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治理会提高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效果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90个村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考察精细化治理与村庄自治型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以治理单元“微型化”为代表的精细化治理能够显著提升村庄自治型公共服务的供给效果,这种效果提升是通过发掘培育村庄精英骨干力量和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两条路径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工具的使用能够显著增强精细化治理对公共服务效果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精细化治理在外出务工率高的“空心村”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而基层单元的责任制改革是精细化治理发挥作用的组织基础。     

以网格化治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以长沙市芙蓉区为例

新常态下的社区治理必然要求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推行"精细化治理,人性化服务"的网格化治理芙蓉模式,是创新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益探索.从实践情况看,社区网格化治理有效提升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如信息收集难、稳控压力大、系统整合慢等,需要通过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创新、治安管理机制创新、管理平台体系创新等途径加以完善.     

精细化视角下省域社会治理绩效的组合评价——基于29个省域的实证研究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衡量社会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其价值取向是人的精准管理与服务,手段是精细化治理.基于价值取向衍生下的精准维系秩序,精准保障权利和精准改善民生三大目标的实现逻辑,通过指标的初步设计、经验性筛选和鉴别力筛选,可构建包括社会保障治理、社会安全治理、公共服务治理和社会参与治理四个一级指数在内的社会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全国29个省域为样本,基于TOPSIS、GRA和PCA三种单一评价方法的结果,运用均值法、Borda法、Copeland法、模糊Borda法四种方法进行组合评价,据此划分为三个区域等级.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我国社会治理绩效整体水平较低,且省际间差异明显,东中西三大区域呈现出"东部较高,西部次之,中部较低"的特征,因此,应大力推进区域发展战略、重塑精细化治理思维、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绩效特征、精确划分区域等级,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转型,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绩效水平.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精细化转型及路径探析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为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以往粗放式管理的反思和矫正,既是历史发展趋势,又具有较强的现实需要.目前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已经具备了条件和前提,但在思维方式、政府组织结构、社会治理自身特点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因素.下一步应从治理结构、治理体系、治理工具、治理流程、治理制度、治理理念等六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以社会治理精细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精准化:意义、内容与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为例

精准化是在复杂性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也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基层治理精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层治理精准化十分必要也极有可能.就其内容而言,在横向上涵盖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党的建设精细化、经济发展精明化、社会治理精巧化、公共服务精心化、志愿服务精品化、信息系统精密化;在纵向上包括以人为本、法治、科学的价值体系、"一核多元"的组织体系以及各项支撑性制度体系.就其实现路径而言,主要包括7个方面,即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需求导向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抓手、以组织联动为关键、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考核监督为保障、以"互联网+"为载体.     

“互联网+”视域下政府公共服务创新

"互联网+"视域下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依托,并将这一自然科学领域的概念推广到政府管理领域中的一种尝试,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潜在优势使得"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的契合性成为可能。这表现为,在"互联网+"视域下,政府的思维与观念能够得到启发及提升,行政作为的方式与格局也会因此更加公开透明和宏大,更多数据和资源被分享和运用,而这有助于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变得精准化、精细化,使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较之以往更加为民、便民、惠民。因此,"互联网+"视域下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可以被视作一个治理的过程,一种政府努力完善自我的治理机制,应予以肯定。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框架及其实现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一个实践命题,为一种增量治理方式,系针对以往粗放式治理的反思和矫正,它不是要实施颠覆性的改革,而是针对特定问题所展开的精准施策。从公共管理“过程论”的角度,精细化治理的框架可以围绕价值、主体和治理目标三个方面展开：以公民为价值归宿的精细化,目标是构建全民“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多元主体能动性为导向的精细化,目标是激活“共建”诸主体的发展潜力;而以目标实现程度为参照的精细化,则是为社会治理提供管控的依据。     

从“碎片化”到“无缝隙”:一种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的转换分析

当前,关注农村公共服务治理有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多种因素积聚而成的“碎片化”范式已经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新体现.“无缝隙”范式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支撑,倡导部门间协作与沟通,能够有效破解“碎片化”范式的局限性.“无缝隙”范式要求在“治理功能、治理层级、公私合作治理”上进行具体的路径整合,归纳提出“农民需求导向,政府统筹负责,多元协同互动”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碎片化”到“无缝隙”,成为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变革的新趋势.     

迈向多元共治：基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运行——大理州青训营的个案考察

以青训营为案例,运用文献资料、案例分析,探寻基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如何通过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运行实现多元共治。研究认为,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是多元共治转型的路径选择。基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以公共利益凝聚共识,以政府为主导整合吸纳多元主体,绘制网络结构;依托公共体育场馆构筑集体行动公共空间;通过政府机制引领兜底、利益共享机制激励聚合,以及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促成多元主体集体行动持续开展。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为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转型提供了积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借鉴。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国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研究述评及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已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文献回顾和比较等研究方法,以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内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为研究对象,详细评述了国外现有研究对什么是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解,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治理的实践,并以此为我国提供启示与借鉴,即:我国公共服务改革须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关键是要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责任关系,通过使用商议和信任等机制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诉求,实现公共价值。     

精细化管理在国有林区的应用与实践

管理科学分3个层次,即规范化、精细化、个性化.根据林业的特点阐明了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必要性,赋予了精细化管理新的概念和内涵.以山西省太行山国有林管理局为例,在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对森林资源管护、育苗、造林、流域治理等方面就精细化管理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以此促进国有林区的改革创新,促进林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中国城市政府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突破——以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作为研究对象

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要求实现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以公共服务提供为主要方式的、以安全与和谐为主要体现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政府管理体制逐渐暴露出层级过多、效能低下、活力不足、公共服务能力较差等缺陷.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要求进一步减少政府层级、明确各级政府层级的职责和功能、强化条块之间的协调合作、激发多元参与主体的活力等,从而构建一个“层级合理、职能融合”的现代政府管理体系.     

人本—技术—决策:基于csQCA的城市数字精细化治理多元路径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的城市数字精细化治理模式是解决城市发展困境。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关键驱动力。基于人本—技术—决策理念视角，借助csQCA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确立群众主体地位、关注群众需求、注重群众参与、数据和网络配合、主体互动平台、评估治理风险、输出治理对策7个二级变量。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个案，通过构建影响其数字精细化治理成效的理论模型，探究以“智慧大脑复合联动”为特色模式的数字精细化治理实践。研究结果表明，数网协作主导杭州市上城区城市智慧治理，其余6个解释变量均不能构成推动地区数字精细化治理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亟需立足于“人本赋源”“技术赋能”“政策赋效”三大维度，更新城市数字精细化治理策略，开辟城市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显著优势及其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是我国民生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发挥其制度优势、高质量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新时代发展与保障民生、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课题.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经历了探索、改革和成型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有"到"优"、从"生存"到"生活"、从"公共产品供给"到"人民需求满足"的转变,集中表现为高质量实现均等化的治理效能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显著优势.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还存在制度设计、制度执行与资源要素等方面的阻滞因素,要构建制度化、标准化、智慧化、协同化、过程化和注重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等工具理性的治理效能实现路径.     

智慧城市建设推动社区治理实践创新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及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必不可少.本文以大数据技术为视角,立足于北京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布局城市全域应用场景、一体推进数字社会建设的政策背景,从智慧社区应用目标谱系出发,通过全域集数据模型,以标准化的城市基础信息编码体系为基础,面向城市数字化治理和精细化管理需要,基于全域大数据关键技术解决社区治理全域应用场景问题,推动社区治理智慧服务与精细化管理,同时促进智慧北京建设及相关高精尖产业发展.     

论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服务型政府即政府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引进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形成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机制,以实现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为了有效地提供优质、公正和充足的公共服务,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惟一主体.公共服务主体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网络,政府必须与非营利组织、社区、民众和私人部门一起来共同治理,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构建充满竞争和活力的公共服务体系.     

增权赋能: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及其实现路径

增权赋能是基层政府有效应对复杂治理环境的重要保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重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有其现实意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应遵从权能共构、增权赋能的基本思路,坚持以满足农民需求为价值导向,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重点目标,以发挥治理效能为转型方向,通过制度增权、管理增权、内部赋能、外部赋能等方式,破解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结构性难题,进而逐步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体系构建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国无信则衰",构建新时期的政府公信力体系,不仅是实务界的实然需求,也是学术界的应然回应.有鉴于此,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将行政效率、治理能力、依法水平和公共服务满意度作为外衍潜变量,建立起政府公信力的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治理能力外衍潜变量正向显著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外衍潜变量正向显著影响政府公信力.为此,应构建职责分明和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整体质量与细化服务评价指标、优化政府机构职能与推进集成服务改革、创新政府治理制度与促进政府与社会良序互动等优化路径,以期反刍实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公信力体系的构建提供学理支撑.     

美国社区治理及其启示

美国社区治理以自治、服务、责任、理性为基本原则。它主要不是依赖政府,而是依赖社区公民、公共服务企业以及公共服务组织的参与。美国社区治理表现出了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治理市场化、社区治理组织化、社区权力多元化的特征。对美国社区治理的考察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那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角色、培养现代公民和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