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

《刑诉法》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大变化,也是刑事诉讼理念的重要进步。在司法实践中,在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的挑战主要有：非法证据界定存在难点,非法证据调查机制不健全以及外界因素的干扰。完善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机制,应明确非法证据的层次,准确界定非法证据;完善法律调查机制,强化非法证据的调查能力;树立正确的刑事诉讼观念,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     

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研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运行的程序环境存在程序空间封闭、程序结构压制、程序结果草率等问题,动议主体的无效性、裁判主体的偏向性、证明责任主体的不当性是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在证据范围、证明要求、衡量尺度、证明方法等方面存在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主张为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的改革提供了诉讼法理依据;以此为基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需要从程序、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方法几方面进行改革,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需要建立以审判职能为中心的审查机制,辩护方的证明责任需要进一步降低,证明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证明方法需要进一步体现法治理念.     

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

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相较于刑事诉讼的其他阶段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言具有最佳效果,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侦查机关难被监督、辩护律师有心无力、检察机关监督乏力的问题。作为应对,应从推进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建立辩护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有限制地介入调查取证机制、增强检察机关外部监督三个方面完善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求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相对完善的排除非法证据的制度。     

论审查起诉阶段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方法的误区与完善——以非法言词证据的强制排除模式为切入点

我国立法确立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强制排除模式后,规定检察机关是排除主体,并对证据合法性负有证明责任,这对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表现是需要检察机关提高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功率。证据相互印证是我国司法机关审查判断证据的主要方法,然而实践中存在着过高或过低掌握印证标准等误区,不利于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因此有必要对运用印证证明方法中存在的误区进行反思,进而应用诉讼规律予以改造和完善。     

诉前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

诉前非法证据排除是发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作用的重要体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在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过程中，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使非法证据不能进入法庭审判阶段，不能在法庭上出示，这既彰显了程序正义、保障了犯罪嫌疑人权利，同时影响到实体正义的最终实现。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其意义进行阐述。     

对中美排除非法证据若干程序的比较与评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法制,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亦深受美国法制的影响。从比较法视角,对中美两国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阶段、启动程序、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程序性内容进行对比与评析,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和反思,并探求我国语境下应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谋求对其改进与完善之道。     

新审查起诉程序实践运行状况研究--以山东省J县为样本

审查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实现公诉职能的一项准备工作;是对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手段;是发现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必要保障。新审查起诉程序自2013年1月1日起已实施两年多,其实践运行状况基本上得到落实,但仍然存在退回补充侦查使用率偏高、考核制度制约法律有效实施、羁押必要性审查立法缺失、非法证据排除使用率偏低等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补充侦查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高司法队伍建设等手段进行解决。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我见

在法治理念统率全球的时代背景下,在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分必要,因为其符合现代法治社会提倡的程序公正理念,有利于实现全面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目标.为此,我们应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即明确哪一类非法证据是应当排除出诉讼程序,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包括对证据材料提出异议的主体、程序、时限等;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刑事诉讼中,并从刑事领域向民事领域扩展。根据国外司法实践方面的经验,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中国民事诉讼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建议设立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构建相应的配套机制:如具体确定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引入二分法理论,非法取证的行为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程序等。     

关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若干问题探析

随着《关于办理开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布实施,我国虽然构建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框架.但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界定,排除申请的提出时间,排除程序启动的证明标准等问题应作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     

检察机关在实施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出发,分析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各个阶段的处置措施,探讨了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检察机关应发挥的作用,包括审查逮捕阶段对逮捕率的控制、审查起诉阶段对暂缓起诉制度的借鉴和判后阶段对社区矫正的参与。     

基于检察机关角度的刑事错案预防研究

刑事错案产生于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刑讯逼供、鉴定错误和鉴定意见运用不当、外界压力是其中重要因素。检察机关负有审查起诉职能,又是我国法律监督机关,是预防刑事错案的重要角色。就检察工作而言,检察机关应采取一些措施来预防刑事错案的发生:加大证据审查力度、构建证据链条,提高鉴定意见的审查和运用能力,开展错案预防的宣传和培训工作,有效化解外界压力等。       

撤回公诉程序中检察权配置的冲突与协调

撤回公诉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撤回公诉的时间以及案件选择体现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冲突。撤回公诉程序中也存在检察权与当事人权益的冲突。法院对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具有形式核准权。撤回公诉的时间应限定在一审中合议庭评议之前,并适当限定撤回公诉的案件范围。撤回公诉程序中应该赋予被害方对实体性撤诉案件的申诉权,被告人有权申诉并应立即被解除强制措施。     

从法律制度层面防治刑讯逼供的措施研究

刑讯逼供一直以来是司法实务中的顽症之一.本文试图从法律制度层面来探讨我国防治刑讯逼供的措施,即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建立有限的沉默权制度,完善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制度;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明确警察和证人等出庭作证的义务;完善我国证据立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监督特别是重视检察监督和法院的司法审查监督,切实落实对刑讯逼...     

检察院·检察权·检察官论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的30年,我国检察事业蓬勃发展,检察理论研究也日趋繁荣,出现了一批全国性的检察理论研究组织和学术团体,培养了一支稳定的检察学理论研究队伍,检察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日益成熟.但是,理论界对检察学理论体系的观点各异,难以形成一种具有说服力的通说,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学在学界的认同与关注.笔者将检察院、检察权、检察官作为检察学的基本范畴,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检察学的基本范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统一的检察学的理论体系.     

权利效能视角下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效能是辩方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效果与法律授予的理想权利之间的比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赋予了辩方较大的权利,并随着诉讼进程而增强。但实际所取得的效益却是逐程减弱,并最终在庭审阶段降至权利效能的最低点。这种尴尬局面是由法律、制度以及辩护策略等原因造成。从诉讼结构出发去研究权利效能,对于完善该制度具有功能意义,应从保证控辩双方效能值的全程一致、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与完善辩方权利行使机制三个方面着手构建。     

论刑事和解中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了在刑事和解中检察权的行使。检察机关应引入量刑建议权,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完善非刑罚处罚措施,检察机关的监督职权决定了其不宜行使建议撤案权。     

认罪案件审查起诉程序的简化

审查起诉的一项基本功能在于确保起诉具有合理根据，防止公诉权滥用。就认罪案件而言，认罪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放弃对抗，起诉具有明显的合理根据。因此，对于认罪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同意立即起诉的，经过检察机关决定，可以简化审查起诉程序。这有助于纠正我国主要依托于案件审判程序简化的片面思路。     

列宁法律监督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列宁对法律监督的价值意义、制度架构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在他看来,为了保证法律在全国的统一实施,必须建立以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为主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机构应该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享有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宪法地位;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防止和克服地方的影响,检察机关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内部实行垂直领导原则;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包括对一般社会主体的违法行为的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监督;法律监督机关只拥有代表国家行使控诉、检举的权力,而不能行使决定制裁、处罚的权力。这些法律监督思想具有丰富的法治意蕴,对当代中国的法律监督制度的建设以及检察体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