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时期民族关系探讨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有的出兵助唐平乱,有的为唐军供给军粮,有的继续与唐朝保持臣属关系,对唐中央纳贡、朝拜,当然也有的乘机出兵侵扰唐朝边境。少数民族之所以会在唐王朝发生内乱时仍然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唐太宗时期建立起来的大唐帝国的声威,在安史之乱时期仍然具有很强的感召力;第二,唐对少数民族的册封,使其成了唐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在唐发生内乱时,这些少数民族把出兵助唐平乱视为自己的义务;第三,唐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羁縻、保护及优抚政策的结果;第四,唐与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结果。唐王朝正是由于得到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才能够迅速平定安史之乱。所以,少数民族在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稳定方面是一致的,并共同作出了贡献。     

论异牟寻在南诏归唐中所起的作用

南诏与唐的关系 南诏是中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从南诏形成到灭亡共经历了二百五十年,其中异牟寻执政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     

唐代的回纥与中外文化交流

从唐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来看 ,回纥与唐王朝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正是这种全方位互助、互补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使得回纥不仅在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本文力求通过探讨双方间的特殊关系及回纥对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初步揭示出回纥在唐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     

安禄山与唐玄宗时期的政治

唐中叶安禄山发动的叛乱,成为唐朝由盛而衰、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转入后期的历史性转折点。冷静考察他与当时政治形势和中枢政权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了解玄宗时期的政治状况是十分有益的。     

回纥汗国的创建及其盛世的形成──兼论回纥对唐关系的历史推移

回纥汗国狂飙式的崛兴乃是８世纪中叶漠北、中原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历史产物。骨力裴罗称汗建国乃乘后东突厥汗国的覆亡，葛勒可汗武功盛世的形成则恰值唐朝内乱，国势中衰．回纥三次遣兵助唐平叛，并与唐朝建立了马绢互市关系，开创了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民族政权之间互助、互补关系的先例，但随着两国强弱的变易，这种邦交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位序颠倒．     

试析异牟寻时南诏归唐的原因及影响

南诏对唐时附时战是其与唐关系的主要特点,在异牟寻时实现南诏与唐的重修旧好,促成云南地区一段为期不短的和平局面,加快了这一地区的繁荣发展。此后,虽双方又有战事,但异牟寻时期的南诏归康对当时唐与吐着形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史学家们对有关这一事件的论述很多,主要是论及唐朝中央政权的兴衰而体现出来的与吐善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本文则着重论述异牟寻时期南诏归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一、异牟寻归唐的原因经过历时四年的“天宝战争”,南诏脱离唐朝转而臣附吐善,从此,唐诏双方交恶四十余年。此后,在贞元十年（…     

记洛阳出土的两件唐代石刻

文章报道的两件出土文物 ,一件与武周政权的政治运筹关系密切 ,反映出武则天利用佛教文物推行其“转轮王”崇拜的策略用心 ;另一件则传达出我国中唐时代两位文化名人———白居易与元稹的个人友谊和他们对龙门地域文化的钟爱     

东突厥灭亡前政权内部的矛盾冲突

唐太宗初期,随着全国的统一,唐政府一直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彻底解决突厥威胁,后来政权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倾斜,是唐攻灭东突厥的根本原因.唐太宗消除东突厥威胁从政权角度来看,一是完成统一巩固政权;二是乘东突厥政权分裂造成的分崩离析之机以安定北方.     

吐蕃、南诏与唐朝关系之比较

吐蓄、南诏是唐代在我国西南地区先后兴起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两个政权虽然都与唐朝来往频繁,关系密切,但在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起因及战争性质等方面却有较多差异;虽然都十分仰慕中原文明,但在具体接触中原文明时的心态大不一样;虽然都积极吸收中原文明,但吸收的方式也不一样;虽然都乐于到唐朝拜,但朝拜的动机和特点却不尽相同;虽然都曾多次接受唐朝的册封,但各自均有特点;虽然都非常看重与唐会盟,但会盟的特点却不尽一致。具体考察这些异同,分析其中原因,将会有助于隋唐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初唐边政与边塞诗主调的流变

分析初唐时期唐王朝与突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少数族政权之间的臣服、抗击、征战、羁縻等边政主调的变化过程,可以揭示出初唐边政的总体思路和付诸实施的具体举措;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究初唐边塞诗与初唐边政之间的某种关联,以及由这种关联所形成的边塞诗主调的某种变化及其特色。     

近代回族商业经济的历史贡献及其作用

回族擅长经商，回族商业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近代回族的商业经济继承了明清时期的传统向更高层次发展，不仅门类众、数量多且逐步走上现代商业机制。近代回族商业的发展，对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的平衡、社会福利的增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及国际间的交流等起到积极的作用。     

蜀与殷商关系刍论--从甲骨文记载谈起

文献资料和大量地下考古资料证明,殷商时代的蜀在今四川成都平原.甲骨文资料证明了殷商时代的蜀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殷商王朝已建立了联系.开始接触的时候,曾有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之后则保持了友好交往.殷商派人到蜀地去,蜀也派使者到中原.但在当时路途遥远、山水阻隔的条件下,双方的联系和交往较为松散,蜀对殷商王朝不存在藩属、服役、贡纳关系.双方虽互有影响,但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文祥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晚清政局

文祥是晚清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中枢大臣.尤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次重要内政外交中,他以自己独有的见解与具体行动参与其中,影响了当时的政局.总体而言,他在历次内政外交大局中的言论、思想与活动,维护了晚清政局的稳定,客观上顺应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向.     

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

以往的清史研究比较注意考察清朝统治与前朝的连续性,强调清朝皇帝对汉族文明的继承关系,故可以称之为汉化论,近些年美国兴起的新清史则强调清朝的统治具有区别于前朝的特色,即依据满族的特性以及和蒙古的联盟建立起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强调了对西北地区的征服和控制对于清朝统治的重要性。这两种观点各有优劣得失,清史研究仍应立足于对中国自身形成轨迹的历史考察,重新全面审视清朝的统治策略,整合两种思维的合理之处,从而走出一条更为合理的清史研究道路。     

“走马”为秦爵小考

最近发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材料,反映了走马在秦代为爵称,而非官称,且秦爵走马相当于汉二十等爵中的簪袅.簪袅、走马在字面上都可理解为驱马疾驰.秦汉爵称由职名演变而来,簪袅与周官走马的地位也是相适应的.走马、簪袅二名在秦代可能通用,汉初整理爵位时对同爵异称的情况进行了规范,从而废止了爵称走马的使用.     

论彝族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土司制度贯穿元、明两代。元代全面实行土司制度，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种“土流并治”的格局。但土司制度在封建王 朝统治者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安抚边疆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土司制度在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明代的土司政权在政 治组织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明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而在土司的统治区域内，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仍然保留了地方的民族 特点。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逐步开始了所谓的“改土归流。”     

试论遗民文化

古代文化发展史表明,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兴废、政权的更迭与一个民族文化的兴灭决不会是同步的。周武王灭商后,大量的商遗民依然沿袭着商文化传统。在洛阳和曲阜所发现的西周时期的殷遗民墓,说明了这一点。在湖北江陵纪南城所发现的战国晚期后段的楚遗民墓,说明秦将白起占领楚都以后,大量楚人依然保留着本民族的文化习俗。遗民文化保留在历代王朝的更替过程中,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考古学现象。     

试析《明史·艺文志》专记一代著述的原因

《明史.艺文志》在编纂方式上,与以前的正史目录有着明显的区别,不是记一代藏书,而是专记一代著述。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当时没有可以依据的官藏书目;同时,明代官私藏书甚丰,要照顾到艺文志的内容与整部正史的平衡,也难以全部录入。这种编纂方式可从正史艺文志的编纂源流上找到依据,并且还有理论上的支持。     

试论曾巩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古文家、道学家和时文家之间的重要分野。作为一名古文家,曾巩对于文道关系有着自己的独到阐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浅深徐急说,二是文章兼胜说,三是文须当理说。总体上,曾巩认为道德修养比文章修养更重要,但同时又文道兼顾,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曾巩对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对欧阳修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构成。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