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能够思维吗?——对塞尔“中文屋论证”的分析

本文以塞尔的"中文屋论证"为切入点,通过对论证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个思想实验论证的合理和不当之处。通过对实验结论的进一步分析——意向性,提出笔者对计算机能否思维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句法——语义非一致性的认知理据和语用阐释

在语言的运用中,特别是汉语,语法与语义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样性,即一种句法可以表示不同的语义,从而形成了句法、语义之间的非一致性关系.这种关系看上去超出常规,但可从认知、语用上得到解释,从而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语义导向性学习——从语义到句法

关于儿童语言习得,针对生成语法在语法的语义和语用层面上理论构建的局限,Pinker提出的语义启动(semantic bootstrapping)假设指出需要强调语言的功能层面。通过分析语义启动假设的有效性及其存在的不足,针对儿童语言习得可以提出另一种解释,即:强调语法结构功能性的同时,对认知水平和语言的交际性要格外重视。     

语义角色与句法角色

语言研究和实践都表明结构与意义是不可分离的。在语义-语法交界面上,名词短语起一定的语义作用,即充当一定句法角色(主语、宾语等)的名词短语担当各种语义角色,如施事、受事和工具等。语义角色是构建句子意义的关键因素。语义角色与句法角色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     

认知图景与句法、语义成分

句法和语义是语法的两个重要方面,研究者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语义结构决定句法结构.但是似乎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语义结构又是从哪里来的?本文以几个个案为例,试图通过认知图景来解释语义与句法的一些问题.文章认为,语义结构实际上是由认知图景决定的;但是,认知图景对丰富复杂的句子的变化形式的解释是不充分的,解释相关现象需要借助其他理论.     

对“中文屋”思想实验四个主要版本的考察

中文屋思想实验提出30年来,学界对该思想实验在批判强人工智能的有效性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特别是强人工智能的支持者往往通过转换视角,添加问题或构建新理论模型等方式试图躲避中文屋的责难。为应对各种回应,塞尔在保持中文屋论证的基本逻辑结构和要点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修改思想实验的描述形式进行一一答复,从而保证了该思想实验对强人工智能批判上的效力。借助对中文屋几个主要版本及其相关答复的考察,表明中文屋在批判强人工智能上的有效性,同时指出这种有效性并不依赖于思想实验外在描述形式的变化,而依赖于蕴含其中的论证结构和论证形式。     

“such”的句法语义考察

英语属于词类和句法成分相对应的语言。such在英语中的词类范畴属性问题向传统语法分析观点提出了挑战。传统语法分析将其分裂为限定词、代词或者副词。事实上,语义和句法标准的矛盾使得such的词类地位分析更加复杂,such的词类地位远非泾渭分明的。     

英语作格结构句法与语义考察

作格结构是一个句法和语义之间关系特殊的构式,属于英语语法模型描写的一个范畴.通过对英语作格结构语言特征简单地概述,基于其所表现的特殊语言现象,以句法和语义这两个层面为切入点,对相关具有代表性的语料进行了详细分析.解释了作格结构派生句式生成机制和动词非使役化后句式的非宾格性,并揭示了作格结构句法形式与语义表征之间存在的不一致关系.     

介词结构漂移的句法语义制约

作为附加语的介词结构自《马氏文通》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介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虽呈现出一定的漂移,但并不是任意的。研究发现,如果介词结构后面修饰的是并列的几个分句时,介词结构只能位于句首,不能处在主谓之间;如果介引对象为一个小句或者带有关系从句的名词性成分,介词结构也通常位于句首;介词结构与其核心动词一起构成动词短语,当整个动词短语受某些副词修饰时,介词结构只能位于主谓之间;当介词结构受能愿动词修饰时,介词结构也不能外移至句首;当句子中谓语动词为光杆动词时,介词结构一般放在主谓之间。在语义方面,受事主语句中的漂移介词结构通常要放在句首;谓词性结构充当句子主语时,介词结构也不能位于主谓之间;主语与介引成分有"整体-部分"语义关系时,介词结构也只能位于句首。     

存现句后续成分的句法语义分析

存现句后续成分主要有5种结构类型：兼语结构、连动结构、状心结构、紧缩结构和后置定语。不同结构类型的后续成分在语义特征、语义关系和语义指向上有差别。语义特征主要表现在存现宾语NP和存现动词上,语义特征不同,NP与存现动词和X的语义关系有差别。结构类型不同,存现宾语NP与后续成分X的语义指向也不同,有单向和多向、单指与多指之分,其中紧缩式后续成分还可能因语义指向不同而形成歧义。     

句法-语义映射理论探微——兼谈理论在汉语中的运用问题

词库理论是语法研究的核心内容,汉语动词体系和英语动词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别,需要对建立在英语语料上的理论做出适当调整,从而建立符合汉语事实的词汇语义-句法接口理论。     

古汉语“A空+N”与“N+A空”的语义与句法历时对比研究

基于CCL语料库,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时考察古汉语表量构式“A空+N”和“N+A空”的语义特征与句法功能异同。研究发现,“A空+N”构式多表“确量”,① “N+A空”构式多表“约量”;② “A空+N”构式仅作谓语、定语、补语,而“N+A空”构式可充当主、谓、宾、定、状、补,且前者多作谓语,后者首作宾语,次作定语;所遵循表量准则差异导致表量语义差异,而表量语义差异催生了不同构式和句法功能差异。     

位移介质动词的语义与论元表达

运用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理论考察汉语位移介质动词的论元表达情况,探讨位移介质动词与位移方向动词在论元表达方面的差异,可以揭示汉语部分位移动词在论元表达中表现出的语义因素,并分析出动词家族相似性的基本表现：不同语义类的动词存在着“大异小同”,同一个语义类动词的不同成员存在着“大同小异”.不同动词成员在意义上存在着相互关联,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语义网络.     

对"汉字屋论证"逻辑结构的五种诊断模式

美国哲学家J.R.塞尔(Searle)于1980年提出的"汉字屋论证"(Chinese Room Argument,以下简称为CRA)目前早已成为人工智能哲学的经典话题之一。二十七年以来,反驳CRA的学者往往致力于揭露CRA本身的形而上学前设的错误,却不太去检讨CRA本身的逻辑形式。而美国学者郝泽(Hauser)与英国学者丹普尔(Damper)虽然就CRA的逻辑形式提出了总计四种诊断模式,却都没有正确地揭示出CRA的真正错误。本文将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对于CRA逻辑结构的第五种诊断模式,并由此论证:CRA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塞尔并未根据该论证的内在要求而在"汉字屋系统"与"计算机系统"之间建立起一种恰当的同构关系来。     

英语名词非规约性句法语义的认知研究 ——基于非范畴化理论的阐释

以语言非范畴化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英语名词非规约性使用的句法语义表现,主要体现在英语名词可数性的转化、形容 词化和副词化。英语名词在非范畴化后,其在语义、句法等范畴属性上发生改变,呈现新的语法功能。作为非范畴化的工作机 制,转喻认知促成名词非规约性使用的认知处理和语义构建。非范畴化作为一种思维创新方式和认知过程,是名词非规约性 使用的内在认知动因,而追求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则是其外在的语用动机。     

"图林测验"、"中文屋论证"与心灵的本质

对心灵本质的探索一直是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中的热点问题.以"图林测验"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塞尔通过"中文屋论证"(Chinese Room Argument)对"图林测验"(Turing Test)所做的批判,紧接着对塞尔的"中文屋论证"做了进一步的反思,力图表明理解人的心智仅看重句法或者语义,都有失偏颇,关键要把句法和语义结合起来,才可能是研究心灵的一条新道路.     

致使运动事件"把"字句构式的句法语义

无论是英语致使运动事件构式,还是表达致使运动事件的汉语"把"字句,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寄寓在这些构式中的运动事件是因为构式各构成成分的协同作用才具有语言上的实现.为了分析"把"字的构式意义,本文选择了有界和有定这两个重要的句法语义范畴,比较了表达运动事件的"把"字句与对应的英语表达,发现"把"字句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有界显性和有定显性,这个结果可以视为汉语属于限界语言的一个证明.     

句法、语义、语用之间的互参互动关系

语法结构是一个多层面整体系统,系统的内部成分以及不同平面之间构成互参互动的制约和对应关系.一定的句法形式总是对应于一定的语法意义和语用特征,反之亦然.句法、语义和语用任何一个平面中的现象,在其他平面都有相对应的表现形式.     

状语同相关成分的句法语义关系

在汉语的句法语义关系中，一种是状语同谓词中心语句法与语义相一致的情形；另一种是状语语义指向主语、宾语及状语语义的双指向等情形，这表明状语具有多功能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