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公共理由与正义观念的辩护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都深受康德的实践理性观念影响,试图通过契约程序或理想商谈情境去阐发被康德认为是体现了实践理性本身要求的绝对命令程序,来为理性的公共运用确立一个规范框架.他们在关于正义观念的辩护问题上的著名论争,实质是对于何种程序设置才能合理地反映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观点的分歧.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理想商谈条件下经由公民平等讨论后在相同的公共理由之上形成的共识,才具有道德规范性;罗尔斯认为,在其对正义观念的辩护中,原初代表的“独白式”慎思并不必然会阻碍对不偏不倚道德观点的体现;并且公民基于各自的理由在正义观念上达成重叠共识,是合理多元条件下面向公民的完整统一的实践理性为正义观念作辩护的要求.     

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与实践理性的建筑术

政治建构主义是罗尔斯在后期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为了解决早期所不能解决的公共证成的难题。他的建构模式基本来源于康德,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实现学说的自主和获得客观性。和康德不同的是,罗尔斯选取的建筑基石是实践理性的原则,而非实践理性,另外,他的建构目标是一个自由站立的、扮演公共角色的政治正义观念;建构过程的完成标准是获得反思平衡。罗尔斯的政治建构模型可以解决异议和分歧,具有契约论特色,为多元社会中一种学说的自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公共理性与动机:一种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其论证的成败决定着后期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说服力。罗尔斯的论证的一个薄弱之处在于,他未从动机的角度对公共理性的实践性和可行性做出充分说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应该借助教化的力量,在个体的主观动机集合中增补他所强调的"合理性"要素,以促成一种在规范上和实践上都经得起辩护的公共理性。     

政治自由主义:一个完整的慎议政治的故事

有一种持久的批评认为,罗尔斯所寻求的一直是实质性的正义共识,这导致无论是其原初状态中选择正义原则的方式,还是良序社会中公共理性的约束,都限制了民主政治的活力.但基于对重叠共识理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共识的对象仅仅是作为推理规范的公共理性,而公共理性在原初状态与良序社会两个阶段中都塑造了某种形式的慎议政治.因此,政治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完整的慎议政治理论,而且它把慎议政治的模式扩展到了狭隘的公共领域之外,从而为我们用慎议民主理念解释基本制度结构的生成提供了空间.     

政治正义与契约论证明

正义理论与契约理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均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一理论在近几十年以来迎来了一场复兴,乃至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之一。契约理论的这一复兴首先起源于罗尔斯的著作。他的开创性成果在于将契约理论与政治正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用一种政治建构主义的模式表达出来。罗尔斯认为,只有经过一种建构主义的契约理论的验证,某种正义观念才可能在理性多元的当代社会中树立起来,获得理性且合理的公民的广泛认同。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排,使得罗尔斯的理论与传统的正义理论或者契约理论相比,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康德式”建构主义：基于“程序”和“契约”的解读

“康德式”建构主义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流证成方案，具有形式性、普遍性和中立性等特征。这种证成基于人的实践理性拟定实践推理之程序，以此对历史、文化所给定的事实加以统摄。该证成方案始于罗尔斯，在罗尔斯政治哲学及其后学的阐发中发展出程序主义和契约主义两种解读方案。前者基于实践推理的程序本身为所建构的原则辩护，后者则把对原则的建构还原为对有待克服的实践困境的描述。这两种方案虽然在“康德式”建构主义的证成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本质上则是互为彼此的。程序是实践推理的内在要求，契约则是程序的外在表现。     

从理性到合理性：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之嬗变

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经历了从理性到合理性的演变。这一演变的必然性一方面来自于《正义论》中所构建的社会正义理论内部逻辑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性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之基本诉求。从对理性自主的强调到对公共合理性的辩护,实际上体现了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康德道德哲学立场到黑格尔政治哲学立场的偏移。相对于康德的绝对命令,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与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在事实上更具有理论亲缘性。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哲学视域下城市交通发展的新理念

城市交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障碍了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城市文化繁荣,然而当前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中国城市交通中存在的技术异化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哲学角度出发,提出了当下城市交通发展所需的新理念:关注最少受惠者出行利益,城市交通发展应当是符合每一位城市居民的出行利益,尤其是城市中弱势或困难个人和群体的出行利益,即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坚持程序正义原则,现实生活中大家的关注点已经由实体正义过渡到程序正义,城市交通中任何一项制度和规范的制定、执行必须符合程序正义;坚持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进化理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则处于优先地位,进化理性主义应该占据主要地位;坚持公共理性原则,通过合理的制度供给、合程序的制度运行,达到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相统一的目标。     

论公共决策的正义性

公共决策既是社会公共权威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过程,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的分配过程.公共决策的正义性主要包括决策动机正义、决策程序正义和决策结果正义.依据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完善公共决策的制度基础,提高公共决策的科技含量,强化公共决策的监督机制,是实现公共决策正义性的基本路径.     

重叠共识如何可能?——后期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理念

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条件下 ,人们持有互不相容的综合学说 ,但何以能够共存于一个稳定的社会 ?罗尔斯在解释此类问题时采用了一种脱离真理性的合理性观念 ,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重叠共识观念。后期罗尔斯通过对这些观念以及相关的政治建构主义、公共理性等观念的论述 ,实现了从前期规范性的正义学说向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转变。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在祛魅的时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已无法诉诸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学说,而只能代之为全体公民所认同的公共理性.在通过公共理性来求得法律合法性的过程中,罗尔斯首先界分出具体法律规范与宪法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的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理论的核心.公共理性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证明,一方面为其奠定了一整套实质性正义原则,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程序性的指南.公共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作出证明,而且也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弘扬,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使得法律能够更具可接受性。     

重叠共识、公共理性与合乎情理的政治多元论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着力建构的两大核心概念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在坚守自由主义理论底色的同时,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种"政治的自由主义"。这又招致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走失"与共和主义公民行动性匮乏的质疑。然而由于诸种原因,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的含义是含混的。通过透析罗尔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合乎情理的多元论的适用范围就能扩展至正义的观念。因公共理性与正义观念的多元化,政治的自由主义便呈现出了一幅饱含政治商谈的图景,从而成功地回应了上述批判。     

商业、正义与现代文明——论休谟商业观的现代性意义

“商业”是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核心构成。休谟强调财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确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商业”的繁荣，从而带来公共效用的积累和社会美德的增长。以财产权及其正义规则为内在要求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现代”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从对商业的讨论可以发现，休谟的正义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财产权理论，而是一种正义如何促进公共美德和塑造现代制度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说明，也是一种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多层次辩护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体系。     

罗尔斯正当性与稳定性论证辨析——兼论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

政治稳定性与政治正当性是罗尔斯后期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二者分别与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观念相关。一方面稳定性不同于正当性,稳定性关注政治正义观念如何被持有不同理性学说的人们所接受;后者关注公民政治权力运用的基础。但二者之间又有密切联系,罗尔斯的稳定性是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证明也是公共的正当性证明,公共正当性证明又是政治正当性满足的条件。     

合理抑或合乎情理——论罗尔斯对实践理性的结构性诠释及其困境

罗尔斯将实践理性结构性地区分为实践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合情理性。这一诠释不但为当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推理依据,也为传统契约论引入新的诠释路径。该诠释认为,霍布斯所构造的利益契约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是合理性优先于合情理性的实践推理结构,罗尔斯则通过对霍布斯式实践推理的结构性倒转为两个正义原则重新提供了新的证成依据,但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先行认肯则使其理论陷入循环论证。     

伦理冲突与应然生活：作为政治哲学序曲的《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呈现了城邦法令与习俗礼法、神圣律法之间激烈的伦理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政治正义与习俗正义两种正义观的对抗。但无论是政治的正义观还是习俗的正义观都无法实现对自身真正有效的辩护,在异质性的他者逼问之下,两种正义观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那么善好的生活究竟应当依凭何种正义观才是可能的呢？《安提戈涅》借用悲剧的形式最终把“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人生根本处境问题给抛掷出来。但在藉此可以超越悲剧双方以独立地追问“何谓善好生活？”的当口,索福克勒斯却把伦理冲突的双方最终都重新置于对习俗礼法、神圣律法的信靠之上,从而中止了理性地省察公共生活的可能。《安提戈涅》通过伦理悲剧的冲突把观众领到对善好生活反思的关口之处,虽然最终无力继续领着我们叩关而入,但它却使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对人类善好生活进行理性反思何以必要,因此,可以作为进入政治哲学反思之域的绝佳序曲。     

刑事司法程序正义探微

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的功能在于纠正作为实体法的刑法本身存在的依靠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作为刑事司法程序正义核心的程序公正的内在机制是以起诉、审判、辩护三权互动为背景形成的控辩平等对辩与法官中立的理想格局。刑事司法程序正义实践理性的精髓是寻找一种公正与效率的调和机制。     

规范辩护与动机解释——康德与休谟的分歧及其当代弥合

规范辩护是一种元伦理学分析,它不是应用特殊的道德规范去辩护具体的行为,而是追问道德之所以具有规范性力量的理由或根据。对道德要求的权威进行规范辩护就是要说明规范性的来源,外在主义、内在主义和建构主义代表了规范性来源的三种立场。康德主张理性必然也是实践的,休谟则坚持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和动机怀疑主义。康德回答了道德的客观性问题,休谟则回答了道德的动机有效性问题。在两者基础上提出的欲望-信念的动机解释框架,既可以看做是对康德与休谟的调和,也可以视为解决道德客观性与动机有效性相统一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