,置之于《三礼》之首 ,更为世所重 ,成为古文经学的一面旗帜。此后《周礼》学历朝延绵不绝 ,至季清孙诒让作《周礼正义》而集其大成。《周礼》学的兴衰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谈谈文字狱

何谓“文字狱”?《现代汉语词典》中说:“旧的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清人龚自珍曾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诗》)的诗句.文字狱历代多有.据《汉书·杨敞传》载,西汉人杨恽写了《报孙会宗书》,被抄出,以语言不敬、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宣帝下令腰斩,妻子流放,友人(包括孙会宗)罢官.隋炀帝是个心狠手辣的暴君,能写诗作文,但嫉才妒能,对超过他的人必欲杀戳而后快.炀帝曾作《燕歌行》,文人竟相唱和,但著作郎王胄的诗不在其下,遂借故杀之,杀时故意口诵王胄诗中警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说:“今后你还能写这样的佳句吗?”又有司隶大夫薛道衡     

论《乐记》的成书及其材料的时代特征

《乐记》成书于汉初,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编纂。汉代其他几种《乐记》皆源于刘德《乐记》。《乐记》的编纂主要表现在采引“诸子言乐事者”等方面,其材料来源于战国时代的著述,最早可溯至战国初期,最晚截止战国末期。     

论《公孙龙子》

公孙龙是战国时期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约生于公元前325年(周显王44年)——315年(周慎靓王 6年)之间,死于公元前250年(周惠公6年)左右。赵国人,曾一度做过平原君的门客。 他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有十四篇,杨雄《法言》称“龙诡辞数万”,但现在存世的《公孙龙子》一书,除《迹府》为后人辑录他书中有关公孙龙事迹而成篇之外,其余五     

王叔文二三事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王叔文的政治改革》,现在还有几个问题想写在这里作为补充。一王叔文的家世王叔文的事迹,见于韩愈《顺宗实录》、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但这几部书对他的家世却无一语道及。只有《柳宗元文集》中的《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卷十三),是探索叔文家世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记载的原是王叔文的母亲刘氏的事迹,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几点:     

1993年出版的三部拙著简介——兼及注释学的产生和完成

一、《周易卦辞详解》,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以晋字1993年重点图书出版。这部书初写于1930年,原名《周易卦辞会释》。1992年重新整理,归入我创建的“注释学”范围,改名《详解》。这稿子在40年代,曾在《新东方》上发表,编辑王森然同志,曾加按语云:“自卦辞产生以来,在词句上能解得如此清楚明白者,此为第一书,堪称千古一书。”     

从河间到中央:董仲舒与景武之世儒学演构

董仲舒少受齐学影响,壮游河间,以五行对河间献王。后入朝为博士,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建元年间上《天人三策》。作为太中大夫,一名高级郎官,顾问应对、参与机枢,为汉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文教措施,构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他的学术活动见证和推动了景武之世儒学从河间天礼之学向中央天人之学的演构。     

试论《乐记》及两汉音乐理论的历史地位

(一) 我国古代的音乐理论,不仅产生的时代绵邈久远,而且其内容也极为丰富可观。先秦人的遗著,如“五经”、“诸子”中,差不多所有重要典籍,都或多或少地论述到音乐问题。到了两汉时代,我国的音乐理论又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和价值的要算西汉武帝年间河间献王与毛生合作撰写而成的《乐记》一文。这篇文章,为适应汉代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形势的需要,用儒     

西施出诸暨部分史料

1.《越绝书》:“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引自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见《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2.《会稽记》(南北朝宋·孔灵符):“县东北六十里,有土城山。勾践索美女以     

被面与哈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帛礼”认同与民俗实践

“被面”与“哈达”是我国民俗生活中常见的礼仪用品，蕴含着我国早期的桑蚕信仰与丝帛礼制，由此衍生的“献帛之礼”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文化逻辑。从“搭被面”和“献哈达”这两种常见的献帛民俗入手，分析早期丝帛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俗认同与民俗传承，可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中，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符号之一的丝帛，承载着价值认同、文化互惠及关系调适等功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礼制延承的符号载体。     

说“寤寐思服”

《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服”,《毛传》释“思”,《郑笺》释“事”。后世多从《毛传》而无异议。但释“服”为“思”,先秦典籍中无旁证。王力先生说:“解释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在春秋时代(乃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见王力为向焘《诗经词典》写的序文)这话说得极是,释“服”为“思”就属于这种情况。     

读静安诗文随札

读王静安(国维)先生诗文著述,偶有一得,辄便记之,漫无诠次,因名之为“随札”。《咏史》二十首写于何时静安先生《咏史》二十首写于何时?我在《王国维诗学著述系年》中,将此诗系于1897年左右。读周一平著《王国维著述年表》。(按,一平兄参加《王国维全集》编纂工作多年。此书10万字,材料宏富,考订细密。承一平在此书出版前,慨允借阅稿本,我乃得先睹为快)一平将《咏史》二十首系于1900年(庚子)4月(农历三月),并云: 手稿藏上海图书馆,见《高啸桐友朋手札》。诗跋云:“庚子三月,以事留滞武林。病风苦咳,不能读书,辄拈笔咏古,得二十绝     

《汉书人名索引》纠谬三则

(一) 《索引》(指《汉书人名索引》,下同)第156页,“解光”名下有51/2368一条,显误。查《汉书》卷51《路温舒传》中,有《元凤中,廷尉光以治诏狱,请温舒署奏曹掾》一句;廷尉光谓谁?《索引》承袭张晏旧注,认定是“解光”。然考史书,此说有错。《汉书·百官公卿表》言,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钜鹿太守淮阳朱寿少乐为廷尉,坐侍中邢元下     

注译两臻美 古籍焕新辉——读《后汉书今注今译》

最近 ,读到岳麓书社出版的 ,章惠康、易孟醇主编的《后汉书今注今译》一书 ,不禁怦然心动 ,油然而喜。喜的是这部名列“前四史”的历史名著 ,终于得到新的整理并注译出版。对于范晔《后汉书》的史学成就 ,清代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中论述得颇为精辟 :“今读其书 ,贵德义 ,抑势利 ,进处士 ,黜奸雄 ,论儒学则深美康成 (郑玄 ) ,褒党锢则推崇李 (膺 )、杜 (密 ) ,宰相多无述 ,而特表逸民 ,公卿不见采 ,而惟尊独行 ,立言若是 ,其人可知。”今人柴德赓在其《史籍举要》中 ,把范晔的《后汉书》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相提并论 ,说“二人同时 ,…     

鲁迅致许广平书信中未发表的文字选注

[说明]这里所说的“鲁迅致许广平书信中未发展的文字”,指的是《两地书》中鲁迅致许广平书信的原信中的许多未予发表的文字。《两地书》是根据另一种誊写稿(1932年写)排印的,这种誊写稿与原信中的文字多所不同——原信中有许多文字未录入《两地书》中,鲁迅在《两地书》中对原信作了大量的修改和添加。研究未录入《两地书》中的这许多文字,对我们研究鲁迅写这些信时(1925——1929年)的思想,了解     

汉代信仰风俗与班固及其《汉书》

汉代社会是一个“鬼神术教之世界”,其信仰风俗深刻影响到了班固的思想观念和《汉书》的写人叙事。这种影响突出表现为:书中时人物音容仪貌的描写往往带有神秘色彩,兼有暗示其人品性、未来的作用;其叙事过程中则多用带有俗信仰意味的预兆、预言来暗示、照应人物命运和事件结局,从而使《汉书》写人叙事别具特色。     

关于柳宗元与王叔文结识的时间

司马光根据柳宗元、刘禹锡调入朝廷的时间,把王叔文集团的结成,定在贞元十九年,但未说明其成员自何时结识,而据柳宗元的一封信中提供的材料,可知柳、王二人结识的时间。“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在柳州贬所给左拾遗萧俛写了一封信,提到自己“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柳宗元集》卷三十《与萧翰林俛书》)罪人系指王叔文。写此信时,柳宗元年“已三十七矣”。其又言“永贞革新”“时年三十三”。那么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