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二重性与中国特色社会学

本文从社会学的二重性,即科学性与人文性角度出发,尝试分析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首先,通过回顾美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历程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张力,总结出一些经验和特征。接着,对由于范式挑战而引起的对社会学“科学性”的质疑进行梳理,进而从逻辑、实证与有限理性方面对社会学的科学性进行定义。最后,通过对中国社会学可能的“特色”来源与“特色”自觉意识进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要扎根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土壤,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下的“人文性”共同发挥作用,发展出中国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俱强且和谐一体的社会学。     

深入理解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是采用自然探究的方式 ,从自然观察的行为中收集所需的资料 ,并由观察与深入分析的过程来探究现象的发生及特定现象所蕴涵的社会意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都是获取真知的手段 ,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将更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     

中国社会学的进展及研究方向

本文系统介绍了中国社会学在过去 2 0多年来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 ,认真阐述了 2 1世纪初叶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方向和研究中的难点。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职责与社会学研究的功能

江泽民同志高度概括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责职 ,即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社会学基于学科的优势与特点 ,较之其它学科更能全面、整体地实践这一职责 ,具体可体现为 :认识世界的全球社会学更具整体性 ,传承文明的实证社会学更具综合性 ,创新理论的宏观社会学更具前沿性 ,咨政育人的应用社会学更具对策性 ,服务社会的分支社会学更具专业性     

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探论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时期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它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释,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创造性的探索,赋予唯物史观以广阔的理论视野,深刻地体现了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创造性运用.     

中国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分析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中国科学社会学在短短近 2 0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整体的理论体系建设 ,还是具体的学科范式初建等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传统。而且中国科学社会学还不断吸纳国际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密切关注国际科学社会学的最新动态 ,并在其他相关学科的推动、渗透下 ,成功地完成了从纯粹的“狭义科学社会学”向相对宽泛的“广义科学社会学”的转向。中国科学社会学的长足发展得益于中国的科技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现实推动 ,同时 ,它在推动中国科教兴国战略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科学社会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 ,在学科范式建设上还不够规范 ,在理论建设方面也显稚嫩 ,在满足中国高速发展的科技的实践需求方面略显滞后 ,它的成熟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程。     

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再研究

当前,"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成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理论界的热点之一,这中间究竟能不能提"中国模式"就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们的观点是其一"中国模式"可以提而且必须提,其二"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的有效切入点,其三实地调查地方层次和社区层次是将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结合的关键.那末,研究"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究竟对中国社会学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我在文中着重加以说明的.     

世界中国研究中的知识社会学研究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山田辰雄先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不久前,他就自己从事中国研究的契机、国际交流、对华观点等问题,接受了日本城西国际大学专职讲师盐出浩和先生的专访。本刊特此刊登,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

中国社会学在其形成之初,不仅有丰富的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来源,而且也有深厚的中国学术传统的思想渊源.以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晚清今文经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术传统,孕育了中国社会学关怀人生、体察社会、经世致用和重视道德教化的学术风格:人本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证主义社会理论,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学传统,早期社会学家在这三大西方社会理论中分别吸收了不同的思想原则,为中国社会学展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康有为承继中国学术传统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内源性发端,严复通过引入西方社会学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外引性发端,而梁启超则在中西学术传统的融合中为中国社会学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当代中国文学社会学研究的知识空间与思想视域——谦评方维规主编《文学社会学新编》

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的牵累,文学社会学在中国一向名声不佳。新时期之初,伴随着批判庸俗社会学的热情,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都迫不及待地抛弃“外部研究”,义无反顾地转向“内部研究”。     

杨庆堃的社会学研究及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

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研究,从1930年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的系统调查,到1960年代对中国宗教结构与功能的阐释,从1940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究,到1970年代对晚晴社会运动规律的探索,在历史的脉络中解读社会秩序的构成、解体与变迁.其学术洞察与思想创见,不仅给后续性的研究带来了理论滋养和灵感,也彰显了中国社会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贡献.     

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

中国社会学在1979年获得新生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在初始阶段,中国社会学通过学习、承传、借用欧美社会学而开始了重建之旅;另一方面,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学通过不断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正努力构建一种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华文明的多元化的社会学.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的各种研究中可以发现,在学院领域,这样一种多元性并存的态势已经形成.因此,再生于一个充满活力和日新月异的社会中的中国社会学必将对世界社会学产生越来越大的贡献,也将承载起更多的世界责任.     

基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

我国法社会学研究范式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统一,甚至存在争议,这不仅不利于法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法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怀.作者认为,我国法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应立足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以功能主义为指引,重在解释我国法律在现实运行中是如何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从而对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出准确的预判或纠偏.     

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和基本要求,调查研究作为根本方法不仅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     

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回眸与未来展望

以1840年为标志,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开启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和转型.20世纪初,随着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引入和传播,中国社会学也由此开始建构.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发展轨迹显示,这一学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直面三大学术关系(即"中-西""古-今"以及"理-实"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说,研究和回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实践问题,赋予了中国社会学独特的品格.在未来,中国社会学者将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服务中国社会发展,继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在这一过程中淬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学.     

儿童社会学研究范式——兼论中国经验与反思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颁布,许多国家的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社会学研究.在一段不算长的时期内,儿童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社会化研究范式、社会建构论研究范式及权利论研究范式.就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来看,虽然学科呼声较早,但后天发育不足.通过反思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表明无论是国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还是国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都没有摆脱分支学科丛中的边缘地位;同时,对儿童社会学中国经验的反思,也引发了有关中国社会学自主性问题的思考.无论如何,儿童社会学到了以行动社会学和解放社会学的姿态、实现自我解放和儿童解放的时候了.     

基础教育改革中学生评价的质性策略研究

“质性”的学生评价策略是以当代基础教育改革为背景,以系统科学和当代教育理论为基础,从“质性研究”的视角来关注学生评价。这是对评价理念、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环境和评价功能等进行系统设计而形成的评价策略,突显了学生评价的“质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开创性研究──郑杭生先生的社会学理论简析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定义、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富有创见,引人注目。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与现实追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究、发掘和写好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盛世修史"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自觉"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强益自我"位势的需要,同时还是一代社会学者对历史有所交代的需要.研究中国社会学史.要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中国社会学史是学术进程的复合体:是学术发展史,也是思想更新史,是学科推进史,也是学说传播史,还是矛盾斗争史.根据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的实际,其外延可界定为"中社会学"的框架范畴,既包含了小社会学,也包含了人类学的一部分、社会工作等多项内容.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应客观揭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根据史料分析综述各学派学术观点,科学揭示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不足,把握治史的态度与原则.此外,还应注重对中国社会学史的使用和开掘:从已有的成果中寻找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发掘面对中国社会、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对前辈认识中国社会的切入点进行追踪式的"再研究",传承前辈构建中国社会学的特有概念和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