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

近六年来,近代慈善史研究发展趋势良好:慈善组织研究进一步深入;慈善人物、思想的研究更加细化,慈善法制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区域慈善史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义赈研究持续深入,灾荒与救济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然而,内容上的同质化、话语建构比较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研究方法比较简单陈旧、研究思路和框架重复等问题依然存在。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史料、夯实研究基础,创新研究理论、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密切关注研究热点。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中西新旧”问题——关于历史语境和现实关怀交错互动的思考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史学研究范式和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影响,其评价标准出现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当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返回历史语境之中,探求时人的思想言说,可以发现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新旧中西"等问题的原初涵义及其对现实评价所产生的影响,以此揭示出研究过程中历史语境与现实关怀的互动的现象。     

50年来义和团研究述评

建国以后义和团研究在很长时间里主要围绕着运动的性质及作用、是否反封建、是否构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这类问题而展开讨论。近20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学术话语的转移,一些更具有学术性的课题,如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社会背景等内容,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范围扩大到华北游民、民间结社、教民心态、乡村社会、社区精英、基层控制等领域。与此同时,实地调查资料、文献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发掘,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运用,不仅澄清了诸多重大史实,理清了事件脉络,而且开阔了研究视野,充实了分析方法。上述进展,为深化义和团研究构筑了新的平台。     

清代城市管理法律研究述评

学术界关于清代城市管理法律的相关研究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涵盖城市史、法制史以及其他相关领域。其总体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存在明显不足:清代城市管理应当包括国家法律和民间法律两个部分,但在城市史的研究中没有涉及民间法的研究;在法律史的研究中,虽然对国家法律和民间法都进行了研究,但并非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着眼,也并未对城市和乡村进行区分。而城市管理具体层面法律的研究,则主要围绕城市市政建设与管理、城市治安与消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展开。此外,学术界对清代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管理法律进行了一定的个案研究,但大多数是在有关专门史的研究中附带进行城市管理法律的研究,研究尚不深入。总体上说,清代城市管理法领域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亟待加强。     

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

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得到了现代诸多学科发展的推动和新兴的城市史学的影响。当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并形成了城市历史地理和古都研究、城市社会史研究、城市文化史研究、城市经济史研究、比较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史学理论研究等热点专题领域。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城市史学的学科建设、城市史研究视野的拓宽与领域的开拓、城市史的整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等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城市权与城市实践——哈维的城市权理论再探

在当代,城市成为人们生活和生产的主要场所,也成为人们哲学思考的重要对象。在当下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社会形成并迅速发展的时代,城市权问题受到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等多个领域关注。大卫·哈维继承列斐伏尔对城市权实践性的探索,强调城市权与城市社会运动中的街道经验与集体活动、城市化、公共行为等城市实践有密切的联系,是一种来自城市生活和生产中的诉求和需要。这是当代城市哲学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

2011-2012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成果,既有研究空间的拓展、研究内容的扩增,也有诠释理论与分析方法的探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学科的一些最新进展和趋向.一方面,近年出现的一些热门论题仍在延续,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控制、救济保障、教育改革、媒体传播、大众文化、记忆建构、城市史等领域都出现了较多论著,且研究内容日渐精深.同时,2011-2012年度还有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向:其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明显.这虽有助于丰富对历史的认识,但却在一定程度增强了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倾向.其二,研究领域不均衡.如灾荒救济、教育近代化研究仍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但宗教信仰及女性史领域的研究缺少有分量的著作.其三,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也是一个新趋向.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有的还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开始大幅推进.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研究及其展望

城乡关系变迁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也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海外学者关注晚清时期的城乡关系,强调城市与乡村间的紧密联系;国内学者则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城乡经济上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并强调社会认同方面的城乡疏离.近代城乡关系研究尚待在古代城乡关系、近代城乡转型动因与城乡互动特点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在研究视角与区域的多元化上进一步深入.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     

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

清代团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控制组织 ,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 ,国外学者多从地方军事化方面予以探讨 ,而国内学者则多从政治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用力较深的内容 ,涉及到团练与地方社会结构、团练与地方基层组织、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等 ,拓宽了研究领域 ,并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运用的趋势。但是 ,清代团练研究也有一些缺陷 ,如整体性研究缺乏 ,微观性研究失衡 ,史料有待于挖掘和整理等。克服上述缺陷 ,并且加大相关理论分析的力度 ,这将成为团练研究走向深化的应有之义。     

我国的慈善资源及其培育

慈善资源不足是我国慈善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发展慈善事业需要对慈善资源进行培育.我国在慈善资源培育方面目前存在公民的慈善意愿不强、慈善资源供给矛盾突出、慈善体制不健全和慈善文化氛围淡薄等问题.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中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我国的慈善资源培育重点在于:加强慈善教育增强社会慈善意愿;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慈善能力;健全慈善体制为慈善组织腾出更多空间;培育慈善文化提升社会慈善氛围.     

关于慈善救助中施救方与受助方的心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存在着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社会差别等问题。同时,由于地域限制、历史等因素,以及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再加上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是很完善,需要救助的动态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还很多。这就促使我国慈善事业有了较快发展,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某些方面还存在很大问题。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暴力慈善"、"诈捐索捐"、"慈善作秀"等事件在网上频频出现,慈善领域陷入尴尬境地,慈善事业无疑需要进一步振作和完善,这就要求全社会特别是施救方与受助方做出共同努力。其中,慈善家讲究行善方式、修正慈善行为,受助群体摆正心态、走出困境、回报社会等问题摆在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价值构建与逻辑表达

慈善是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标志,能够起到传递社会正能量、调节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在助力于探索中国近代慈善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义演可以作为价值构建,勾勒出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观、慈善伦理、慈善表达方式,以及慈善义演的社会功能、动员机制,梳理出中国慈善史的发展脉络和逻辑表达,为当代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时代呼唤更成熟的中国灾荒史学——夏明方教授访谈录

目前,灾荒史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不断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向人们提示着灾荒史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灾荒史研究也向社会奉献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是,生态环境、社会形势的变化,对灾荒史研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从学术发展角度来看,灾荒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应该更加完备,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优化,这一领域里的理论创新,更是一项严峻挑战。     

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927-1937年

对职业化群体的研究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和制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新型社会群体——城市职业中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衍生，而且关系到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动和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     

美国镀金时代的贫困问题与慈善组织会社的“新式慈善”

内战结束后，为应对工业化城市中出现的大规模贫困和社会失序现象，美国的慈善改革者纷纷组建起慈善组织会社。基于对贫困本质及其原因的特殊认识，他们开始重新定义“贫困”并构造“新式慈善”:一方面强调用科学化、系统化和组织化的方法处理旧式慈善在物质救济管理层面存在的低效、浪费和腐败等问题，另一方面强调从个体人格成长的角度帮助穷人提升道德素质和精神水平。这些举措意在通过与其他慈善机构的联合以及对穷人的教育，防止那些蓄意依赖慈善度日的群体继续做社会的寄生虫。改革者用新式慈善消灭城市贫困的举措在整体上被认为是充满矛盾甚至是失败的，但其给后世留下的混合遗产，在客观上成为20世纪美国现代科学公益的先声。     

慈善文化的变迁:从社会控制到社会责任

中国的慈善文化经历了从实现社会控制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演变。传统慈善观认为慈善即扶危济困,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或手段。现代慈善观则认为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责任,慈善的目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现代社会中,慈善文化的培育需要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慈善主体的合作,以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慈善组织演进轨迹与培育路径

对于慈善组织的出现,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中国悠久的慈善文化为本土慈善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也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中国慈善组织经历了从传统的狭隘性到近代转型,从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沉寂到当代的繁荣的曲折发展历程。当今中国的慈善组织在自然灾害、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扶老助残和慈善支持等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要实现中国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宏观制度安排、社会环境改善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革新等方面作出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对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涉及了地方政府治理的各个领域,诸如关于近代乡村治理与保甲制度、县制与县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省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打破了传统的官职研究重在职官演变的历史局限和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史学观念的束缚,将制度变革与历史时代变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形成了本科学的研究特点。但近些年来,无论从研究频次还是研究规模上看,制度史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学者的研究大多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另外,在今后的制度史研究中,如何化"静态研究"为"动态研究",如何让制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也是一项亟待学人探索的课题。     

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路——以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为中心

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格局而成为区域乃至全国商业中心,并显现出与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经济、文化特性,因此倍受海内外城市史研究者的青睐。其中尤以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研究最为典型,其对18—19世纪汉口的商业与社区的研究,在冲击—反应、中国传统城市功能结构以及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等三个方面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传统中国的认知,并提出即使没有近代开埠和西方的冲击,汉口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大胆假设,从而构筑起新的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