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

邵荃麟同志主张我們的文艺要大写“中間人物”(其实是落后人物),用来排挤英雄人物在社会主义文学上的主人公地位,已經是很荒謬的了;他更提出:在写“中間人物”时,“可以只提出問題,不解决問題,可以不表示鮮明的态度”。也就是說,写     

闻一多的爱国诗与韩国文化

闻一多的爱国诗，都写于本世纪20年代，有些写于留学美国期间，有的则写于“五卅”运动中。早在“五四”运动时，闻一多就是这一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他在赴美留学期间，在那儿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过不少美国白人歧视和欺压中国人的现象，这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1925年5月回国以后，在祖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激励下，他写了许多爱国诗，参加现实的斗争。他在发表这些诗时还专门申明：“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发表它们“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这是…     

三百年傅山评价变迁

傅山活着时,誉之者说他是“义士仁人”(明名士马士奇曾写《山右二义士传》以歌颂傅山),说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炎武评语)。诋毁者斥责他“学问粗浅驳杂”(清·李光地语),说他:“发口鄙秽”,“求古而适得风沙气”(清·何埠语)。     

关于文艺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讨论简介

当前,许多文学艺术刊物开展了文艺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于后: (一)关于创作题材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文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创作题材是广阔的。文艺家要把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放在首位,但是建国三十年要写,“五·四”以来的六十年也应该写,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以至古代两三千年也可以写,题材不应有禁区。我们应当力求创作题材多样化。凡是对人民有利的题材都可以写,凡是能满足人民正当精神生活需要的文艺作品都是为“四化”服务的。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和多样题材为‘四化’服务。既要提倡直接反映‘四化’的作品,也要欢迎作家间接反映‘四化’的作品;既要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努力熟悉新的时代,新的群众,也要鼓励他们写自己熟悉的有意义的生活;既可以写现代,也可以写近代和古代。     

幻想·破灭·求生——论《伤逝》的时代意义和子君的悲剧形象

在写完《孤独者》的第四天,鲁迅又完成了他《彷徨》中的另一篇描写知识分子的杰作《伤逝》。同写《孤独者》一样,作者没有说明这篇作品是从何时写起的,只注有“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但据说这篇小说是作者用     

生活·原型·典型——学习鲁迅关于典型化的理论与实践札记

所写事迹,大抵有见过、听到过的缘由进行艺术典型化创造,离不开丰富的生活积累。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植根于深厚的社会生活土壤,这是一切唯物主义典型化理论的最根本的出发点。早在三十年代,我国就曾经有一些人鼓吹什么文艺创作可以“凭空创造”的谬论。在他们看来,作家刻划笔下的人物,塑造一定的艺术典型,不仅不需要熟悉与了解社会生活中各种人和事,不仅不需要掌握任何生活原型作为典型化创造的依据,而且,由于“作者案照他在社会有存在之可能,凭空造出”之后,竟能教“社     

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论关于“经验”的谬论

什么是经验?实用主义者杜威在他的《经验与自然》一书中(第一版,第1页)曾说过,“经验”是一个含混不明的词。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经验”这一词并不含混不明。人们的经验是在跟自然作斗争与社会斗争中,是在改造不依赖人们而存在着的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经验的基础是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世     

再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答郎毅怀同志对“商赋人权论”的批评

(1)《求是》1992年第1期刊登郎毅怀同志所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权实践与国际人权斗争》(以下简称“郎文),批判西方某些国家的“人权外交”伎俩,论述社会主义与“尊重人权”统一,是对的。但它在人权理论上错误不少,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很不熟悉的缺陷,且由此对笔者所捉“商赋人权论”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批评。由于分歧涉及唯物史观与人权的关系,这迫使笔者回答批评,再次论说我国人权理论研究宣传者首先应当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一个不该遗忘的近代“奇人”——《沈毓桂个案研究·序》

我交遁叟往还频,赘翁文章共绝伦;欲为中西通学术,苍茫瀛海两奇人。这首七绝诗句,是盛宣怀父亲盛康所写。“遯叟”是王韬,“赘翁”就是本书传主沈毓桂。盛康是著名的经世致用者,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是一位对洋务事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支持和关心者。他把王韬和沈毓桂并列为“中西通学术”的上海滩上的两个“奇人”,绝非偶然,他是对王、沈二人在西学东渐中起了颇大作用的深刻知情者。然而,王韬在这方面的声誉,有若如雷贯耳,而沈毓桂却颇有些     

鲁迅论列夫·托尔斯泰

一魯迅活着的时候,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曾以托尔斯太为招牌,来攻击魯迅,誣蔑魯迅。他們譏諷的說魯迅是“杂文家”,托尔斯泰才是伟大的作家,因为他沒有“駡人文选”。他們都以魔鬼的伪善劝魯迅学学托尔斯泰,去創作“战爭与和平”那样伟大的作品,他們說杂文既非詩歌、小說,又非戏剧,不能列入文艺之林。作者写杂文,就是堕落的表現,实际上却是害怕魯迅的匕首投枪似的杂文,投进他們的心脏,揭露他們的兽形。針对这种卑鄙的企图,魯迅指出托尔斯泰也写过“駡人文选”,他在欧战时期,就写过駡沙皇的信(注),所以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同时,魯迅始終認为     

“九·一八”事变前后部分日共党员“转向”的原因初探

日本统治阶级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后,加强了对国内反战运动的镇压.日本共产党员特别是那些被捕入狱的日共党员,面临着坚持还是放弃原来的反战立场和斗争的严重抉择.结果,除部分优秀的共产党员外,不少人纷纷放弃了原来的信仰和立场,或集体“转向”,①或个人变节.据当时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统计,在1933年6月日共中央委员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宣布“转向”后的月余内,被捕但尚未判刑的1370名党员中,有415人声明“转向”(占30%);被判刑的393名党员中,有133人声明“转向”(占34%)自从1933年到1936年的三年中,被判刑的438名党员中,有324人宣布“转向”(占74%).只有114名共产党员坚持原来的反战立场和斗争(仅占26%).②在宣布“转向”的党员中虽然有个别象九津见房子那样的“伪装转向者”(即假转向者),但绝大多数属于“事实转向者”(即真转向者).他们不仅放弃了原来的反战立场和斗争,有的甚至转而走到统治阶级一边,协助、支持政府进行侵略战争.     

《商君书·更法》注译

更法就是变法。这篇文章以对话的形式,生动地记录了秦国变法前夕,商鞅同甘龙、杜挚在要不要变法的问题上进行的一次大论战。这次论战实质上是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一次政治斗争。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严厉批驳了甘龙、杜挚“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复古倒退思想。商鞅根据历史的事实,指出“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主张。这场论战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揭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有的地方暴露出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     

论王守仁的心物二重化世界观

<正> 对王守仁哲学的评价至今争讼不已。贬之者认为,它“把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唯我论”,“他的‘理论’具有健全常识的人是难于接受的”。褒之者认为,它“从唯我论走上了泛神论”,“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用人文主义反对僧侣主义的斗争创设了理论前提”。“高扬了主体性原则”,“蕴含了当代哲学主题”。这些论点是可以商榷的。1 王守仁哲学方法论“主一”,“一”,是“完完全全”的、无限的本原,是“与物无对”(《传习录》下)的、绝对的本体。“多”,是派生物、现象、功能、部分、特殊性。一派生多的过程,是“一分为二”(《传习录》中)和“理一分殊”“一     

进步思想家陈确评述

陈确,浙江海宁人。生于明万历32年(1604年),卒于清康熙16年(1677年)。初名道永,字非玄。又名筮永,字原季。清顺治4年(1647年)“国变”后更名确,字乾初。陈确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一个高峰。在民族矛盾斗争中,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陈确把明王朝同清王朝的矛盾和斗争,看作是民族矛盾和斗争,他是站在民族自卫立场来看问题的。他和当时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一样,在社会大动荡时代极力探讨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根源。他探讨的结果,认为有三大弊端,把“中国”搞贫弱了。一是宋明理学的传播,造成“学失教衰,无人不昧其本心,无人不丧其本心,而犹覆之以义理之言,玄之以性命之旨,若可跨孔孟而之上。言以近佛者为精,书以非圣者为经,晦蒙蔽塞,积五六百年,     

“四人帮”的“斗争哲学”究竟是什么?

如果人们翻阅一下“四害”横行时“四人帮”操纵的一些报刊以及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批示,一定会发现,出现最多的词句之一就是“斗争”。什么大学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什么“斗争就是政策”、什么“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强调斗争并没有什么错。马克思主义最重视斗争。但是“斗争”这个词,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问题在于,究竟为什     

必然·当然·突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

剥削阶级在我国(除台湾外)已被消灭或不再存在,“阶级斗争为纲”也不再提了,许多人认为这是盼望已久、理所当然的结论。但有些同志感到“突然”,甚而大吃一惊。觉“当然”者,自有其道理;感“突然”者,也并非无缘无故。     

胡祗遹诗文中的元初戏曲史料

胡祗遹是武安(今河北武安县)人,生于金亡前八年,卒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六十七岁。从事“伊洛之学”,喜爱新兴的诸宫调和杂剧。钟嗣成《录鬼薄》把他列入“有乐章传于世”的“前辈名公才人”中,但文学史家对他很少论及。原因是封建文人轻视民间文学,从而轻视关心戏曲的作者,以致他的遗著不为人所注意。如清朝乾隆年间编篡《四库全书》时,撰写《四库全书提要》的“馆臣”们,在胡祗遹《紫山大全集》的“提要”中批评胡祗遹不该写那些有关戏曲的文章。他们说:“以阐明道学之人,(?)媟狎(?)之语,其为白璧之瑕,有不止萧统之讥陶潛者。”因之,《紫山大全集》不受重视,很少流传。其实,胡祗遹不轻视戏曲演员,正是他的进步之处。从《永乐大典》辑録出来的《紫山大全集》中,所保留有关元初戏曲的诗文,是元代戏曲的最早史料,十分可贵。     

古为今用·人民性·爱国主义

一建国以来,在古代文学研究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是起了主导作用的。但由于“四人帮”的横行无忌,搅乱了批判继承的理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出现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谈怪论,最突出的就是他们把历史上文学艺术的发展,统统纳入儒法斗争的轨道。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本来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系统的专著,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只是因为刘勰有儒家思想,不仅他本人被完全否定了,《文心雕龙》这部著作也从根本上被否定了。苏轼在古代文学史上是有很高成就的作家之一,他     

葬歌·战歌·颂歌——读老舍新诗札记

<正> 作为小说家、戏剧家的老舍,这是尽人皆知的;但若说在现代诗人的行列中也应当有老舍的位置,恐怕不少人就感到生疏了。事实是,老舍不但小说、戏剧、小品文写得好、多,诗歌数量也不少,而且自成一格。老舍夫人胡絜青在给老舍编的一本旧体诗选中说:“老舍爱诗,也爱写诗”,“他写新诗,也写旧体诗”。老舍是中国新诗坛上一位优秀诗人! 老舍一生写了多少诗篇,目前还很难做出确切统计。他在一九三四年出过一本《老舍幽默诗文选》,收入讽刺诗十首;一九四二年出版过长诗《剑北篇》;再就是一九八○年胡絜     

读者·作者·编者

编辑同志,并转陈美林同志: 拙稿《论<儒林外史>对原型的摄取》(载在《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二期),曾提及有些研究者“强调他在秦淮寄居的时候,家已败落”,注释涉及《吴敬梓身世三考》,“关于家族纠纷性质问题,有所论述”,我的意思是,因此,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