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政的价值取向

以效率为中心目标的传统公共行政学 ,忽视了公共行政的价值层面 ,并引起了一系列问题。随着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 ,民主行政便有了存在的基础。在西方 ,倡导民主制行政范式的主要实践背景是民主模式的转变———即由保护型民主转向治理型民主。在我国提倡民主行政 ,实际上是在党政不分情况下的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 ,也是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民主行政的具体价值向度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利益表达上的平等性 ,二是为实现表达的利益而扩大参与。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对非法证据概念进行梳理,阐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了刑事诉讼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博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论是理论上的争议,还是实务中的操作,在社会上都引起极大的关注,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促进司法公正、体现法治尊严方面,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民主行政视角下政府决策的核心价值取向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民主行政发展步伐的加快，以人为本已成为我国政府决策的核心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政府决策价值取向包含公共性、服务性、公平性、公开性、责任性等要素。     

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

公平是合理分配利益的规则,意味着不偏不倚,没有偏私。正义是判断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和符合道义的标准和尺度。当前实现公平正义首先需要对三种错误观念进行反思,即：“原始积累不可避免”,“国家财力不足”,“重视公平正义便会妨碍效率”;其次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事前、事后和调剂规则;最后要在基本制度安排、具体政策设定和人民群众认可三个纬度上落实社会公平正义。     

中西方协商民主之价值取向比较

协商民主代表着新的理论变化和实践方向.在我国,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西方,面对棘手的现实问题以及自由主义民主的弊病,西方亦提出了协商民主.然中西方协商民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且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尤为明显——西方偏重于个人主义,我国则偏重于集体（整体）主义.这种价值取向差异既体现着中西方协商民主的不同性质,也影响着中西方协商民主的不同实践.     

正义与科学--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

正义与科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从制度层面来看,政治文明要求制度的设计和安排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充分体现政治公平和政治正确;从政治运作层面来看,政治文明要求政治发展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并通过法治实现政治的正义性与科学性。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原则,则是其价值取向的生动体现。     

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价值取向与规则完善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公司制度实现实质性价值公平的重要体现,该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在于维护而非全面否认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同时保护股东、公司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该制度的法律规则体系是由法律和司法解释确立起来的,相关规则层面上的法律漏洞应当得到完善。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应重视一些行之有效的约束规则,如公司人格混同类型的量化规则、举证责任的分离规则、制度适用的要件规则等,通过法律的修改或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上述规则法定化,为维护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的立法目的提供制度支撑。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与制度选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战略举措,是党带领广大人民践行协商民主的标志性成果。从价值取向角度看,我国协商民主制度选择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现实价值定位,根本目的在于充分保障人民的当家做主权利。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要立足于现有政治框架,从法制化、系统化、机制化角度,切实深入推进。     

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率

在公共权力研究中,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理论层面,关注的是公共行政学产生至今公共权力运作中价值取向的选择;第二是实践层面,关注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权力运作中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对公平与效率及其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率,这二者是动态平衡的.     

转型期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率之统一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根本在于价值选择,公平与效率是公共政策价值选择面临的两难问题。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需要适时作出调整。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乃是社会转型期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最佳选择。公平与效率二者之间可否统一,转型期公共政策价值取向能否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优化组合,从而达成二者之间的统一,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改革中面临的一个实践问题。     

公平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

人类美好的社会制度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制度自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和强大优势所在。公平正义是所有社会制度的生命,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它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构的始终。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和维护是制度自信的根源,不断完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对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法治实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含义极其丰富、见仁见智的政治哲学概念,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则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统一性等特质,因而以法治的方式规定并实现公平正义,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普遍选择。当前我国社会一方面存在种种不公现象,另一方面也出现滥用公平正义概念寻求不正当利益的现象,这就需要把对公平正义的不同认识及其诉求尽可能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法治方式、途径和程序实现公平正义。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自觉守法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和基本途径。     

民主与法治的价值内涵

民主与法治在现代社会具有许多重要的价值,比如能使社会生活和谐有序、能有效地约束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等等。     

公平正义:现代化的价值诉求与实践要求

资产阶级开拓了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但资本主义在创造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其内在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决定了现代化对公平正义价值诉求的缺失。因此,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时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上,更要表现在对公平正义的实现上,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进行制度改革,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觉地推动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平等优位于自由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问题的凸显,决定了当代中国必须构建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是民主、自由、和谐等价值实现的社会根基。构建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的基本方略是：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服务型政府,提升政策的公共性;培育公民文化,发挥公共媒体和知识分子在多元利益表达中的积极作用;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推行针对弱势群体的＂差别化＂的教育政策;明晰权力与市场的边界,限制市场垄断,塑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拓宽社会保障范围,建立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动弱势群体的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弱势群体的利益博弈能力。     

追求阶层正义:中国道路的终极价值取向

在当代中国权力、资本、劳动三大社会阶层的利益博弈过程中,要避免权力阶层资本化和资本阶层权力化,二者在既得利益上结成同盟,对劳动阶层的利益肆意侵占,就必须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伦理原则,有效制衡权贵资本的作用,保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权责一致、公平流动和国家、市场、社会的动态平衡。惟其如此,才能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王夫之义利观的价值取向

义利问题即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也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伦理思想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道德与物质利益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二是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谁更具有优先性问题。王夫之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般地否定道义论,而是在肯定义重于利的前提下,力图对义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即肯定每个人追求其合理的私人利益的正当性,扬弃宋明道学家所宣扬的“公利”中的实质上的专制君主一家一姓的私利的虚幻性。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分辨合理的“自利”与损人利己的自私自利,反对“攻取相役”“成乎惨害”的极端利己主义,从而在学理上弥补了晚明以“人必有私”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不足。王夫之的义利观更注重对传统道义论的诠释与改造。     

纠纷多元化解的价值目标:和谐包容正义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确立了"全面先行调解"和"司法最终解决"的"双中心"纠纷解决机制,引发纠纷解决价值目标是"和谐还是正义"的思考.其实,植根于中国"无讼"传统的和谐价值有着巨大的包容性,与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正义并不存在冲突,不但与之兼容,而且高于正义,并可以对正义进行范导和适当构建.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之价值目标可概括为"和谐包容正义".由此,在制度安排上,以和谐为价值目标的调解程序"全面""优先于"以正义为价值目标的司法程序,同时,和谐又指引司法裁判"合法"也"合情理",防止司法裁判与社会情理严重背离.