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康区宗教的研究路径

康区位于民族走廊地带,是多元文化接触区域,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主、各大教派并存,并与苯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谐相处的局面.康区还保留有其他藏区消失的宗教派别,为其他藏区少有.以往的研究中,宗教学者运用历史方法,重点研究康区宗教传播史.从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康区宗教及其与族群、社会研究的成果不多.今后可在康区多元宗教与地方历史、族群人口流动、多元文化体系的整体关联、宗教与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中,挖掘多元宗教在康区社会历史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象征意义,探讨多元宗教与社会秩序互动变迁的动力和过程,进而丰富康区宗教的研究成果.     

宗教信仰与中国陆地边疆治理

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多种治理维度和手段的系统性过程。基于陆地边疆地区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邻国厚重的宗教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水平等特征,宗教信仰在这一区域影响较大。不管从正面功能还是从负面功能来看,宗教信仰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的功能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影响至深。宗教信仰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既包含哲理性的内容,也有愚昧性的内容,在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它既有积极的功效,也存在消积的影响,因此在屏蔽宗教信仰负面效应的基础上,可以而且应该适当发挥宗教信仰积极治理功效。这种以软权力约束为特征的治理手段,对于整合边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不同族群力量,压缩不利于和谐治理的异己力量,凝聚利于和谐治理的向心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要素、目标与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型地方治理,其特殊性表征为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复合性、特定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一般性地方事务治理的交叉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融汇性。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职责配置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种原因,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治理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层面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入,治理结构层面中央权责配置与地方权责配置相互协调,治理过程层面中央决策领导与地方执行实施相互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需兼顾地方性治理目标和国家性治理目标的“五维双层结构式”目标,涵括政治维度上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社会维度上深化民族和谐与社会整合、经济维度上推动兴边富民与区域协调、文化维度上实现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生态维度上建设生态屏障与美丽中国。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应通过完善分工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纠偏监督机制,不断协调优化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环境、族群与疆域空间：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观和阐释路径

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主要是从族群关系与边疆开发治理两个维度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有目共睹。前者囿于族际间族源、族群文化、族群历史的纠葛,难以充分展现国家-地方-族群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图景;而后者则习惯于采用传统政治史“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线性历史”的研究视角,对西南边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逻辑往往关注不够。所以,要想全面揭示西南边疆历史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必然要突破传统“线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建立起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的“整体史观”。因此,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转向,就是要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坐标轴上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件去填充区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具有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决定了西南边疆史以空间、历史、族群互动为主题的“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原则论析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既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还是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手段。因此，居于文化治理核心位置的制度构建，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尤为显著。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的独特性，生成了富含区域特点与族群底色的集体记忆，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域的乡村文化治理在总体原则上呈现出了二重性：既要遵循国家文化治理的战略设计与制度安排，尊重普遍性，又要立足地域特点与地方实际，侧重特殊性。文章以青海为考察中心，细致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旨在从系统性分析制度整体、从地域性思考制度特色、从人民性考量制度价值，从而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1900年至1950年边茶、鸦片与松潘城的帮派政治

松潘边城地处中国西北川、青、甘交界地带,其自然资源丰富,族群交汇,跨区域贸易十分兴盛,特别是1900年至1937年间的边茶贸易及1937年至1950年间的鸦片贸易。通过1900年至1950年间茶叶与鸦片在国家内陆与边疆的关内/口外及河谷/草地间的双向流动,展示了近代中国转型时期国家政治势力深入松潘地方社会,以及通过地方社会的公共空间及个人微观生活的发展变化展现地方文化变迁及其地区文化的独特性。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初探

历史上的王朝随着实力强弱变化调整治理周边少数民族社会模式,主要有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中国古代族际主义取向治理模式;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近代区域主义取向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处理民族问题需要治理思维取向的转换,结合上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地方治理理论,并借鉴我国传统民族问题治理模式和经验,挖掘本土性、族群性治理资源,研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系统,这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环节。     

地方传统、国家政治与边疆秩序

近代以降，中国开始经历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的双重转型，其中最重要的变迁是要将清帝国边缘藩属及其中的部落族群转化为民族国家内的边疆与少数民族。西康作为一个关键而典型的边疆区域，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这一改造实验的前沿地区。本文以1939年西康建省前后进行的两个社会考察为例，通过图文分析说明边疆社会如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被再现，从而探讨知识生产和时代结构之间的共振互动，评估地方改制与历史传统之间的调适摆荡。此项研究有助于融通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研究，为理解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史转折提供另类角度。     

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     

主持人语

<正>本期栏目主题关注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与政治。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部分,同时又是国家治理中的薄弱环节。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我国边疆的地缘战略地位愈加凸显出来。边疆治理研究已经成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前沿和重要领域。边疆是我国占全国人口10%的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区域,而民族本身也逐步由以体质差异为区分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清末边疆危机应对与边疆观念变化

晚清的边疆危机直接引发中国人边疆观念的变化。面对被迫划定边界、边境人口管理新问题、边疆主权全面遭到侵夺等种种现实危机,人们的边疆观念至少在三个方面发了变化:在空间认识方面,由传统王朝疆域观念向具有明确边界意识、重新认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国家领土观念的过渡;在边疆族群治理方面,由"因俗而治"的文化疆域观念向注重区域管理的地域边疆观念转向;在边疆功能认识方面,由治内边疆观念走向治内、御外并重的边疆观念,由此全方位地建设强固边疆的理念渐成共识。清末边疆观念的变化只是20世纪中国现代边疆观念形成的开始,其间多见新认识的萌芽与现代相关观念意识的初生。     

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战略构建与重点任务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点上,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重塑边疆社会运行方式、强化边疆治理并补齐战略短板的关键引领和战略支点。为探析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内容,在剖析我国边疆治理史的基础上,梳理边疆治理的三个发展阶段,阐明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双重基本要素,结合“输入—过程—输出”（IPO）模型,以宏观视角探索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以落实新型区域治理为导向,基于制度、理念、组织与资源多层面协同思想构建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战略。基于“三元”空间发展系统,依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多措并举、多点发力、多维防护、多方联动四个重点任务。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与社会——多维视角下的历史叙述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是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是特定历史空间下各族群基于不同地理生态环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区域之间各族群不断交互影响的结果.西汉以来,中央王朝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逐步进入这一地区,王朝力量在洱海区域的渗透推动了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族群社会的整合.但由于受当地地理、交通、生态环境以及"非华夏"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洱海区的族群和社会呈现出与王朝史并不同步的历史演变特征.     

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宗教信仰研究

宗教信仰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构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长效机制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以云南省西部作为主要研究区域,在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的基础上,分析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对宗教的信仰和认识后,认为青少年信教有门类多、民族特点突出、传播形式多样、调适机制完备等特点;其原因是民族习惯与家庭亲友的影响、宗教文化与教义的吸引、心理需要等,并提出青少年宗教信仰的德育教育的具体措施.     

从义乌穆斯林群体看跨国文化圈的共同体认同模式

对于跨国文化圈共同体认同模式的探讨,主要基于现代社会族群迁移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特点和新形态,即群体的社会生活跨越了原有的族群边界;群体的行为受到不同国家政权的支配;群体基于血缘、语言和宗教等方面的认同发生混合和交叉,以及群体面临纷繁复杂的资源竞争环境等等.诸如此类跨国界、跨文化的族群迁移和流动,虽然还不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然而在我国东南沿海诸多开放省市,业已对当地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义乌穆斯林作为一个典型的跨国文化圈共同体模式的群体现象,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大城市少数族群摊贩治理的难题及对策——基于H市的实地调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民族跨区域流动日益活跃,这在促进民族文化交融的同时,也给城市管理体制带来挑战。在民族政策政治化的背景下,少数族群流动摊贩常常将日常行政管理问题民族化并通过群体暴力行动将之政治化,地方政府在相关事务上采取的有失原则的息事宁人策略也变相鼓励了该类行为,致使城市治理中族群问题出现泛政治化的倾向,恶化了大城市治理体系。我国都市政府应在治理结构、民族社会融合等方面多下功夫,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构建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     

民族民间宗教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为例

民族民间宗教是学术研究的薄弱部分,也是宗教工作存在的软肋,至今鲜有研究涉及民族民间宗教的治理问题。应将传统的单一管理模式转化为多元治理模式,对民族民间宗教进行准确的社会定位、信仰定位、文化定位、研究定位和治理定位,推动宗教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民族民间宗教治理应基于“国家-社会-市场-民间”四元框架,形成协同参与的现代化宗教治理体系。     

藏边社会的族群互动:空间、路径及结果——基于迪庆藏区的调查研究

文章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迪庆藏区的族群互动进行的民族志研究。迪庆藏区在地理、社会、文化上都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在这样的边缘空间中,除了有讲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的藏、傈僳、纳西、普米、彝、白、怒等民族之外,还有讲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语言的苗族和讲汉藏语系汉语的汉族等,族群通过语言、婚姻、宗教等路径不断地"越界",实现着族群互动和文化创造,使这一地区的文化呈现"杂合性"和"混生化"的特征。族群互动的结果是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共生"。迪庆藏区通过族群互动,构建了和谐、多元、发展的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国家建设边疆秩序的一种可贵经验,也为我们研究藏边社会提供了一套地方性知识。     

国族建构语境下国人对边疆地区多元文化及教育方略的认识——侧重20世纪30-40年代的西南地区

民国时期边疆危机突出,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亟须各族团结,国族构建成为当时急务.但因国内文化多元,族群众多,边疆教育成为构建国族的重要途径.西南地区在抗战时期成为民族复兴基地,此区域的边疆教育倍受国人关注.因此,梳理国族构建语境下国人对西南民族多元文化与边疆教育方略的论述,可以了解当时国人为构建国族与发展边疆教育所作的学术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