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消费观念与农民耐用品消费地区差异比较研究

综合考虑农村“新农保”参保观与消费观,根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试点区域“新农保”参保对农民消费家用小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的影响。实证发现,“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电脑、摩托车促进作用显著,但对消费家用小汽车作用不显著。相较于超前消费观念,即期消费观念更能促进农民消费耐用品。“新农保”在东部地区的消费促进效应与全国相比差异较大,在中部、西部地区的效应趋同。应根据“新农保”的消费区域促进效应,因时制宜地充分发挥其对促进农民消费耐用品的作用,不断提高农民耐用品消费等级。     

"新农保"首批试点农民耐用品消费层次与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为基础,探讨新农保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层次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新农保对农民生存型、发展型耐用品消费影响显著,对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影响不显著.主要结论:陌生人信任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比大众信任大,新农保在中、西部地区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较一致,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和全国相比情况差异较大.建议:因地制宜发挥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扩大农民耐用品消费.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对湖南省试点县数据的分析

农民的参保意愿影响因素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顺利推进的关键.基于对湖南省“新农保”试点地区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问卷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况、政策了解程度、了解渠道、养老金发放情况、缴费便利程度和农民对新农保能否解决养老的认知等因素对农民参加“新农保”有显著影响.对此,可以从改善宣传方式、调整政策内容、完善配套设施和培养专职“新农保”经办队伍四个方面来切实推进“新农保”工作,以尽早实现“新农保”的全覆盖.     

“新农保”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吗?——一个经济学解释

采用两时期的世代交叠模型,研究“新农保”对于农村居民自愿生育的子女数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养儿防老”,减少农民自愿生育的子女数量.“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以及个人账户最低缴费标准越高,则“新农保”越能减少农民自愿生育的子女数量.因此,“新农保”的实施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     

外出务工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着重对流动因素(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资本因素中的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收入)对农民食品消费倾向、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以及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对食品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效应,对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收入对耐用品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贡献在所有收入变量对耐用品消费的贡献中比重最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对食品消费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外出务工收入对不同类型的农民消费倾向具有不同的影响。     

农民新农保参保决策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肃宁县西王村为例

从河北省肃宁县西王村新农保调查数据入手,总结了农民选择新农保参保比例较高、缴费档次偏低的特点,分析了农民选择参加新农保主要是由于新农保缴费对生活水平影响较小、缴费手续较为方便、经办服务到位和捆绑缴费政策等原因,而农民新农保选择低档次缴费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整体偏低和新农保缴费收益率和缴费档次成反比导致的,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等对策建议。     

现阶段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能有效提高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吗?———来自江苏沭阳县30镇49村的初步证据

基于江苏省沭阳县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情况与其土地流转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现阶段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商业养老保险的农民比没有参加的农民土地流转意愿更高. Logistic计量检验显示,农民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与土地流转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拐点分析进一步表明,若农民没有任何养老保险,人均年收入需要达到10万元才能突破土地流转意愿的质变点,对于现阶段普遍只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离质变点仍然有一定差距,而既参加新农保又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农民,人均年均收入仅需1600元以上就能达到较高的土地流转意愿水平.     

人力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5年吉林省进城务工人员抽样调查数据和2006年吉林省农村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和Heckman两步骤样本选择偏差方法,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中,教育回报率有所不同,在25%分位数回归中的教育回报率最大(1.89%),而中位数回归中的最小(1.40%).在外出务工时间长的组,组内收入差距大于务工时间短的组.接受其他组织培训的组,组内收入差距比接受企业培训的组大.在进行了样本选择偏差修正之后,教育回报率上升到4.55%,所以在考察农村劳动力迁移收入问题时,不能忽视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     

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差距

根据农村产业融合典型样态的考察和入户调查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对柑橘种植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融合组的户均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明显高于非融合组,且样本农户收入既存在组内不同收入来源之间明显的收入差距,也存在融合分组之间的农户收入差距;农村产业融合变量对各分位点农户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且随着分位数提高缩小了处于低端和上端农户的收入差距;农业技能培训变量在10%和25%分位上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系数差均为负,表明参加农业技能培训会显著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家庭经济人口规模的影响力不仅普遍,而且都很显著,这也证实了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对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     

对影响“新农保”政策有效性的非经济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广西4县市农村的调查数据

文章利用广西4县市农村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 探讨影响“新农保”政策有效性的非经济因素。研究发现:农民的文化水平、职业、家庭结构、养老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能影响到“新农保”政策的有效性; 不同的非经济因素对“新农保”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这一结论既利于增进对“新农保”政策的认识, 也利于寻找优化“新农保”政策的着力点。     

房价上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城镇家庭跟踪调查的研究

居民消费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房价上涨会影响城镇家庭的资产总额和资产结构,从而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本文分析发现:城镇家庭的房产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都具有财富效应,而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仅体现在非耐用品消费;样本家庭房产对于城镇家庭耐用品消费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对于城镇家庭非耐用品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占总资产比重的增加主要影响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消费;房价上涨对于打算购房的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具有明显的预算约束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财政管理问题研究——以某省会城市四个县区的改革试点为例

2009年8月,中国开始在全国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试点改革。“新农保”一是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二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地方财政需要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作为一项再分配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新农保”试行阶段已经表明其受到了贫困地区农民的欢迎,基本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这项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养老保险存在地区间的不均衡,“新农保”运行成本给地方财政造成了新的压力,“新农保”和其他涉农社保政策无法有效衔接等。为了进一步完善“新农保”政策,上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应该更充分地使用转移支付,平衡地区间差距;财政部门也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农保基金的管理;政府主管部门应着力解决好“新农保”和其他涉农社保政策的对接。     

消费者决策视角下的新农保推行影响因素分析

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以制度需求方——农民的消费决策行为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制约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农民人均可储蓄收入是农民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但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更为关键。这些非经济因素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年龄、捆绑等,它们使不同群体形成了有差异的参保决策过程;另一类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对新农保的了解和满意度等,它们通过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和预期,从而影响农民最终的参保决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增强农民参保积极性角度提出完善新农保制度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新农保”参保决策制约因素分析

本文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以制度需求方——农民的消费决策行为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制约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民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但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更为关键。这些非经济因素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年龄、捆绑等,他们使不同群体形成了有差异的参保决策过程;另一类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对新农保的了解和满意度等,他们通过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和预期,从而影响农民最终的参保决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增强农民参保积极性角度提出了完善新农保制度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研究———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学历、家庭总抚养比、认为新农保是否划算以及对新农保试点的态度对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土地面积对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将农民群体的年龄和身份类别进一步分组估计,发现不同年龄组和身份类别的农民群体参保影响因素存在着一定差异.在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农民参保意愿的政策建议.     

新农保个人筹资能力可持续性分析

［摘要］新农保个人筹资能力的可持续性关系到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采用2009年的数据，通过短期静态分析发现：从全国来看，农民个人具备新农保的筹资能力；分地区来看，除陕西省外，全国其他省份的农民都具备新农保的筹资能力；从按农民人均纯收入分组的户数比重来看，中国大约有5.60%的农户负担不起新农保个人缴费。运用ARMA模型，通过长期动态分析发现：从全国来看，只要农民的收入能实现持续增长，未来农民完全有能力承担新农保缴费。为实现新农保个人筹资的可持续性，建议明确界定“缴费困难群体”的范围，努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研究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主要是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倾向和最终消费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城乡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消费环境、城乡居民消费观念等造成的.这必然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对策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农民的养老观念与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评价

基于对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样本农民的问卷调查,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农民的养老观念与对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评价的关系。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分为两个层次,即较低层次养老保障能力和较高层次养老保障能力。农民对新农保较低层次养老保障能力的评价呈正态分布,而对新农保较高层次养老保障能力的评价呈偏态分布,即农民相对较认可新农保的较低层次养老保障能力,而不认可新农保的较高层次养老保障能力,新农保仅是有限保障。农民的养老观念对新农保不同层次养老保障能力评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农民的养老观念中影响农民对新农保较低层次养老保障能力评价的变量有社会养老观念、家庭养老观念,而影响农民对新农保较高层次养老保障能力评价的变量有机构养老观念、精神养老观念、社会贡献观念。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