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律与中国近代民刑事法典法的编纂

清末维律活动与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末修律的直接诱因和催化剂。清末修律是在政府推进下的自上而下的法律的全方位改革，受到西方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很大，清末修律过程中东西方法精神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始终进行着，其经验和教训是我们法制建设的宝贵财富。     

清末修律原因新探

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放眼望世界 ,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 ,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经济及观念上的变化促成了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 ,特别是法律制度的青睐 ,构成了清末修律的重要原因。同时 ,废除领事裁判权 ,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不法特权也是清末修律的直接原因。     

清末修律原因及其意义探究

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直接面临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法律文化也毫无例外地受到强烈冲击。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接受与中国法律传统完全异质的西方法治观念和法律体系。因此,对清末修律的历史进行理智而冷静的分析,全面反思清末修律发生的原因,正确评价其立法成就和历史意义,对中国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20世纪初,清未修律运动引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大论战——礼法之争,对晚清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分别阐述了礼法之争的背景、过程与性质,揭示了礼法之争是在法制近代化历程中的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改革之争,最后阐明了其对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中处理本土与外来文化关系问题的重大借鉴意义.     

清末修律之动因与意义分析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法律变革。此次变革最直接、最深刻的动力不是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是来自政治、外交、文化的冲击。此次修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不仅在法律制度上,而且在法理念上对传统法都有所突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清末修律对国民人权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影响

清末修律在中国近代人权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人权进入法制领域的开端,对后世中国人权与法制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清末修律不仅从社会舆论和实践上促进了近代国民人权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而且还对当时及后世中国国民的法制观念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由于清末修律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其对近代国民人权意识增强和法制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只是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对此也要有客观的认识.     

清末修律的评价及其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末修律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依法治国必须与更新传统法律观念和树立现代法治意识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正确把握学习和继受西方法律;依法治国必须吸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的精华,实事求是地推进法治建设。     

论清末修律的原因、价值及其局限性

尽管清末修律以逆行倒施的方式进行,但学术界认为,它是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是传统法制向现代化法制过渡的转折点.客观和历史的评析清末修律的成因和价值,对中国当前依法治国、宪政建设的实践有重要启示.     

沈家本的人格平等观及其在清末修律中的尴尬

沈家本是清朝廷中少有的具有一定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法律理念的法学家,他强调尊重人格,主张平等,并以此为原则对清朝的法律实行改造。这种具有近现代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理念,在清末修律中遭到了以劳乃宣为首的保守派的疯狂攻击,使其在修律中遭遇了理念和实践的双重尴尬。     

马耳他刑事法典之解读与反思

由其独特的历史背号所决定，历经百余年沧桑的马耳他刑事法典兼具成文法之体例与判例法之精神，并集多种法律理念之熏陶，成为体系完整、罪刑设置规范周密的规范体系。泛犯罪化的刑事政策所罗致的严密刑事法网与极具关怀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正在发展中的我国刑法典而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启示意义。     

教育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与合宪性进路

“法典化”时代,编纂教育法典对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教育法典的编纂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依宪立法,同我国宪法条文所体现出的教育强国的国家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国家任务、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及义务等规范内涵相契合。在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宜将教育法典定位为领域法以及基本法律。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契合宪法精神,有必要对教育法典编纂过程进行合宪性控制。在法典编纂准备期,需要对已有教育法律规范体系进行梳理与整合,促动相关条款依宪入典;在教育法典草案形成阶段,有必要通过在文本中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进行合宪性宣示,并经由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草案审议过程中对相关问题作出合宪性确认。     

论清末修律中法理派的近代化情理观及其实践

清末修律中的法理派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情理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并使其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丰富内涵。法理派的近代化情理观是其融会贯通中西法理精神的理论基础。法理派在主持、参与清末修律的过程中使其近代化情理观得到了具体实践,从而促进了对部分基本人权法律保护的初步实现,有利于中国传统法律从顺因情理到保护人权的近代化转型。     

中国古代重刑轻民问题简论

通过对同一历史时期东西方所处地理位置、政治统治、经济特点、文化传统习惯之比较,认为：中国古代以农为主,重农抑商,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商品经济落后,是民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加之统治者在立法上重刑轻民,文化上独尊儒术,压抑了民众的民事权利,在法律适用上,封建的家族家规同国法并行,在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起到了替代民法的作用。     

《拿破仑法典》与近代欧洲一体化进程

《拿破仑法典》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巩固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改革 ,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统一和完善了欧洲法典特别是民法典 ;成为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法典的蓝本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刑事责任的 规定方式与内容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在我国已经跨越了学术倡议阶段而提升成为国家任务。刑事责任的设置是《生态环境法典》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涉及刑事责任的规定方式与具体内容。就规定方式而言,《生态环境法典》仍应沿袭传统的法律责任规定模式,在责任编中设置刑法的引致条款。在具体内容上,应在维持统一刑法典模式的前提下,在环境犯罪的体系化与罪状明晰化上做出突破性努力,并可以引入环境修复措施作为一种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以弥补目前刑事责任在修复被害方面的短板。     

试论《成吉思汗法典》的刑法规定及其意义

《成吉思汗法典》是蒙古第一部成文法,成书于13世纪,距今近800年,是13世纪大蒙古国调整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规范,其影响深刻,部分习惯法的内容沿用至今。本文在大蒙古国最早法典的产生背景基础上,重点梳理其中的刑事法律制度,分析这些刑法规定的特点及意义,旨在说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刑法中的某些规定还是非常合理且具有前瞻性的。     

综论近代日本的法典论战与家族制度

古代日本法主要受中国的影响，采取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方式。明治维新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法律体系与法律观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改革旧的法律制度，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成为实现近代化的当务之急，同时，与欧美列强的交往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民族愿望。亦需健全近代法制。     

理念趋同、法益契合与规范衔接:环境法典与刑法典的协调适用

风险社会中环境污染风险日益严峻,环境法需要在既有规范文件的基础上进行适度法典化整合,同时也需要刑法典进行保障和配合。环境法典和刑法典在配合适用上陷入困境,是因为两者在立法理念、保护法益上存在差别,并演化成规范衔接上的龃龉。当下刑法典遵从积极刑法观的价值指引,本质上和环境法典适用范围扩张的现实需求相吻合,所以在趋同的扩张理念下以积极立法来共同应对环境污染威胁并进行前置性预防。在保护法益层面,环境法典围绕生态法益展开,而刑法典基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两者在生态法益上取得共识,并基于生态法益强化法律解释层面的联系。伴随环境法典的体系化发展,环境犯罪作为法定犯,应该强化行政从属性特征,将犯罪构成和量刑要素转移到环境法典中,采用行政刑法的模式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人本性,并利用系统化的环境法典提供实质出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