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裁判原则下的案件事实认定

案件事实认定是司法证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前提条件。事实认定规范化和科学化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的基础。事实认定者要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在证据规则指引下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在司法证明的基础上,事实认定者运用经验法则进行逻辑推理,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完成案件事实的认定。作为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司法认知和推定也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信息来源。     

中国封建社会诉讼证明原则--以情折狱原则之原理论

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证明原则是"以情折狱"原则,"以情折狱"原则的原理由三个部分构成:封建司法官吏依据封建法律规定的方式收集证据;运用逻辑方法审查判断证据并认定案件事实;根据案件事实参照实体法条款定罪量刑.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以情折狱"原则之原理的全部内容.前两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情",第三个方面可以概括为"折狱","以情"是"折狱"的手段,"折狱"是"以情"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以情折狱"原则是一个统一体,"以情"是诉讼证明的中心,"折狱"是诉讼证明的目的.     

证据中的事实信息

证据不是(案件)事实,但证据与事实存在内在联系,即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证据本身并不就是事实根据,"根据"也并不等于事实.证据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基于证据蕴涵着事实信息,通过事实信息能够揭示证据事实,查明案件事实.事实信息就是存在于证据中的那些能够据以做出事实判断的信息.事实信息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事实信息既是证据存在的前提,又是证据事实得以发现的根据.控辩双方收集证据并从中识别和收集事实信息的证明活动,法官对于证据和事实信息的认定和运用,是整个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主要内容.     

多退赃案件的证据学分析——威格莫尔证明图示在陈培根受贿案中的应用

前广东省恩平市副市长陈培根受贿案一审判决书显示,被告人家属退赃数额多于检察院指控的以及法院裁判认定的受贿数额。从证据学的角度看,"退多判少"问题的出现,是因为认定受贿数额的司法证明活动存在证据短缺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事实认定的模糊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证明不受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制约。威格莫尔证明图示有助于理清案件现有证据及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展示证明思维的合理性、反思证明过程的规律。     

历史的求真与求善

本文认为,求真与求善是历史研究的两大原则,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基本要求,求善是史学社会性的功能体现。只有遵循求真与求善的原则,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发挥历史研究应有的功能。     

孟子"性善论"的价值意蕴及其对社会治理的意义

孟子"性善论"对人性所作的善的判定是一种"价值事实"认定,其理论是一种未区分价值与事实、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特殊类型的价值理论,或者说是一种价值范导性质的事实存在理论。这可以从"性善论"所明确指出的"诚者天之道"这一本体论判断、所认定的"人的心中天然存在着善的要求"这种价值实质、所隐含的"思善为善"是人的价值职责等方面得到证明。孟子之所以认为人心的四个维度是善的,是因为他洞见到了人是家庭、邻里、国家、天下等各种共同体中的社会共存者这一深刻事实,体悟到了社会共存这一基本价值对于人们行为的本质要求,包括在恻隐之心维度上人际相互关爱、在羞恶之心维度上对人们共存情感的理性引导、在辞让之心维度上人们的交往和谐、在是非之心维度上人们社会合作的理性判断等。在人性善的实现路径方面,孟子的"性善论"的确强调从个体修身出发进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也包含着反向的即从后三个方面看个体修身的价值视野。孟子性善论的价值意蕴,在根本方法论、人学价值取向、安身立命归依、社会秩序建构、目标实现之用等方面,对于社会治理特别是建构理想的社会共同体、激发全体社会成员主动向善的巨大潜能、自觉实现道德成长和共同福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引意义。     

从本体到历史: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形而上学解读

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过程业已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它并不是演奏一首曲高和寡的历史插曲,而是描绘了一幅传承历史、引领现实、追求理想的历史画卷.在这部"历史史诗"中,邓小平铸就了一种别具匠心而又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塑造了独特的"个人气质".从形而上学的视角看,这种独特的"个人气质"至少凸显在以下三个层界之中:在本体论维度上的"求真"精神,在辩证法维度上的"求变"运思以及在历史论维度上的"求善"指向.     

从“证明责任分配”到“证明责任减轻”——论证明责任理论的现代发展趋势

德、日等国在现代民事司法实践中为解决传统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调整实际证明手段不足这一缺陷,相继发展出"证明责任减轻"理论这一弥补方案。"证明责任减轻"的本质是通过证明行为规则与事实认定规则的功能来尽可能压缩真伪不明的空间,从而减少证明责任裁判的运用。证明责任减轻的方法,包括众多在诉讼证明实践中不通过证明责任方法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的制度技术。证明责任减轻制度的程序内在性与证明责任分配的程序外在性相结合能使司法裁判更好地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及其矫正

司法的确定性应当是司法的一种应然状态,但司法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则、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司法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要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确保司法结果的可预见性,就要完善立法,确立"法律真实"的案件事实观念,培养法官共同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素养.     

历史与法律之间：两类既往事实及其认定模式

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在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方式上存在共性与差异。二者基于对认知既往事实的共同需求,都有意或无意的在各自领域进行着"证据-推论"的理性推理。但同时历史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受到不同的身份、时间、事实范围、证明规则等因素制约,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模式和具体操作过程有较大区别。对两类既往事实进行界定,可在司法事实认定的现有模式之上,提出改进的"证据-推论"事实认定推理模式,使其不但适用于按照严格法定规则进行事实认定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适用于基本进行自然推理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的事实认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了解并综合二者的优点,从而优化各自的事实认定方法,促进双方学术发展。     

普通法系程序观念探源

英美法系有着源远流长的正当程序观念。一方面,实体结果公正必须经由公正程序获得,程序的公正决定了实体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程序并不是追求绝对的真理或正确,承认经由公正程序产生的实体结果并不一定总是正确,宁可牺牲个案的正义以维护整体的制度性正义。英美程序观念在哲学思想上受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相信科学方法的力量,强调程序的工具理性,排斥唯理主义的绝对真理观。我国并无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司法领域坚持客观真理观,主张不拘泥于固定方法,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追求司法实质正义。     

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主体应予坚持

"法律真实"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客观真实"作为三大诉讼中惟一证明标准的不合理状态.但"法律真实"能否取代"客观真实"作为一般的证明标准,尚有存疑. "客观真实"并非指"自在之物"即案件当时情况的本体性重现,而是司法人员对已经发生的案件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的必然要求.作为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原则上应是客观标准.在证明标准的选择上,应坚持真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     

非此非彼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诉讼证明的本性及适合于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定了诉讼证明可能达到的程度,此为诉讼证明标准设定的认识论前提。“客观真实说”关于证明标准的观点和关于证明评价标准的观点在诉讼法理上都是不成立的,不具有现实的程序意义。“法律真实”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法律真实说”关于真实标准的主张也是多余的。只要承认并对自由心证原则予以纯正把握,则两说及其论争可以终结。     

非法诱惑侦查的认定与证明

基于“认定标准”与“证明制度”这两个维度检视国内和域外诱惑侦查制度，可以发现中国存在制度规范缺失、司法操作不力和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以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严重失衡。反观诱惑侦查理论和实践较为发达的域外法，其认定标准由单一主观标准或客观标准向混合的双重标准或分离的双重标准发展，并形成各自独有的证明模式。结合中国司法制度和实践，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以期抑制非法诱惑侦查:第一，破除传统的二分法模式，重新设置诱惑侦查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第二，解决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争议，确立主客观分离的双重审查标准；第三，量化分离式双重审查标准的认定要素，协调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四，纠正异化的证明责任分配，明确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哲学精神与编辑理念

哲学精神是指作为社会个体从自我生命感悟出发对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永无止息的批判、否定、超越以及追求与探索精神,编辑理念就是编辑在编辑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在精神上的沉积和升华。哲学精神可以提升编辑的精神境界,整合编辑的文化知识,完善编辑的工作方法,对编辑形成正确的编辑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实真伪不明的界定及处置方法

事实真伪不明是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客观事实状态。由于此种状态无法直接适用实体法律规范得出裁判,因此,需寻找其他的处置方法,如搁置判决、调解、法律规范的特别安排、证明责任等。现代法律所普遍认为的最佳处置方法即为证明责任规范。但在当前实务中,对于真伪不明的理解和证明责任规范的适用均存在诸多问题,这也成为正确裁判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自白补强证据规则

对自白进行补强不仅是限制自白证明力和遏制非法取证的必要手段,而且还是刑事诉讼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的需要.补强证据应当具有证据能力,它不仅可以补强自白,还应当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并且应达到相当的证明程度.我国的自白补强规则存在一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历史认识的性质与历史学的科学性

历史认识的性质在于发展眼光、线性分析、叙述事实 ,一句话 ,在于求真 ;其特点为平等性、间接性、歧义性和时代性。在历史认识求真的道路上 ,主体性的介入并不决定历史学是否科学。历史学的科学性取决于历史认识是采用由感性到理性 ,还是由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的认识道路。     

论网络视域下的民粹主义思潮

网络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政治思潮在网络空间形成与传播的结果,以极端平民化为主要特点。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促使部分人的心理状态发生转变,在网络技术支持下,滋生出具有双刃剑作用的网络民粹主义。一方面它在维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打击贪污腐败等方面起到正面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会产生削弱政府公信力、分裂社会阶层、妨害司法公正、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众多消极作用,因此对网络民粹主义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找到消解网络民粹主义负面影响的对策至关重要。     

论江泽民的舆论引导思想

江泽民舆论引导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舆论引导领域的具体体现,它与毛泽东、邓小平舆论引导思想一脉相承,同时又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成果。“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江泽民舆论引导思想的总括,坚持正确导向,坚持实事求是,讲求引导艺术,加强队伍建设是江泽民舆论引导思想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