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论汉代司法中的经义决狱

经义决狱,又称<春秋>决狱,兴起于西汉,系汉代流行的一种司法审判模式.汉代经学的发达,使汉人将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视为司法"宪章",由此导致了经义决狱的大流行.对经义决狱历来不乏褒扬者和批判者.研判汉代经义决狱案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许多案例贯彻了儒家的慎罚和平恕精神,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一些断案者对儒家经义的援引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经义决狱执行上的分歧滞涩和处境上的尴尬的成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儒家经典乃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产物,并不具备法典所应有的周延逻辑和体系性,由此发生理论的碰撞和实践的窘境就在所难免;第二,对儒家经典的多元解读赋予司法裁判者以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让冰冷的司法和执法活动变得温情脉脉,但同时也不免为一些人所利用,使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大打折扣.经义决狱发展到后来,往往不尽限于刑事案件,亦扩及于对民事生活的干预当中.以经义指导司法实践一方面弥缝了机械执法可能带来的司法不公和非人道问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司法擅断和以经乱法等一系列流弊.     

"春秋决狱"新探

“春秋决狱”所决的都是政治、司法中的疑难案件 ,应称为“引经决疑”才更准确 ;“春秋决狱”在汉武帝以前即已存在 ,汉武帝时开始盛行 ,但仅是政治、司法惯例 ,至魏晋南北朝时才形成法律制度 ;“春秋决狱”至唐朝基本结束 ,其余绪则延至南宋 ;“春秋决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应当予以肯定。     

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及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有很多法律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与儒家有很大关系,让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走着儒家化的道路。董仲舒作为儒家的重要人物,其司法判决思想在中国古代司法思想中起着发端的作用,他提出了"春秋决狱"思想,主张以心治罪,让儒家思想有指导现实司法实践的效力。"春秋决狱"让儒家教义高于了法律条文,让儒家思想成了法律的源头,开启了法律儒家化,让中国古代司法实践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思想管制维护政权稳定。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司法建设仍有一定的启示,能推动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需要深度挖掘"春秋决狱"的时代意义,坚持程序正义,秉持司法公正,继承古代优秀的治理思想,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贵和求和的司法文化——以“《春秋》决狱”为例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不仅开创了法律儒家化进程,而且实现了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迈出了儒家"和"的司法文化曲折历史的第一步.通过"<春秋>决狱"遗存下来的四个案例的分折,展示儒家"和"的司法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     

"春秋决狱"的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的主导下,在"权"与"情"的双重作用下,"春秋决狱"尽管没有直接造就完备的法制,却开创了礼法融合的先河,为完善独特文化底蕴下的中华法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春秋决狱》佚文评析

深入分析《春秋决狱》六篇佚文,可见以经决狱之一斑。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针对特殊案件而实行,强调主客观条件,创造了若干司法准则,影响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走向,促进了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春秋》决狱在推进法制文明进程的同时,亦存在一些弊端。     

春秋诀狱与法律思想

春秋诀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对中华法系的法律思想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从西汉时期法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春秋诀狱的提出过程的具体分析，指出春秋诀狱实际上就是统治者治国思想的巨大转变在法律思想上的具体体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治的完善和社会制度的巩固，但却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论《春秋》决狱与汉代礼法并用

《春秋》决狱这一汉代出现的特殊审判方式,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司法审判制度发展史上虽是转瞬即逝的现象,但其在审判活动中立足于儒家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法理解释、以及作为儒法结合的标志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后世发展方向、特点有着深远的意义。     

论中国判例法的历史传统

判例法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判例法传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变迁,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它是由制定法的超稳定性、儒家思想法律化和判例法本身固有的优点几方面原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和英美法系不同,中国的判例法从属于制定法,并通过国家立法机关认定的方式,实现向制定法的转变。     

论柏拉图《法律》中"法治范式"的意蕴

详尽地阐述了柏拉图在《法律》中的“法治范式”内涵。文章认为,柏拉图是在法治伦理之基础上构造出法律统治至上的“法治范式”,即这种“法治范式”是在以节制伦理为核心的公正、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中生成的。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试图重建古希腊城邦的和谐的根本目标。     

普通法传统与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

违宪审查制度在美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出现,是由美国的法律传统决定的。美国作为普通法国家接受自然法学说,而按照自然法高于人定法的判断,依据宪法审查人定法不过是对自然法与人定法关系原理的扩大使用。普通法法律至上学说的自然延伸是宪法至上,其间接的结果就是以司法权审查违宪的立法。在美国宪法缔造者们的笔下,权力制衡的政治原则早就推演出司法机关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的结论,马歇尔的创造不过是对制宪者们的逻辑结论的实践。普通法传统赋予法官的特殊地位,也使法官有条件创立新的制度。而以普通法的传统为构成要素的美国民族精神,则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创立提供了文化基础。     

论柏拉图《法律篇》中"法治范式"的当代启思

“法治”是柏拉图《法律篇》中所倡导的“混合政治”的核心内涵,是一种将君主制的君主原则与民主制的民主原则相融合的新型的“法治范式”。文章在剖析柏拉图“法治”思想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柏拉图法治思维对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思维启发价值。     

论实现“依法治市”的若干问题

依法治市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中间环节,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实行依法治市的经济前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依法治市的前提条件;健全的执法监督机制是实现依法治市的关键环节;自觉的遵纪守法意识是实现依法治市的社会基础。只有作好这几个方面,依法治市才会落到实处     

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的研究

中国历来重视最高法院的信访工作,但是信访实践与形式理性化的司法技术间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由于其存在具有深刻的政法传统背景,故在可预见的将来取消最高法院的信访制度是不现实的.不过伴随中国政法传统的变迁,作为政治参与形式、纠纷解决机制的最高法院信访制度,将会逐步纳入到现代司法的运行机制中去.     

试论儒家道德教育的继承与借鉴

儒家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道德文化的精华,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特别是儒家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把它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对学校的道德教育具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法治"表层化"原因探析

法治的"表层化"是指我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中,对法治形式和法治内容理解的脱节,所呈现出来的是对法治理解的表面化、肤浅化和形式化,尤其是对法治精神理解的空洞化.法治的实现是一个融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及法律文化的总体性进程.本文从我国经济、政治和法律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法治"表层化"的原因,提出了克服法治"表层化"的具体路径.     

论西方法治传统在中世纪的渊源

传统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种延续性意识与信仰。西方法治主义传统可以溯及古希腊罗马,是中世纪独特历史经验的产物。日耳曼人的法哲学是这一传统的新起点,而多元化的政治与法律格局则直接导致法律至上、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等观念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