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谈理论的内在超越之路

商谈理论是一种回答道德问题的学说.在当代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怀疑论与道德实在论相对峙的僵局中,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程序性的商谈理论,他在吸收娜芬批评的基础上,对商谈理论进行了更加精致化的改造.哈贝马斯试图从认知主义的进路,采用道德建构主义的方式,在实在论与怀疑论之间走出一条重建道德有效性基础之路.这个方案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对道德判断所依据的商谈原则的证明.     

如何拯救正义?——论科恩与建构主义者之争

罗尔斯仿照康德的定言命令程序,设定了原初状态,由原初状态得到基本的正义原则。科恩批评罗尔斯的建构主义不但混淆了事实和规范、正义基本原则与调节规则,还使得正义概念无法界定,正义的理念更无从实现。建构主义者否认科恩的挑战,并给出如下理由:科恩与罗尔斯分别在规范性层面与方法论层面讨论元伦理学;科恩的终极道德原则是一种内在的事实敏感性原则;罗尔斯后期的政治建构主义不需要科恩从中拯救正义概念。从双方的争议中可以看到,无论是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还是科恩所支持的运气均等主义正义原则,都无法摆脱对特定事实的预设,他们的正义理论之所以分道而行,主要是因为在"何种事实对于正义理论是必要的"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从这个角度看,科恩与建构主义者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正义理论的局限性。     

康德政治哲学之于罗尔斯正义论的意义

作为罗尔斯政治建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源,康德的超验理想主义展示了非凡的思想魅力.康德对无知状态的描述虽然简单、粗略,但却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思想描绘了最初的轮廓,他的道德建构主义倾向深刻地影响和启发了罗尔斯,他的普遍意志形式启发了罗尔斯一般性的正义原则.但康德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为一种事后分析,分离出一种先验的道德要素,而不是论证这些要素,这为罗尔斯预留了政治哲学的宽广空间.     

义务·建构·理性--罗尔斯与康德政治伦理观之比较

罗尔斯深受康德的影响,他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关于正义的一个"康德主义的解释".但是,他对来自康德的许多概念、方法和思想进行了限制或新的解释.这导致他的理论既有一副与康德相似的面孔,又有许多内在的差别.他们都主张义务论,但康德主张理性义务论,罗尔斯主张契约义务论;他们都使用建构主义方法,但康德建构的是普遍的道德原则,罗尔斯建构的是政治正义原则;两个人都有"理性"设准,但康德认合理性为一元的,罗尔斯认合理性为多元的.     

现代性问题图景中的康德先验伦理学

从哲学史语境看 ,康德将道德置于绝对先验基础上 ,力图建立伦理学的最高理论理念。尽管这是为道德合理性作论证的一次最卓越的努力 ,但从现代性问题语境看 ,这却是一次失败的努力。康德以后的伦理学越来越远离康德的理想而接近生活现实。这一思想史趋势可从舍勒和麦金太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窥其大端。虽然舍勒和麦金太尔立足于保守主义立场 ,但他们所作的历史分析却又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有某种暗合之处。     

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法律与道德——哈贝马斯的商谈视角

哈贝马斯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论证是在他的商谈原则框架下做出的。虽然哈贝马斯是一位康德主义者,但他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继承是继承了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而非道德优先于法律的道德基础主义。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商谈原则的平行关系而非法律以道德为基础的等级关系。     

正义制度建构中道德因素的作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方案剖析

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主张把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区分开来,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强调道德正义在政治正义中的作用,而罗尔斯对此则根本否认。但是,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是一种具有强道德能力的人在纯粹程序正义中选择的结果,并演化为一种特殊的道德正义。而哈贝马斯的政治正义是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在民主商谈中妥协的结果,但是弱道德能力的人却要引用道德理论来为政治正义辩护。实际上正义的制度不需要道德基础,却需要弱道德能力,它是在一定政治共同体中,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按照民主程序而达成利益妥协的结果。     

共同体与道德——试析麦金太尔对共同体伦理传统的追求

本尼迪克特创立的本笃会使得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伦理传统在罗马帝国末期的社会混乱中得以保留和延续,这让麦金太尔看到了重建道德共同体以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可能与希望.麦金太尔认为,若想摆脱现代西方道德领域存在的混乱与无序状态,只能放弃自由个人主义,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传统.从本尼迪克特那里,麦金太尔看到了危机状况下保留和延续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希望,但对于在当今时代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之可能性这一问题,麦金太尔并非持乐观态度;麦金太尔深知自由主义传统在西方社会之根深蒂固,也深知其理论实现之艰难.但麦金太尔从社群主义角度出发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和批判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麦金太尔的美德转向及其对解决当代道德困境的启示

麦金太尔通过对当代西方道德的诸多争论的考察与批判,从基于现实语境与生活叙事的角度,以实践性与宗教审美性的视点剖析了道德的本质与特性。最终,他将"美德"的考察转向尼采、亚里士多德、托洛茨基与本尼迪克特。麦金太尔指出,道德理论应转向一种共同体的"善的目的"的实践,并以此作为宗教性信仰。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新时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新旧道德规范处于交替状态,麦金太尔的美德理论对构建有利于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道德理论有深刻的启示。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与重建——麦金太尔《道德荒原笔记》解读

麦金太尔在早期重要作品《道德荒原笔记》中通过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人道主义反思,以构建历史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弥补当时英国新左派在批判斯大林主义过程中出现的方法论缺失。他认为,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即道德,前者决定着历史的发展,因而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道德史,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了客观化的道德规则。但是,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德性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充满主观性和随意性,并不足以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可靠路径。     

追寻美德:麦金太尔对当代道德危机的反思

麦金太尔分析了当代西方的道德状况,认为情感主义是当代道德危机的根源所在。情感主义将道德判断视为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因此无所谓真与假,也没有任何合理性的方法来保证道德评判上的一致性,所以道德论争的无序状态是合理的。情感主义的泛滥正是启蒙筹划失败的产物,而正是因为后者拒绝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传统,失落了认识到自身真实目的后可能所是的人这一伦理学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才导致了自身的失败。所以面对时代的道德危机,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回到前现代,构建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传统。     

回到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的解读与启示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深刻的道德危机和道德理论的危机。因此,他在《德性之后》中提出了他的德性论。他认为当代的道德危机就在于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三百多年间,人们抛弃了具有两千多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而走出西方伦理困境的出路就在于回到亚里士多德。就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伦理思潮,如后现代主义、价值中立、普世伦理、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等而言,麦金太尔的德性论研究无疑为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和反思。     

反思平衡与道德哲学的方法

道德原则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但是对于道德哲学来说,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论证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把罗尔斯的反思平衡当作一种道德哲学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来论证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关于证明道德原则的普遍性,我们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称为事实的普遍化,另外一种可以称为在永恒的方式下思考。反思平衡表达了我们在永恒的方式下所进行的思考,而它在证明道德的普遍性方面比事实的普遍化更为合理。关于证明道德原则的客观性,反思平衡体现了一种契约主义,而契约主义比其他的观念(如道德实在论或脉络主义)更为合适。在契约主义看来,如果一种道德原则得到了所有道德主体的一致赞成,那么它就具有了客观性。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问题上的建构主义

文学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以批判学科知识生产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而出场,主张文学的本质是建构出来的,不存在非历史的、永恒的本质,并提出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的历史性和地方性语境.通过对当前论争中建构主义的立场问题、本质主义和权力干预的关系问题以及建构主义的知识生产问题的考察,笔者认为建构主义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上的意义在于,为反本质主义的语境化提供了便利,从知识社会学视角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以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为核心内容,映现着哈贝马斯在伦理学探究中的反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精神以及对互主体性原则的坚持。通过赛博社群成员之间的商谈建构赛博空间商谈伦理,需要理想的商谈环境和伦理商谈机制。赛博空间商谈伦理建构的难点和落脚点在于赛博空间道德主体的建构。     

论罗尔斯自由的优先性

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观念,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正义观,即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平等自由权,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去追求幸福、尊严和福利,每个人都享有基本的自由权利。罗尔斯认为正义就是在社会中建立一种最基本的自由体系,而社会自由体系的构建首先要解决自由的优先性问题。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对自由优先性三个方面的辩护论证,即自尊论、良心平等自由论和利益层次论,不过罗尔斯的三层论证并没有赋予基本自由以词典式优先。康德式自律观念的利益层次论重建,为正义原则提供了一种建构主义的解释。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对正义原则进一步展开论证,政治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明显已经受到黑格尔影响而逐渐偏离了康德,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不容置疑的是,罗尔斯的现代自由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完全超越了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为民主立宪社会稳定提供一定合理解释的理论。     

道德普遍性的先验论证与经验确证——哈贝马斯的一个独特视角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采纳了一种明显的道德发展进步观念,这一观念直接取自认知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图式.同时,哈贝马斯用自己的交往资质的发展概念来批判改铸科尔伯格的理论,从经验角度证明了其承继于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如此,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之间便建立起一致性,从而既坚持了道德普遍主义,又避免了形式化的以知识为表征的道德判断流于虚无境地.     

科恩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批判与超越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原则,科恩认为这些原则是为不平等辩护。科恩首先针对激励论证与道德任意性主张对差别原则展开了批判;科恩进一步指出罗尔斯建构主义式的理论进路使得正义原则只可作为社会调节规则应用,并且其中的正义屈服于其他因素,这导致了罗尔斯正义原则的不充分性。基于对罗尔斯的批判,科恩提出了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并用共享原则消弭其中的不足,建立起具有平等性与充分性的理论,完成了对于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超越。     

罗尔斯的假设契约论是否是一种康德式的学说?

罗尔斯的假设契约论的核心观念是正当的优先性。罗尔斯声称正当的优先性这个观念来自于康德的伦理学。而本文则试图根据罗尔斯在《道德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康德哲学的讲稿说明罗尔斯对康德伦理学的解读是不恰当的,因为他认为直言命令必须将经验因素纳入考虑。基于这种解读,罗尔斯主张正当既应约束善又应与善互补。《正义论》第三部分试图通过提出一种更大的整全性计划来论证正当对善的约束性,但是却牺牲了正当与善的互补性。本文认为,在正当的优先性这个观念中其实同时包含着康德主义与非康德主义的因素。     

超越正义与权利——评美国新自由主义

自70年代以来,美国哲学场景中最突出的事件就是政治哲学的崛起。一大批思想背景不同且观点各异的政治哲学家脱颖而出,从颇为正统的德沃金(R. Dworkin)到反抗传统的桑德尔(Michael Sandel),从崇尚古希腊的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到禀承黑格尔主义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然而位于场景中央并成为西方政治哲学主流的则是以罗尔斯(John Rawls)和诺奇克(Robert Nozick)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